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首書堆六十年

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裡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Ｏ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裡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裡，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裡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裡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Ｏ至九Ｏ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Ｏ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Ｏ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Ｏ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Ｏ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Ｏ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裡，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Ｏ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裡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着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