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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ch 2024 Patreon round-up: EXCLUSIVE - May December + ADVANCE - TWIN PEAKS Character Series entry - Although as you read this the ceremony is now several weeks in the past,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ve just watched the Academy Awards last night. Thoug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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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31, 2010

赳赳民国 (试发表)

新周刊》访谈:赳赳民国 (试发表)
非文学 创作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49年后,尤其是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1949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1949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1950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
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1978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
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1992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1949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


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

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中宣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
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


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
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文革,顾不上,不然天安门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
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


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

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

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


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

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
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了。
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


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文革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
                   


2010年7月28日写在北京

Monday, August 23, 2010

《雷峰塔》和《易经》

導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淺水灣飯店的對話。何等扭曲的關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引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籠。要讓讀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Tuesday, August 3, 2010

陳雲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2010年8月3日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

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文化評論人

Sunday, August 1, 2010

文化專題 李卓賢 關於傳說的「劉以鬯年」 我們可以討論更多……

2010年8月2日

近期劉老忽然「活躍」,不禁有人笑言今年是「劉以鬯年」,那事前可有什麼軌迹可追尋?最明顯的例子是去年作家金庸加入中國作協,除了大作家前後立場差異引起爭議,文學圈內也有些許倡議,指出其實除了武俠小說名家,劉以鬯更能代表香港作家。另一方面,藝發局去年推出藝術發展獎終身成就獎,有不少作家推薦劉以鬯,似乎希望透過實際的行動,去肯定這位文學耆宿的地位。

劉以鬯在中港文學圈久享盛名,但說不定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鬯字怎樣讀或者有什麼意思還未弄清楚,但經過今年文化、學術以至官方機構誠意呈獻多項活動,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作家理應更為人所悉。如果我們把這些活動綜合起來觀察,其實可以看到不少近年香港文學與文化政策的現象,當中既有嚴肅看待之,也有哭笑不得之,值得同道人以至文化政策者及推廣者參考。

其實多年以來劉以鬯也是香港文學研究者或愛好者的必讀之選,小思和也斯為首的研究者多年默默耕耘,在劉以鬯研究方面做過不少工作,然而近期劉老忽然「活躍」,不禁有人笑言今年是「劉以鬯年」,那事前可有什麼軌迹可追尋?最明顯的例子是去年作家金庸加入中國作協,除了大作家前後立場差異引起爭議,文學圈內也有些許倡議,指出其實除了武俠小說名家,劉以鬯更能代表香港作家(當然劉老意願則是另話)。另一方面,藝發局去年推出藝術發展獎終身成就獎,有不少作家推薦劉以鬯,似乎希望透過實際的行動,去肯定這位文學耆宿的地位。可是最終決定有評審機構的考慮,但對文學界有欠交代早成事實。

學術的主動?官方的回應?

在種種氣氛之下,公開大學電影課程最先回應劉以鬯的潮流。去年11月,該校與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舉辦「劉以鬯與現代主義」的研討會,並頒授了「人文社會科學院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課程」榮譽教授銜予劉老,除了肯定作家對香港文學超過半個世紀的貢獻,也因為劉以鬯的作品對香港文學改篇為視像作品──例如九十年代的「小說家族」以及《花樣年華》、《2046》和《酒徒》的關係──在本地的文學與電影的教育上做了先行的示範,順帶一提影評人黃國兆最近拍完電影《酒徒》,由張國柱和溫碧霞主演,不久以後的公演將確立了劉以鬯作品跨文本的價值。或者是再後知後覺也會發覺,香港書展舉辦了具規模的「文藝廊」,回應了文學界的聲音,由小思提供部分珍藏資料,加上劉以鬯本人提供藏品,再由研究人員加以整理,展出了舊報紙、書信、手稿、模型等,並附有數場由葉輝、東瑞等香港作家主講的講座。此外,香港公共圖書館也在6、7月舉辦「香港文學節」,在香港文學資料室找出了劉老的手稿、照片,還有對倒的郵票,邀來陳德錦博士、黃仲鳴博士和潘國靈辦兩三場講座從旁響應。這些大小活動除了回顧了劉以鬯對香港文學的貢獻,還能從作品與作者自述之外提供更多剖面的參考。附帶一提,書展前後公開大學研討會文集《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和劉老新書《甘榜》的出版,種種設置福至心靈的配合,是近年官方活動少有響應了文學圈聲音的配合。

好好文藝廊:左右展覽難

伴隨而來我們會問的是,東西做出來了,但別人接收了沒有?好比棒球賽裏面松坂大輔做出漂亮的投球,如果沒有精明的捕手,球再漂亮也是壞球。今年書展的文藝廊做了不少工夫,不流於往年「展古董」與「博覽」的單調,在所謂的「足迹」上花了些心思,好似展出劉以鬯前往新加坡的機票、啟發小說《打錯了》的剪報與原稿對照,還有報館任命與辭退的信件,比起刻板的文字更令讀者對作家的經歷印象深刻。有些講座如主辦方在7月23日的文藝廊開幕酒會,邀請了新加坡作家謝克到來與劉老會面,談到劉以鬯在新加坡幾年間的足迹之餘,亦與讀者分享了在香港找不到的當時當地的剪報,有研究者表示,這次的講座甚有意義,填補了劉以鬯研究中關於新加坡的一段空白。可惜的是文藝廊安排的入口隱蔽,位於會展舊翼,大多參觀展覽人士購票後都逕自進入銷書場而未有使用就近入口,又或者直接前往會議廳聽講座而忽略左側的通道,記者有天為了參觀文藝廊,由Hall 3花了十多分鐘才找到展場,劉老的展覽雖然對着正門,所謂的人氣很多時只有兩位叉手侍立的警衞,讓人聯想到輕鬆版的英國皇家禁衞兵。有可能劉以鬯與其他作家的手稿珍貴,放在會展舊翼較易做管理與人流安排,然而該處人流冷清又顯得顧此失彼,如果顧慮到會展空間的問題,其實貿發局主辦文藝廊展覽時,可考慮租用附近商場空間,像近年信和藝術多善用的中環廣場大堂,該處為進入會展的主要通道,如在那裏成功舉辦書展展覽活動,除了讓更多人接觸珍貴展品,也可以更有彈性地安排展期,專題展覽不用隨着書展結束,不費作家與研究者準備多時的心血。如有天書展做到「走出會展」的第一步,將會是對公共圖書館那些「維園阿伯冷氣房」的講座展覽做出一次良好的示範。

推廣:同志仍須努力

這關係到近年不少文學研究者和作家念茲在茲的訊息:做了研究寫了作品,好像都無法準確傳達到讀者與大眾。記者在月初出席了《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的座談會,在座的作家與研究者努力地講解了新書出版的緣起與意義:有希望讀者更關心「嚴肅文學」的作家,有努力宣揚電影與文學研究的重要,有談及作家五六十年代劉以鬯作品對本土意識的意義,有旁及作家作品翻譯的現象,有討論作品如何回應社會、商品與新小說,在場近百位聽眾聚精會神都很有心,但最後只有讀文學的學生明白講座內容,其他普通讀者都與講者欠缺互動,比方說有讀者要在現場的劉老為《對倒》(甚至錯說了「倒對」)結尾意象解話,也有讀者希望老作家自解創作手法與寫作心得,與記者多年前參與文學活動聽到讀者向作家提問「如何成為作家」、「怎樣才可以吸引編輯」之類提問不相伯仲,加上不同講座情況大同小異,令人質疑今天的推廣方式是否「永劫回歸」地面對如斯尷尬狀況。

除了如也斯所說香港需要更多的書評來推動閱讀,有關劉以鬯作品作為文學與電影破框的例子,正如當天一位觀眾談及戲劇改篇,能否延伸出更廣泛的文學推廣/再創作方向?早幾年漫畫家江記與智海做過「漫畫騎劫文學」的實驗,近年董啟章又把幾部力作改篇成舞台作品,已走出一條不錯的道路,更異想天開的,香港文學工作者不妨參照香港電台「8花齊放」的創作模式,把劉老以至其他作家的文學作品改篇為動畫,以「文學展演」的方式,把研究成果與經驗轉化成更為動態的推廣路線,再讓讀者再回到閱讀本身?當然「講容易,做困難」,困難在於純文學或嚴肅的研究欠缺市場價值,在媒體平台發揮空間不大,研究者也有自身的立場局限。回想十年前都有「小說家族」和「寫意空間」,現在幾近絕迹,今天就算有所謂的電台電視文化節目或者讀書雜誌,都忙於推廣「友好關係」的閱讀,都沒興趣理會這些「閒事」。

無論由書評以至文學節目,都關係到現今文學推廣平台的空間。記得7月24日作家葉輝與東瑞在文藝廊的劉以鬯講座裏,都認為劉老無論作為作家於報紙寫專欄和連載小說,又或者作為編輯對年輕作家的提攜與包容,都代表一個包容文化文學、連載小說與長篇幅作品的老好日子,而那老好日子已經遠去了。今天重提劉老,在記者的體驗看來,卻可謂拿出了一面照妖鏡。

文學照妖:參加多點文學活動?

在這個「劉以鬯年」,他一照香港編採人員就算質素不差,也幾乎不懂文學,把劉以鬯寫成劉以昆也就不贅了,在最近一次的講座裏,先後有記者問劉以鬯「你怎樣看那麼多人研究自己的作品」和「你知不知道今年書展選你為文藝廊作家,有什麼感受?」,前一個發問者使在場講者不禁嘀咕「香港其實不多人做劉以鬯研究」,而在旁人看來此類問題令人摸不着頭腦,後一個發問者則完全沒做功課,喂小姐,一個作家不知道文藝廊展覽,又怎會借出展品?難得老人家又答得圓滑:在這個年紀得到認同感到鼓舞。大型活動伴之而來就是蜂擁的訪問,難得有香港記者懂文學,卻為了報刊方針問了不少關於風流的尷尬問題。倒是據說有中國內地記者訪問劉以鬯,得小思老師在場給予指引,令劉老談及不少和內地作家有關的往事,讓內地記者寫了有意思的訪問。

照妖鏡二也照推廣人員欠處理文學課題經驗,記者早前收到官方活動傳來劉以鬯活動宣傳稿,活動期間拿來一看暗叫糟糕,上面除了把劉老1951年在港編《星島周報》和《西點》的工作誤會為在新加坡的工作(劉以鬯1952年才到新加坡),也因為照搬網上訪談的內容,而把劉老編輯《香港時報.淺水灣》、《星島晚報.大會堂》、《快報.快活林》都當作是1948至1951年間的事,最令人失笑的是文稿方面指劉以鬯1985年「重回」香港辦《香港文學》「培育了也斯(梁秉鈞)等多位香港作家」,其實劉以鬯1957年已回港,數十年來先後編輯「淺水灣」、「大會堂」等副刊,與也斯結緣則是於六十年代,而非編《香港文學》的八十年代。據記者觀察,撰稿者都是從維基百科等網上簡略年表中剪貼而忙中出錯,的確有些內地媒體已錯用資料了。推廣與編採人員不諳文學亦無可厚非,但這代表了今天就算他們在做香港文學活動,也沒有真正把文學看在眼裏。如果他們真的關心香港文學與劉以鬯,不怕做多錯多,不妨從今天開始找本書讀讀,參加一下每星期每月的文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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