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岑光樾─香港官立漢文中學的翰林教師（1）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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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葉之後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廣東一地人才輩出。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固然是不世而出的人傑；即使傳統上由江南士子雄霸的科場，至晚清時已不乏廣東才子考取功名，順德岑光樾即其中一人。
岑光樾出身書香世家，其父岑雯曾師事廣東大儒陳澧，可惜一直與功名無緣，只好於鄉間設帳授徒。岑光樾幼承庭訓，自小即勤習詩書，轉益多師；年長後受業於廣東名儒簡朝亮，於讀書草堂進修經史詞章，學問日益進步。岑光樾後來投身科場，順利過關斬將，並趕上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以殿試二甲進士出身，成為順德同鄉之中最後一位翰林。
岑光樾與末代榜眼朱汝珍份屬同年，並同時於1906年往日本法政大學修學。兩年後畢業回國，先後出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實錄館協修等閒職。未幾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岑光樾生不逢時，未曾有所作為已經晉身遺老之列，其時不過三十五歲而已。
民國建元之後，岑光樾南下廣東番禺，途經羅浮山問道於前輩遺老陳伯陶。此時岑光樾一心歸隱，於是自號圓靜道人，又號鶴禪，以示甘為閒雲野鶴之意。自此之後十餘年間，岑光樾果然蟄居里閭，每日以課子為業。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岑光樾在鄉間隱居了十多年後，於1925年應昔日同僚賴際熙的邀請，到香港成達書院講授中文和國學，自此展開在香港長達三十多年的教育事業。次年香港政府成立官立漢文中學，岑光樾轉聘為該校國文教師，並兼任漢文師範日夜校講席，以翰林的高才俯首為香港學生句讀儒家經典。當年香港政府開辦的中文教育，師資水平之高可謂空前絕後。
岑光樾在官立漢文中學任教至1938年退休，隨即轉任西南中學文史教席。在港十多年間，岑光樾經常參與學海書樓、正聲吟社等文化活動，不愁寂寞。日治後期，岑光樾回鄉避禍，並設成達學校，一時四方子弟聞風而至不知凡許。戰後香港人口激增，原有學校不足以應付局面。1947年，岑光樾應香港友好力邀回港，於灣仔軒尼詩道創辦成達中學及附屬小學，次年增設分校。岑光樾老當益壯，以七十一歲高齡自任校長，確實做到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岑光樾才高學博，難得長期屈處香江而不以為辱。其書法端莊秀麗，行楷師法趙孟頫而兼有唐人風格，又擅寫擘窠大字，於是不時為人邀作招牌對聯，甚享盛名。1960年夏天，成達中學停辦，不久岑光樾病逝，享年八十六歲，德壽兼修。

朱汝珍─經世致用的末代榜眼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朱汝珍─經世致用的末代榜眼(1)

201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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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當年聘任的前清翰林，盡皆飽學之士，惟際遇則各有不同。其中朱汝珍太史以歐體書法為香港各界題署招牌對聯，大受歡迎，深入民心。朱汝珍是廣東清遠人，出身書香世家，自小即聰敏過人，才藝俱冠絕同儕。其父朱猷章曾任知府，可惜身故後家道無以為繼，朱汝珍幸得親戚襄助，始能入學應考，稍長之後入廣雅書院專攻經史之學。其後屢試皆中，以七品京官出身任事。在朝期間，各部堂官司員共試以定升遷，朱汝珍三試皆名列第一。1904年，朱汝珍考中光緒甲辰恩科第一甲第二名，成為末代榜眼。時人有謂朱汝珍取功名如拾芥，確實名不虛傳。朱汝珍曾任光祿大夫、南書房行走、翰林院編修等職；所為無非義理詞章之類傳統學問。清廷醞釀憲政期間，朱汝珍奉派往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作為將來修法之用。朱汝珍不負所望，以最優等成績學成回國，隨即就任京師法學堂教授，並參與纂修「民法」。他遍考各國律例，最終認為「民法」之中「親族」與「承繼」兩篇不宜參照外國法律，必須以中國傳統禮俗為藍本。此議一出，迅即為修律大臣認許。
朱汝珍自此專注法律，並著手纂修中國第一部現代「商業法」。
 

劉智鵬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朱汝珍從傳統科場出身，在日本修讀法學之後，搖身一變為略帶現代面貌的律政官僚，為晚清憲政的開展做好草擬法例的準備。宣統元年，朱汝珍為了擬定「商業法」，奉派往中國各地商埠調查現代商業操作習慣，提交長達數十萬言的調查報告。其後又以各國法律作比較研究，寫成文章共十卷，呈交朝廷參考。

次年，清朝舉辦第一次法官招聘考試，朱汝珍以其對法律的深厚認識被委派往貴州出任主考。
按照朱汝珍在法律工作方面的表現，他大有可能以此為終南捷徑，在官場上大展鴻圖。可惜清朝至此氣數已盡，朱汝珍半生努力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民國建立之後，朱汝珍誓死效忠清朝，於是棄官從商，離開京師前往天津經營印刷業務。1929年，朱汝珍南下香港，重回經史文詞的世界。
1931年，朱汝珍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聘請，曾經短暫出任哲學及文詞兩科教習。翌年復應孔教學院邀請，出任院長兼附屬中學校長。幾年後孔教學院計劃擴建分校，朱汝珍不惜遠赴南洋，於彼邦各埠演說孔門之學達二十餘次，終於籌得建校所需經費。朱汝珍此次遠行宣揚孔學，香港社會各界視之為文化盛事，不少報章更專門報道南遊行蹤；朱氏在香港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
 

朱汝珍在香港不愁寂寞，除了肩負宣揚孔門的重任，又參與學海書樓、正聲吟社、千春詩社等文化活動。另外，他又出任香港清遠公會會長，致力為旅港清遠僑胞謀福祉。1932年，溥儀於東北建立政權，朱汝珍以曾任溥儀老師之故而為偽滿朝廷青睞。朱汝珍雖然是清朝遺臣，但面對民族存亡的重大關節，卻毫不猶疑，謝絕偽滿的邀請。
事實上朱汝珍在香港一直關心國事的發展。1939年朱氏伉儷七十雙壽，本港紳商學各界團體準備大排筵席，為朱氏賀壽。惟朱汝珍以國難當前，決意將筵席費用一部分撥交中央救濟委員會以賑濟難民，另一部分則撥助清遠醫院建築費用。1941年12月，日本侵佔香港，朱汝珍與同鄉合力組成歸鄉指導委員會，又發動清遠同鄉會籌集藥品，協助同鄉疏散返回內地。次年朱汝珍拒絕與在港日治政府合作而避居北京，不久在京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朱汝珍生逢亂世，大好學問而壯志未酬；難得處江湖之遠仍抱兼濟天下之心。朱汝珍存世著述有《詞林輯略》、《清遠縣志》、《陽山縣志》等；其館閣體墨寶則遍傳香江，其著者見於孔聖講堂、保良局、東華醫院、黃大仙祠等。市民今日瞻仰朱汝珍遺墨，應更想見其為人。

溫肅─忠貞不貳的前清遺老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溫肅─忠貞不貳的前清遺老

201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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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南來遺老之中，以太史溫肅對清廷的眷念最為深切。
溫肅是廣東順德人，出身書香世家；其父為同治進士，曾經做過戶部主事。溫肅幼承庭訓，年少即熟讀四書五經；二十五歲中舉人，二十六歲中進士。溫肅及第後於進士館修業期間，對西學頗為反感，日夕以舊籍古典自娛。學成後先後派往翰林院、國史館及實錄館任官。其後於都察院任職御史期間，溫肅於一年內上疏數十道力陳時弊，欲救清廷於狂瀾；其中對新政及革命二事攻擊最為痛切。可惜一年後武昌起義成功，溥儀遜位，清廷覆亡。民國建元之際，溫肅誓不言敗，仍以朝廷命官身份效力局限於故宮之內的清王室。此後數年，溫肅往來南北各省，游說軍閥趙爾巽、張勳、陸榮廷等復辟。其後張勳果然復辟，並召溫肅入京出任都察院副都御使一職。張勳失敗後，溫肅曾回鄉退隱，潛心著述。未幾溥儀重召溫肅入值「南書房」，此後幾年君臣相對，是溫肅一生中極盡榮寵的日子。然而好景不常，溥儀萬金散盡後無以為繼，只好遣散溫肅等侍臣。
1929年春，溫肅為謀生計，應香港大學之邀出任先秦哲學講席。1932年溥儀建立偽滿政權，溫肅即辭教職，趕赴長春再續君臣未了之緣。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陳伯陶──寓居九龍城的前清探花(1)

2011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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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香江的前清遺老之中，以陳伯陶生平事跡最富色彩。
陳伯陶是廣東東莞人。他在光緒元年考中秀才，五年後再中解元，最後在光緒十八年中進士，並於殿試考取探花及第。陳伯陶的出身完全符合傳統官場進路的規格，於是按例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武英殿協修，國史館協修和總纂等文職。光緒二十一年，陳伯陶外派往雲南、貴州、山東出任鄉試副考官。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陳伯陶攜眷返回東莞安頓妥當後，隨即趕赴西安追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辛丑條約》簽訂後，陳伯陶跟隨光緒皇帝回京，並入值南書房，充當皇帝的近身文學侍從。南書房行走雖無實務，但一直是清代文官嚮往的榮譽；事實上陳伯陶後來亦非常緬懷這段在皇帝身邊的歲月。光緒三十二年，陳伯陶外調江寧提學使，開始走上教育官僚的道路。他曾經到日本考察教育發展，回國後在南京推廣實業高等學堂。他創辦了方言學堂和暨南學堂；前者是外語學校，後者是華僑學校，亦即暨南大學的前身。光緒三十四年，陳伯陶遷任江寧布政使；可惜就在仕途日隆之際，光緒皇帝遽然去世。陳伯陶受此打擊，復見政局日漸緊張，遂於宣統二年棄官回歸東莞。

劉智鵬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宣統三年，亦即辛亥革命爆發的同年，陳伯陶出任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武昌起義後，廣東變天，革命軍一度包圍東莞陳宅，陳伯陶於是攜眷逃往香港紅磡暫避。未幾宣統遜位，陳伯陶遂遷往九龍城，打算以此地為長居之所，並以秦朝東陵侯召平於秦亡後種瓜自給的典故，署其小樓名為「瓜廬」，以示效忠清廷，不事二朝。
陳伯陶來港後不剪辮，不易服，以前清遺老面目示人；又自號九龍真逸，決心以隱逸度其餘生。其間龍濟光入主廣東，曾力邀陳伯陶出山佐政；又以設廣東省志局為名，請其主持修志。陳伯陶始終不為所動，堅拒不就；反而應東莞同鄉葉湘南之邀，就地於九龍設局纂修《東莞縣志》。六年後志書98卷修成，另附《沙田志》4卷，全書洋洋130餘萬字，於時堪稱巨著。
《東莞縣志》是陳伯陶的專業製作，頗得學界好評。他又著手編纂宋元以來廣東遺民傳記資料，寫成《勝朝粵東遺民錄》、《宋東莞遺民錄》、《元廣東遺民錄》、《明東莞三忠傳》等書，以寄寓其思念前朝之情。
1922年溥儀大婚，陳伯陶攜一萬元巨款入京祝賀，以盡為臣之禮。陳伯陶去國多年後重回昔日入值的南書房，感慨萬分，不勝唏噓。 陳伯陶隱居的九龍城，曾經是南宋末二帝的棲身之所。此地有宋王台及侯王廟兩處遺址；前者為紀念二帝而設，後者則來歷不詳。此段亡國史事不但惹起陳伯陶的遺民思緒，更引起其尋根探柢的興趣，最後考訂侯王乃宋末楊淑妃親弟楊亮節。未幾港府計劃收回宋王台遺址轉售，事件為一眾遺老上書陳情勸止；結果港府不但撤回計劃，更容許遺老於宋王台之上修建石垣以為屏護。風波平息後，陳伯陶特此撰寫〈九龍宋王台新築石垣記〉一文，以表慶賀。陳伯陶不時邀約遺民雅士，聚集其上酬唱互答，以寄故國之思。陳伯陶一生埋首經籍，著述甚豐。來港之前曾經參與纂修《清史稿》〈儒林〉和〈文苑〉兩傳；在港所著除前述方志及遺民傳記之外，尚有《瓜廬文剩》、 《瓜廬詩剩》、《孝經說》、《袁督師遺稿》、《東江考》等多種。另外，陳伯陶亦不忘薪傳後代，與一眾遺老於學海書樓設壇講學，光大孔門事業。1929年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落成，陳伯陶親題對聯以示誌慶。其聯云：「遵海而來杯渡情依中國土，高山仰止韓公名重異邦人」，對金文泰來港主政頗有讚許之意。次年8月，陳伯陶卒於寓所；溥儀聞訊後賜予謚號「文良」，為遺老一生畫上圓滿句號。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區大典─香港第一代國學大師(1)

2011年12月01日

流寓香江的前清遺老之中，區大典與賴際熙同時受聘於香港大學，對國學在香港的傳播有承先啟後的貢獻。區大典是廣東南海人，1903年與賴際熙同科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中憲大夫等職。民國建立之後，他與一眾原籍廣東的前清翰林移居香港，不問政治，專注翰墨。
1912年香港大學設「中國經典和歷史」選修課，區大典與賴際熙受聘主講，開香港高階國學課程之始。區大典為學博大精微，不拘一家；出入經史，旁及兵學地理，堪稱通儒。舊學之中，區大典尤好韓愈、歐陽修古文及周敦頤、二程學說；就學以來浸淫其中多年，卓然成家。然其為人不但好學，亦不忘惠及四方子弟，頗有傳統師儒誨人不倦的風範，是以香港各大學府書院爭相羅致設壇以為榮。區大典來者不拒，先後執教學校達數十所之多；除香港大學之外，其中著者有官立漢文男女子師範學堂，培育早年國文師資，功不可沒。1927年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開辦中文學位課程，區大典受聘為專任講師，與賴際熙分別講授經學史學。另外，區大典亦於學海書樓主講經學，並於晚年自辦尊經學校於薄扶林道。他親自主講經學，其子弟則分班授課，一時慕名者聞風而至，蔚成文化清流。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區大典在香港殖民地講授經學，居然知音處處，桃李滿門。他講課不帶書本，凡經典原文以至朱子集註皆能倒背如流，不失翰林身份。區大典在港寄居數年後名聲日隆，於是嘗試創辦《平民報》向社會推廣國學，並以送贈區氏經學講義為招徠，藉此吸引讀者長期訂閱報紙。可惜不久爆發「五四運動」，香港社會受新文化思潮衝擊，青年學生大多棄舊好新，報紙銷路每日僅得百餘份。報社勉強維持數月後即告結業。
區大典於港大任教數年之後，發起成立港大中文學會，旨在交流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課題。區大典親自擔任會長，馮平山哲嗣馮秉芬則任主席。中文學會成立之初，曾邀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到來演講「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化上之地位和價值」，聽者多達千人，盛況空前。1937年，區大典辭任港大教席，結束老師宿儒於西式學府宏揚舊學的局面。
區大典學藝兼修，書法亦稱譽士林。其楷書秀勁峭拔，有柳體法度；行書則清秀靈動，頗見翰林風範。其平生著述有《孟子通義》和《老子講義》；晚年專注易學，以畢生所學撰著《易經講義》一書，可惜未竟全功而身故。綜觀香港開埠百年，提倡國學而澤被於世者，區大典實為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