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 好想彈鋼琴 李綺年

「莊 子總是教我們用不同的角度看物事，相反的角度，逆向的角度，不要偏執成見。試想想，生長一季的夏蟲，如何明白冰雪是什麼。這是夏蟲沒有辦法的事，但牠至少 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其他角度的可能，不要死抱夏蟲之見去判斷另一個季節的物事。二千多年來，我們人類社會，仍然犯着夏蟲的毛病……。

有時，莊子連自己也成為故事的主人翁，最著名的是他一次做夢，夢見蝴蝶，……

我縫的莊子在睡覺時夢見蝴蝶了吧。」

《縫熊志》，頁30-31

西 西最近出了一本童趣而富知識的書，裏面很多照片，都是她親手縫製的小熊，有些穿戴上中國不同朝代的服飾，扮演着歷代名人的角色；有些是西洋人物，如美女與 野獸、阿拉伯的勞倫斯與中東女子、凱撒大帝與埃及女王等等，加上西西的文字書寫，補白服飾熊、化妝舞會熊的故事，令成人小孩，都會看得舒服開心。

筆者走訪了一趟西西。由何福仁先生領引下，和攝影記者走進土瓜灣一幢舊樓，心情忐忑地來到西西住處的門口。

事 前有喜愛西西作品的年輕同事得悉筆者將去訪問西西，露出驚訝的表情，說西西一直很低調，甚少接受訪問，你為什麼可以約到她？我說是朋友介紹的。不過，也真 巧合，在毫無預兆會訪問西西前兩周左右，剛好有位同事要寫一篇講膠袋稅的文章，我立刻推薦他看收錄在《西西卷》內的一個短篇小說《宇宙奇趣補遺》，裏面寫 當年因宣傳清潔運動而製造的垃圾蟲，由垃圾蟲寫到垃圾現象，有以下一大段描寫：

關懷現實視野廣闊

「肥土鎮的垃圾，每天有五百五十公噸運到垃圾堆填區去。這批垃圾，為什麼沒送到垃圾焚化爐去呢？絕不是焚化爐少，也不是來不及焚化，而是這些垃圾，燒不掉，焚不化。垃圾中頑固強勁的物質，絕大多數是塑膠。

肥土鎮的市民還不警醒。人們多逍遙呀。市場上那些買魚買肉的家庭主婦，一個個手挽粉紅色塑料背心袋；從超級市場出來的男女老幼，全都拿個花花綠綠的塑料袋。醫務所的藥丸，放在膠料小袋子裏；小學生的課本，用塑料膜包好；摩登的女子，穿起塑料的涼鞋。

塑料已泛濫成災。成噸成噸的塑料垃圾無法焚毀，只能送往堆填區，埋在地下。即使埋在地下它們也不易溶解，難以腐爛，長年累月，它們不斷吞嚙大地的厚土。終於有一天，人類發現他們生存的地球變成一層密封的屍衣。」

寫 濫用膠袋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影響真是清楚不過了。而這篇小說寫在二十一年前，這二十一年，我們給堆填區又添送了多少膠袋呢？！西西的先知聲音，在本城的回 響如此寂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太低調的緣故。這些年來，一般市民使用膠袋依舊逍遙，我們的管治者更似無知無覺，只是近年地球暖化明顯了，在環團的聲音日 響之下，才多了點宣傳愛護環境的訊息和終於訂立膠袋稅。環顧周邊國家，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環保教育早已大步走前。

西西不只關心環境。不久前上演的那套日本電影《禮儀師之奏鳴曲》，又令我想起《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寫一個替死者化妝的女子的故事，是她二十七年前的一個短篇小說。這篇小說曾在台灣獲獎，香港的文學圈外，甚少人聽聞。

閱 讀西西的作品，我們會感受到何福仁於多年前對西西小說的評價「關懷現實，視野廣闊」，若然讀者接收到她的訊息，對人對事也許少點偏見成見；何福仁接着寫 「她的新詩，愛用童話手法，啟迪遐思，天真中寓有嚴肅」。筆者覺得，由七十年代的《我城》開始，直至去年她在台灣出版的《我的喬治亞》，以及剛在香港推出 的《縫熊志》，都是她一貫風格的延續和發展。新出的這兩本書，童話色彩更濃，更富詩意，立體呈現西西豐富的文化知識之外，同時流露了她對人世那份眷戀和關 懷，念念不忘環保，對不公平的事總要發聲。

家具布置充滿趣味

何先生按門鈴，開門的人頭髮灰白稀疏，穿灰色裇衫，我仍認出那是我1994年在書展購買的《西西卷》內的西西。那本書有她由年幼到五十四歲時的照片。那時候沒想過會訪問她，時間老人終於將我帶到她的面前。

何先生說七十一歲的西西和將近六十歲的妹妹一起住。訪問期間，她的妹妹不在家裏。

我 把布袋裝着的車厘子交給她，她則忙着張羅曲奇餅及紙包飲品，還把車厘子洗了，一起放在枱面招呼我們。攝影記者替她拍照的時候，我也用數碼相機拍那窄小長型 的廳堂，每一次對焦，我都被每個角落的布置吸引。那些實木書櫃造型獨特趣致，明顯不是本城大眾化家具店的產品；櫃上面放了些很異國情調的陶瓷器皿和紀念 品，大概是旅行捎回來或者在地攤買的；櫃裏面有放置書籍，也有擺放她縫製的小熊，另一隻玻璃櫃內則有她收藏其他熊藝家的小熊以及一些奇特的公仔。此外有一 隻很漂亮的花格子門櫃，因為不透明，不知道裏面裝些什麼，櫃頂則有一間微型屋；還有掛牆的土耳其手織地毯、一些枱燈、一些有浮雕花紋的矮櫃；窗玻璃也不單 調，靠頂處鋪了玫瑰花紙的裝飾，使人想起歐洲教堂或古堡的彩色玻璃窗；窗旁放了一間德國式的微型屋，窗前有一盆紫羅蘭和一瓶紅果。這是一個充滿主人趣味和 生活痕迹的房子，有濃厚的家庭氣息，西西的興趣、愛好不言而喻。

訪問前，出版社的朋友叮囑：她只想談縫製毛熊的事。我就由為何書寫《縫熊志》開始問題。

她 說當初是沒有想到為一本書而去縫製小熊的，是因為曾患病（乳癌）做化療後，傷壞了右手的神經，右手手指不聽話，沒知覺不能寫字，看過很多醫生，做了半年物 理治療也不見效，縫製小熊，作用之一是藉此練習右手，有如物理治療，不過，縫完百多隻小熊，右手仍然沒怎麼好，還是要靠左手寫字和幹活。

我問她選擇縫製小熊而不是貓狗，是不是因為跟黃帝屬於有熊部落有關？

縫製小熊是藝術

她 說不是，在外國，製作小熊是藝術品，特別是在德國，造熊已有百年傳統。德國有位玩具熊的創始人瑪格烈特．史泰芙，身患小兒麻痹症，終日坐輪椅，手工卻很 好，起初做個小小的大笨象針插，小朋友很喜歡，於是她做起玩具來，除了大笨象，也造熊，德國人很喜歡熊，黑森林裏有很多熊，幾乎每個小朋友都有熊（玩 具），生日或聖誕節等很多時都送熊做禮物。史泰芙家族造的熊很多人喜歡，後來更賣到美國去。

她說，外國有熊，中國也有熊，但中國人不重視熊，只重視龍鳳；外國人很重視熊，而柏林、波恩等都以熊為名字。

西 西正式跟老師學造熊，跟大廠出的玩具熊有別【見下表】，她製作的是藝術家熊，是有個人特色創意給人觀賞收藏的熊。2005年4月開始學，6月份，老師就叫 她參加國際熊藝比賽，她於是縫製了《水滸傳》的九紋龍史進，後來陸續造了英雄時遷、楊志、燕青、張清等成為一組人物熊，英國評判給了很高分，結果拿了第一 回來。後來為了參加展覽，她又縫製了化妝舞會熊。為了給熊穿上不同時代的衣服，期間她看了不少中國服裝的書。在她的書內，有三十多個熊人物展示了由傳疑時 代的西王母到清代曹雪芹的服飾，每個時代都因階層及性別而衣裝有別，西西只選造她喜歡的人物熊。毛熊穿上中國衣服，成為系列，西西應是始創者。

其實縫製小熊不是簡單的工藝，花眼神花氣力，她說她所認識的熊藝家，人人都手損，指頭全起繭。西西把左手伸給我看，她的手指上果然有突起的皮層。

她說遲些可能也縫製不了小熊，因為造熊很用力，眼力也未必足夠。

縫製小熊之後，又要裁衣服。原來西西以前是喜歡做衣服給自己穿的，「其實都唔係好難㗎啫，睇吓做得好唔好㗎啫。假如唔要求高，咁自己做來着都得嘅。」所以為小熊縫衣就難不到她了。

除了縫製小熊，西西由2006年開始又跟其他老師學習縫製布娃娃，兩年下來，布娃娃一隻又一隻的誕生，她於是把大部分布娃娃放進兩隻紅白藍大袋，拿去轉贈給麥當勞叔叔之家，家裏剩下不到十隻。

她說她不會再縫製布娃娃了，因為由老師設計的布娃娃和街上賣的分別不大，她喜歡有創意的東西。至於小熊，因為不適合小朋友玩，所以沒有送給別人。

講 完造熊，西西領我進入她的房間看喬治亞大屋—那是她去年在台灣出版的《我的喬治亞》一書的微型屋真本。她說那是她花了三年的時間砌成的。當她打開微型屋的 木門，我忍不住嘩然，心想：那麼精緻的多廳房子都砌得出來！她開始慢慢講述砌這座「大宅」的經過，砌完要髹色，裏面的牆紙和一些布置，她花了很多心思。我 後來翻閱《我的喬治亞》，彷彿遊歷了一次歐洲，特別是英國十八世紀的歷史文化風情，包括建築、家具、繪畫，以及一些民情習俗的知識。

很多人渴望擁有豪宅大屋，西西用一隻左手，就完成了夢想。西西有沒有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呢？有的，其中一樣是彈琴，「我退休好想彈琴，但係我而家得一隻手又無得彈。」聲音有點無奈，有點蒼涼。

文、圖 李綺年

文化』企鹅出版社的封面演化史

1934年，Allen Lane在拜访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归途中因为发现Exeter车站里没有合适的阅读物，从而挖掘了平装书这个市场而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看 来，企鹅帝国的这个开端未免具有一点传奇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 Allen Lane是一个对市场极为敏感的人，他似乎预感到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即将来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时代正因为他的小企鹅而加速了步伐。

在企鹅之前并不是没有过平装书， 德国莱比锡的Tauchnitz出版社在30年代初已经用类似的概念试探了市场，甚至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雏形。但只有Allen Lane赋予企鹅图书“高品质、低价格”的原则，造就了企鹅等于平装书的印象，它一鸣惊人，在半年的时间内企鹅就已经卖了100万册书！而企鹅更持久的成 功除了积极面对市场变化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Allen Lane以同样激进的态度改造书籍设计，在Jan Tschichold的40年代和Germano Facetti的60年代，企鹅几乎等同于“书籍设计”一词。

最初10年的企鹅封面用的是三段式的水平分割法，由企鹅标志的绘制者Edward Young设计。这种简洁明快的封面无疑是树立企鹅形象的快捷方式。封面上除了“企鹅图书”用的还是传统的Bodoni特粗体之外，从书名到作者启用的是 无衬线的Eric Gill——几十年里这成为了企鹅的经典代码。

哪怕是在二战这样的灾年，对于企鹅来讲更是一个机遇：战时纸张配给制度使得口袋书更易于在前线流通；Allen Lane针对儿童战时教育问题专门成立了Puffin儿童书系；又不失时机地发起针砭时政的Penguin Special系列。1945年，就在庆祝企鹅十年之际，著名的“企鹅经典”系列的第一本——《奥德赛》出版了，这是伴随一代人成长记忆中的第一个脚印。

在战后重整时期，鉴于物资和人员的缺失而造成的出版品质下降，而且有大量的企鹅仿效者切入这个市场，Allen Lane从德国请来了当时最杰出的设计师Jan Tschichold来掌管设计，企鹅从此迈入了真正制定行业标准的阶段。短暂的三年时间里，他高效地设立了一整套书籍设计体系，从前期的封面模板到各印 刷厂的字体运用，Jan Tschichold都事无巨细地设定了规则——著名的《企鹅设计构成法》。现在看来，Jan Tschichold几乎是以一已之力创造了一套从桌面排版到印刷的整个流程，这基本改变了当时各个印刷厂制式不同的混乱局面。

接 下来的第一股革新冲击来自于意大利设计师Germano Facetti，他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杰出美术指导。从1961年起，在他任职的10年里不断起用众多著名设计师，使得企鹅设计在这个阶段到达了它的另一个 高峰。Germano Facetti先委托设计师Romek Marber对侦探小说系列进行改良，受瑞士学派影响的Romek Marber把所有的文字信息都以网格分割的编排法置于封面上面1/3处，封面的下面留有大面积以绿和黑两色安排具有暗示性的插画。这个现代的封面风格一 面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设计师兼插画家Alan Aldridge则被委任为独立的小说系列美术指导。嬉皮士Alan Aldridge是真正的“视觉混乱”制造者，在他手里除了个人风格已经找不到企鹅以前的印记，如果有的话就是那个被放大的logo，其余你能感受到的就 是60年代的躁动和激情。Alan Aldridge海报式的封面设计遭受的赞誉和批评几乎是一样多的，赞誉来自于市场的巨大反响，批评来自于书商和作者，因为后者在封面上已经找不到原属于 自己的位置。

已经隐退幕后的Allen Lane适时地制止了这种混乱，因为在他眼里企鹅形象的延续性是最为重要的。设计主管Germano Facetti则在变革和继承上竭力维持一种平衡。老Allen在离世前始终担忧的是企鹅今后的命运，尽管有着丰厚的口碑和传统，但这只企鹅在资本市场面 前已经显得衰弱了。终于在他去世的1970年，企鹅被培生朗文出版集团买下，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它先前的领先优势已经荡然无存。1976年，为企鹅工 作了27年的Hans Schmoller退休了，这位老工人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恪守着企鹅“高品质”的准则，他无法预料的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Hans Schmoller倾注一生心血的字体设计部在2003年也被撤销了。

在度过令人压抑的七八十年代，经过管理层的重新布局，企鹅开始了品牌重塑阶段。John Hamilton和Jim Stoddart成为重新焕发企鹅设计的中坚力量，其一大特点是向传统回归。经过70多年的历程，如果我们重新来定义企鹅设计的识别性的话，无论是 Edward Young、Jan Tschichold，还是Germano Facetti、David Pelham，他们都是贯穿在这条时间轴上闪亮的点，这条线最终指向的是对待设计的“高品质”，只有这个才是企鹅图书真正异乎于其他众多出版社的视觉识 别，而不是被某种设计模板所能框定的。正是在前人丰厚设计财富的激励下，新一代的设计师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任重道远”。

『新视线』 策划/设计 卢涛 翻译 Ann、Ch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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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妙品（董橋）

2009/7/26

立軸款識三十五字：「民國三十六年大暑節後，中夜聞蛙聲不寐，戲錄兒童雜事詩十六首，書為性堯先生雅教」，下署「周作人」，鈐印五枚：「周作人」、 「苦茶庵」、「知堂五十五以後作」、「苦茶庵知堂記」、「苦雨齋」。鑑藏印也五枚，都是金性堯私章：「星屋」、「文載道印」、「金性堯」、「載道」、「星 屋夜讀」。立軸高九十六厘米，濶三十二點五厘米。朱絲欄十行，第一行起首題《兒童故事詩》，分詠老子、晉惠帝、趙伯公、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賀季真、 杜牧之、陸放翁、姜白石、辛稼軒、鄭板橋、高南阜、俞理初十四人，陶淵明、杜子美一人兩首，其餘每人一首，合共十六首，都是七絕。條幅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北 京匡時拍賣行拍賣。

金性堯一九一六年生，二○○七年歿。浙江定海人，筆名文載道、星屋等，幼讀私塾，青年時代參加校勘《魯迅全集》，抗戰時期在上海孤島與王任叔編輯 《魯迅風》雜誌，又主編《蕭蕭》、《文史》等雜誌。一九四九年後歷任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編審。為上海 歷史學會會員、作協上海分會會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著作等身，上海百家出版社今年編印《金性堯全集》。金先生畢生崇拜周氏昆仲，精讀他們的書，說「一生受影響最深」，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散文集《文抄》得周作人寫序。陳子善八十年代編知堂集外文兩本，一本是《亦報隨筆》，一本是《四九年以後》，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金性堯應陳先生之邀寫〈葉落歸根〉。金先生說，他與知堂通信始於淪陷時期，知堂給他的信約四十封，信紙統一，可以裝訂成冊：「我與他見 面則在解放初期，即他從南京老虎橋監獄來到上海，住在橫濱橋尤炳圻君的亭子間裏。我進去時，他正赤膊赤腳躺在床上，隨即穿上白布短衫」。期間，金性堯去探 望周作人三次，請他到家裏吃了一次飯，中間打過兩次牌。一九五○年，金先生遊北京，到八道灣看周作人兩次：「和知堂的交接，可以說的大概這麼多」。信札不 算，周作人還有立軸和扇面寫給金性堯：「書法近唐人寫經，宜小不宜大。魯迅的書法，寫上楹聯撐得住，有蒼勁感，知堂則娟秀有餘，蒼勁不足，但寫在稿箋上， 便覺賞心悅目。」金先生說，知堂寫給他的立軸有的裱了有的沒裱，裱了的所書為謝夫人談周姥故事。扇面一面是張大千畫鍾馗，無上下款，只鈐「張爰」小印，原 是謝興堯舊藏，謝興堯在北京跟金先生見面，把一面大千一面空白的扇子和清官腰牌、綠頭簽贈送給金先生：「我在北京找不到合適的寫字人，又想隨身帶回上海， 便請知堂補上字」。他說知堂在〈壞文章〉中說他不覺得齊白石、張大千的畫好，金先生信手將大千和知堂兩人一畫一字配在一起，「就更值得惜護，只是它連同立 軸已經離我整整二十年了」。〈葉落歸根〉接着說：「還有一本《兒童雜事詩》，是他用毛筆寫了郵寄送我的，寄來後也沒有細閱。這些東西，如果不遭劫，也不過 藏在篋笥中，不見得會拿出來玩賞，一旦失去，就會念念不忘。世間事物的得失，往往如此。」《兒童雜事詩》應該就是這次拍賣會上這幅立軸。金性堯文中用「一 本」而不用一紙、一幅，說的似乎是另有《兒童雜事詩》冊頁，也似乎是他記錯了。他說收到字他「沒有細閱」，那麼，立軸上他那五枚鑑賞印當是後來「細閱」才 鈐上去了。立軸的老裱褙也許是金先生四十年代拿去裝裱，年久忘記，也許是「遭劫」後人家付之裝池，無從判斷。金先生寫〈知堂的兩本書〉說，周作人給他的信 札、簽名書、立軸與扇面，「不言而喻，現在已經片甲不留」。金先生的千金金文男女士新近寫的博客也說，文革浩劫她才十四、五歲，「經歷了四次紅衞兵、造反 派的抄家，最後一次則是毀滅性的抄家，積父親前半輩子心血的幾萬冊藏書、幾百幅字畫一、二天中被蕩然抄盡，包括周作人所送的簽名書、立軸、扇面」。

《兒童雜事詩》立軸寫於「民國三十六年大暑節後」，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間，周作人還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黃裳先生去探望過他，跟他交談，請他寫字，還 到「忠」字監小院子裏看他的獄中生活，看到他見了黃先生回自己囚室脫下小褂細心掛在牆上，赤了膊赤了腳在蓆上爬，慢慢躺下去，身邊放着一個花露水瓶子。

青城藏书家王树田的藏书琐记

转载小记：二零零六年冬天，一组详细介绍青城藏书人的文章陆续见诸《北方新报》，这组出自素有“草原泰戈尔”之称的作家、诗人巴特尔笔端的特写集对于青城的藏书界，可谓网络殆尽。其中第一篇就是介绍藏书家王树田的“平生至乐唯藏书”。
二零零七年春，王树田的名为《藏书琐记》的十余篇文章见诸《呼市晚报》。这组文章记录了其人藏书几十年的经历，其中一些描写极有意思，故转载于此，与广大藏友共享。

藏书琐记（一）

王树田

八十年代后期，我的藏书兴趣转移到了线装书上，因为比较新书，普通线装书当时的售价儿与新书同，有的甚至还要便宜。书价低廉，再加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 劫火，存世的古书所剩不多，根据物以稀为贵的规律，其价值必定上升，所以，我看好线装书，故有“喜旧厌新”之举。当时，据开古旧书店的老段介绍，南方的线 装书比北方便宜，他多次从南方买到古书，不等回来，便在沿途的天津、北京出手了，差价可观。他透露的消息使我心动，急待南行。
1990年，我出差上海。公事之余，我急赴位于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一进店门，近十架线装书赫然在目，但却无一顾客，显得颇为冷清。这倒也好，我可以从 容选书。选了几部书后，店家已有惜售之意，劝我下次再来买。这时，一位老者站在我旁边，翻了翻我所购之书，说了句还不错嘛。说话间，店员从里面取出一部古 书递于老者，显然是预留的，古色古香，一望不凡。后来我才得知，敢情这位老者正是沪上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惜乎未能当面领教。
那次我所选购之书，其中《小仓山房诗集》虽为民国石印本，但两函十六册售价仅三十元，真比当时的新书还要便宜，怨不得书店惜售哩。临出书店，我又从门口堆 放的一元一册的线装书中挑了几本，其中有一本《须静斋云烟过眼录》，是专讲书画收藏的，为民国初年私家精刻本，开本阔大，纸墨俱佳。2006年“孔夫子旧 书网”有人上拍此书，书友应价者众，直拍到一千五百余元方才收场，令人叹为观止。
此番上海淘书只算是先行侦查，回来后，我又凑了数千元，于年底又重返上海古籍书店。吸取上次经验，我只说是替单位买书，便被引入店中内部的机关服务部。我 一下子选了好几十部，意犹未尽，又到前台进到柜台内，一部一部从架上取书，不一会儿，便堆满了柜台。也许是久不见这样的豪客了，店员们也来了劲儿，从里面 又给我搬出几套大部头的古书来。一部是八十本一套的清朝道光年间刻本《三苏全书》，书价二百五十元，还有一部是《续资治通鉴》，白纸大开本64册，书价一 百六十元。要不是书店负责人劝止，我还会再买点儿。
这近千册的书，总共花费书款两千出头，平均每本仅两元出点头。如此书价，当时称廉，放到现在几乎等于白送。不妨举例说明，其中标价五十元的一套道光刻本 《聊斋志异》，两函十六册白纸套印，十年前市价已达一千五百元，到如今再翻一番不在话下。当年两元一本左右的古书，现在最少需五十至一百元一本，这还是仅 以普通古书计，仅此，十七年后，这批书已增值数十倍，这是当初不敢想象的。尽管我购买古书也有过失误，但上海这次购书绝对是具有前瞻性的，我的这份得意， 一直保存到现今。此次购书既是豪举，亦可视之为奇遇，它奠定了我线装书收藏的基础。

藏书琐记（二）

爱书之人，大都逛过形形色色的书市吧？平日想买而买不到的书，天外来客似地一下子尽入囊中，那种醉书的滋味妙不可言。不夸张地说，逛书市便是我等书虫们自娱自乐的盛大节日。
作为书市常客的我，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北京中国书店举办的古籍书市。该书市位于琉璃厂海王村大院内，楼上楼下两层，规模大，品种多，几 乎全是平日见不到的库存书。除大量的线装书外，民国新文学、旧期刊、老报纸、外文书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更吸引人的是书价较低，充分考虑到爱书人的承受 能力。尤其是线装残书，每册只收一元，而内中多有明版、殿本、精刻本、版画等等，虽则不全，但买下来留待后配或存个书样总是好的。于是乎，书友们闻风而 至，不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
那是一九九四秋艳阳高照的一天，我早早赶到书市，大门尚未开启，门外已挤满了人，南北口音相互夹杂，噪声不绝于耳。还有人是专门乘飞机赶来的，还提着行 李，可见此书市魅力之大。人们求书心切，书市却迟迟不开，便有人鼓噪撞门，也有人不知从哪儿找来店员穿的蓝大褂，冒充内部人往里混……
书市终于开门了！人们全都不顾一切地往里冲，有被挤倒的，有掉了鞋子的，连老外也呼喊着冲在前面，那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惊魂夺魄。守摊的店员虽已有准备， 还是被这汹涌的人潮冲得乱了手脚，只有躲闪的份儿了。其实，抢市者大多是奔那一元一册的残书去的，一捆书还未打开来，便会有七八双手同时去抓抢，不管什么 书，抓到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到一边去细挑。我身单力薄不能与其竞力，只能捡拾人家弃掉的书，居然也捡了一摞，其中居然还有四本一套是全的，赶紧付款走人。
书市还有一处专卖完整的古书。书被整齐地摆放在书架及大桌之上，大约数十元一册不等，光顾者就不很多了。我从容地选取了十余部，其中较好者有清初顺治年间 内府刊刻的《御制资政要览》，包装原装，开本阔大，纸墨精良，尚存明版遗风。此书当时书市供应有三种开本，最大者一千元，居中者六百余元，小号的则二百余 元。我所取者为最大号的。还有明版十二册一套的《大学衍义》，书价八百元；道光精刻本《烈女传》，内中有陈去病墨批，价仅一百五十元等等。最奇的是，我见 到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吴昌绶精刻初印的《墨表》一书，为红印本，一本即是完整的，当时居然有一摞数十本！而我，不想要复本，只选了一本封面有墨跋 的，是吴氏持赠原藏者的。后京城大藏家孟先生愿高价求购此书而被我婉拒。我当时购买次数只花去七元钱，早知如此，我当时把那一摞都包圆儿了多好！此乃后 话，不提也罢。
书市第二天，我又早早赶去，拥挤中又抢到一些书，又亲眼目睹了人们抢书的疯狂，获书者的得意，迟到者的哀叹，之后，便又是相聚品书、赏书，相互调换书的安宁幸福，似乎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沉浸在浓浓的书趣中……
十多年一晃过去了，现如今书价腾贵，线装书升值尤猛，中国书店早就不这样卖书了，他们早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将好书上拍，一般的古书摆在店中标价惊人，大 有皇帝女儿不愁嫁之气概。我呢，也早就买不动线装书了，只能每年买几本拍卖图录聊解书瘾。回想当年的古籍书市，已然是恍如隔世，前尘梦影了。

啸天按：此篇琐记描述生动有趣，对当年之购书及书市景象所写极为传神。不佞向以为好的书话亦非好作家不能为之，尤其是写小说的，对于布局、间架当信手拈 来，皆成文趣。王先生原本有小说结集，对于此也算轻车熟路。吾辈生也晚，只能在这样的好文中想象当年盛况，感受一点夏夜微风中“白头宫女在，谈笑说玄宗” 的清爽。另，感谢拙荆深夜挥汗输入此文，而余独与爱儿嬉戏于灯下….王树田在我近二十年的藏书过程中，书友陈东无疑是位关键性的人物，与其相交，我不但买到他不少的好书。同时还领教了许多版本知识，充分享受到聚书的乐趣。陈东小我十几岁，可算忘年交。初次相识，是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那天，我在市场偶然地碰上一位没见过的售书人，他身材不高，戴副眼 镜，也就三十岁出头。人不起眼，但面前摆放的几部古书却很有品位，而且开价也公道。我喜出望外地买了下来，随口又问他还有没有，回答是书很多，可到家中一 观。他家住廊坊，当天我便随他前往。一进他的家，映入眼帘的是几架线装古书，桌上、地上还堆了不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据他讲，还有更多的古书存放在父 亲那里。那天，我粗略地看过他的藏书，从中选了几部，大约花了千把块钱，便宜。回来后，我就反复琢磨：廊坊小地，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何以会存下如此多 的古书呢？不可思议。后来我才知道，其父解放前曾担任过廊坊邮政局局长，那时他就喜欢收藏古籍、字画。凭其父与各地古籍书店的交情，陈东可以进入书库选 书，价格当然也较便宜。据说有时还动用汽车往回拉古书，可见数量之大。我进而不得不佩服陈东有经济头脑。那时线装书很便宜，书源也充足，他当时的选择无疑 是太明智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陈东由买书、卖书（也曾开设过古旧书店），转而进入古籍拍卖，先后主持过“盘龙”、“鼎峰”、“万隆”等拍卖公司的古籍拍 卖，现在则担任了“德宝”拍卖公司的总经理，已是京城古旧书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以后数年内，我曾先后十余次去廊坊购书，虽花去不少钱，但以今视昔，当时书价并不算高。其中较好者有明嘉靖白棉纸本《中说》两大册700元；有嘉靖 常静斋白棉纸刻本《文章规范》600元；有明版《逊志斋集》一大套1500元；有清嘉庆殿版《御制嗣统述圣诗》400元；有明拓翁同和墨跋本《妙法莲华 经》400元；有夏孙桐旧藏并批跋的《岱南阁集》300元；有黄裳故物《舒啸楼诗稿》200元等等。当然，当时本还可以买到更多的佳刻善本，因不识货或因 价格原因而放弃，时下这些书已是拍卖场上的宠儿，我已无缘亲近。其实，陈东对古书的偏爱有胜于我，他的藏书书品都很好，还经常请高手修书、做书套，而且对每部书都拍了照，可见其对书感情之深。他之所以售书，一是 为了还债；二是为了周转，一边去买更多的书。对此我是充分理解的。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写个我的信，信中坦言：“藏书人节衣缩食，千里奔波，淘来的重宝还 要挑灯考证，仔细修补，妥善保存之.....我总结出一定理，即卖书必后悔。至今还未感到某书转让之后，发了一笔小财，而不后悔的。信中之语，我深有同 感。财力不足，想发展藏书，内中多有痛苦。转入新世纪以来，书价腾贵，我已买不动古书了，古籍拍卖越来越热火，离我却日见遥远。陈东主持的拍卖会，几乎年年提前寄来拍卖图录及门票，我也只参加过一两次，看看热闹罢了。今年初，我在整理藏书时，接到他的电话，再次让我送点书给他去拍，意思是让我搞活。我无语！

藏书琐记（三）

在我近二十年的藏书过程中，书友陈东无疑是位关键性的人物，与其相交，我不但买到他不少的好书。同时还领教了许多版本知识，充分享受到聚书的乐趣。

陈东小我十几岁，可算忘年交。初次相识，是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那天，我在市场偶然地碰上一位没见过的售书人，他身材不高，戴副眼 镜，也就三十岁出头。人不起眼，但面前摆放的几部古书却很有品位，而且开价也公道。我喜出望外地买了下来，随口又问他还有没有，回答是书很多，可到家中一 观。

他家住廊坊，当天我便随他前往。一进他的家，映入眼帘的是几架线装古书，桌上、地上还堆了不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据他讲，还有更多的古书存放在父 亲那里。那天，我粗略地看过他的藏书，从中选了几部，大约花了千把块钱，便宜。回来后，我就反复琢磨：廊坊小地，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何以会存下如此多 的古书呢？不可思议。后来我才知道，其父解放前曾担任过廊坊邮政局局长，那时他就喜欢收藏古籍、字画。凭其父与各地古籍书店的交情，陈东可以进入书库选 书，价格当然也较便宜。据说有时还动用汽车往回拉古书，可见数量之大。我进而不得不佩服陈东有经济头脑。那时线装书很便宜，书源也充足，他当时的选择无疑 是太明智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陈东由买书、卖书（也曾开设过古旧书店），转而进入古籍拍卖，先后主持过“盘龙”、“鼎峰”、“万隆”等拍卖公司的古籍拍 卖，现在则担任了“德宝”拍卖公司的总经理，已是京城古旧书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以后数年内，我曾先后十余次去廊坊购书，虽花去不少钱，但以今视昔，当时书价并不算高。其中较好者有明嘉靖白棉纸本《中说》两大册700元；有嘉靖 常静斋白棉纸刻本《文章规范》600元；有明版《逊志斋集》一大套1500元；有清嘉庆殿版《御制嗣统述圣诗》400元；有明拓翁同和墨跋本《妙法莲华 经》400元；有夏孙桐旧藏并批跋的《岱南阁集》300元；有黄裳故物《舒啸楼诗稿》200元等等。当然，当时本还可以买到更多的佳刻善本，因不识货或因 价格原因而放弃，时下这些书已是拍卖场上的宠儿，我已无缘亲近。

其实，陈东对古书的偏爱有胜于我，他的藏书书品都很好，还经常请高手修书、做书套，而且对每部书都拍了照，可见其对书感情之深。他之所以售书，一是 为了还债；二是为了周转，一边去买更多的书。对此我是充分理解的。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写个我的信，信中坦言：“藏书人节衣缩食，千里奔波，淘来的重宝还 要挑灯考证，仔细修补，妥善保存之.....我总结出一定理，即卖书必后悔。至今还未感到某书转让之后，发了一笔小财，而不后悔的。信中之语，我深有同 感。财力不足，想发展藏书，内中多有痛苦。

转入新世纪以来，书价腾贵，我已买不动古书了，古籍拍卖越来越热火，离我却日见遥远。陈东主持的拍卖会，几乎年年提前寄来拍卖图录及门票，我也只参加过一两次，看看热闹罢了。今年初，我在整理藏书时，接到他的电话，再次让我送点书给他去拍，意思是让我搞活。我无语！

藏书琐记（四）

进入本世纪以来，古旧书书源顿减，市面上已难见旧书踪影。无奈之下，我选择了网上购书。两年来，除电脑出现故障外，我几乎天天都沉浸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足不出户，便可饱览天下之书，很是惬意。

结识“孔网”后，我先后买到数百本古旧书，内中颇有可取之书。一是潘昌熙著《芯庐遗稿》，潘昌熙为清末翰林，擅诗词、书法。一生嫉恶如仇，誓不与敌 伪周旋，所写诗词多慷慨激昂。一九五八年病故。十几年前，我曾在其苏州故居皮市街一藏书人手中，买到其手稿数册，即《芯庐遗稿》的底稿。很想买到其正式出 版的该书，予以对照。很多年来未及见，不想竟在网上幸获此书，虽价高而不吝也。此书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自印的非卖品，线装一册，颇精致，估计印数很少， 世不多见。其二是雷梦水的一个笔记本。所谓笔记本，其实就是用当年中国书店的包装纸自订的一个缺书登记簿。雷梦水是京城资深书贾，在其贩书的一生中，经眼 经手古书无数。生前据此写出几部版本专著，至今仍畅销不衰，可谓自学成才的版本专家。这本笔记中，记载着藏书大家黄裳、李一氓等人的求书名目，还有其他一 些集书备忘等。是绝好的古旧书业第一手资料。我与雷先生曾在京城中国书店有过接触，在其仙逝十余年后得其手迹，可称幸事。

革命文献，是我在网上购书的另一门类。由于战争原因以及当年国民党政府的查禁，这些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红色出版物已存世无多，故而很招 一些“红藏迷”的青睐。我先后从网上买到毛泽东解放前著作数十册，其中有八种不同版本的《论联合政府》，四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等。刘 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配了六种。其他如1939年延安解放后出版的土纸本《斯大林选集》；三十年代前期国统区秘密出版的《国家与革命》等等，都 是可喜的收获。这些书虽印制粗糙，品相欠佳，但其价值绝不可小视。

我在网上还有个搜求的目标，那就是早期的新文学作品。从前，我不大注重此类书。现在回过头来想找还颇为不易。好在“孔网”书友云集，此类书时而闪 现，只要有余钱，我会尽力购买。其中《冰心小说集》可称白眉。此书1933年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精装一册，印数仅一千册。据查，国家图书馆在其编写的 《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中，对此书的出版时间记载有误，可能是缺藏此书。在网上，我还收集到一些鲁迅著作的早期版本。先生的书，我总是偏爱的，夜深人静 时，我常将收集到的数十种鲁迅作品一字排开，似与先生进行无言的交流，妙不可言。

在网上的收获更多的则是见到许多未见之书，领教了不少的版本知识，同时也掌握了古旧书的市场行情。“孔网”如师如友如伴侣，一日不见，便恍然若失。然而，“孔网”也带给我一些痛苦，那就是作为一介工薪族见到心爱的书而无力购买，任凭花落他家，却无可奈何。

藏书琐记（五）

王树田

藏书人离不开售书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在我接触的书商中，段存瑞是很突出的一位。我的藏书能有今日，与他不无关系。

我与老段相交已二十余载。当初，他在十四中校门口开设古旧书店时，我慕名前往，聊得投机，又被引至其舍，走马观花，一览其藏书。线装书很多，有些刻 印很精，如康熙版《午亭文编》、《居易录》，明代汲古阁刻本数种，以及版画《孔子圣迹图》等等。碑帖方面的书也甚可观。老段不厌其烦地介绍其藏书，因我当 时对线装书尚未看重，故未敢轻易下手，只选了一套六十年代精装本《册府元龟》、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精装缩印本数十册，之后，我便经常去老 段家串门儿，把酒论书，其乐何如。

后来，老段又在大学路文化商城开设“文苑古旧书店”，我是常客。每次去了，我总要把他们的几架古书从上到下翻个遍，甚至两手墨黑。老段也从不介意。 有一次，我翻出一部清早期刻本《臣鉴录》，完整无缺，比较少见。因书价不谐未能取之。后来，老段将此书让给了天津古籍书店，该店当宝贝似地供了起来。还有 一部雍正写刻本《陆宣公集》，原装原函，开化纸精印，书品上佳。我当时看中了，却未及时购买，后来此书被一位北京书友买去了。此人为京城小有名气的藏书 家，他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讲到购买此书的经历。据他考证，此书一向不见著录，“其罕见难得，几若云中仙子，只宜梦寐遐思”。并且称之为捡了大“漏”。我不能 不佩服此人的眼力与果断。

老段寻找书源的本事十分了得，经常不辞辛苦，南下收书。八十年代后期，他曾包下了无锡古旧书店半库房古书，却是负债完成这一豪举的。这批书中颇有精 善稀见之本，我陆续买了一些，还有更好的，如著名学者杭世骏批跋的书，钤有林则徐藏书印记的书，都被老段让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这些善中之善的书与我擦 肩而过，我只能叹书缘尚浅，无福消受了。

老段二十几年中卖掉了多少古书，其中又有多少善本佳册，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的书，倘若都存下来，其数量及质量是惊人的，不但在内蒙古，就是 放之四海也算得上大藏家了。对此，我虽常替他惋惜，但也深为理解，他以售书为生，不卖又将如何？老段其实是真正懂书也爱书的，从他对某些书的惜售以及书的 定价上，可以看得出来。但他还是不得不卖，尤其是年关将近之时。多少年来，他有意无意地成全了别人，我出于真心地感激他。如今，古旧书源日益枯竭，而老段 的存书也将售罄，往日的辉煌似乎难以再现了。我有心待老段闲暇时来寒舍坐坐，再看看他从前“嫁”出的“女儿”，重温旧梦，共享书趣.......

藏书琐记（六）

书本无情物，但人对书却是寄托着感情的。

北京藏书家谢其章有句话我很赞同，他说“会不会买书是一回事，买书精神又是一回事。”诚然，前者指的是对书的理解以及商业技巧，而后者，则是对书的 态度问题，通过对书的追求，折射出人的一种欲望乃至一种精神，买书入此境界，则非一般人所能效仿了。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爱书人，虽不富有而买书特有“精神 ”。比如，民国时期，藏书大家郑振铎与吴晗等人冒雨夜游苏州，带醉逛书肆林立的护龙街。已经很晚了，他们一家家敲开书店的门。在一家书店见到数百种明版的 方志书，郑振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指着这些书说他全要了。其时郑氏一文不名，其豪言壮语绝非酒精所致，是从爱书的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有，黄裳在一家旧书 铺见到半部企慕已久的明代版画书，当时缺钱，便将自己所藏几百部古书拉了一车换回此书。如此购书豪举，一时传为美谈。

我生也晚，且非名人，但对书也是痴爱有加。记得“文革”初期，作为宣扬“封、资、修”的古旧书已被肆意扫荡，无书可看，更无书可买，我的目光遂转向 收破烂者，那时整天四处寻找他们的踪迹，甚至连他们的家也被我摸清了。书虽时有收获，但作为一个失学少年，哪有什么钱来买书呢？除了省下零花钱，也只好偷 卖家中的东西来买书，后来还发展到“以兔养书”：兔子养大了卖到土产部门，换了钱来买书。全国大串联的时候，我随波逐流也曾走南闯北，但每到一地我总是先 找书店。一次在兰州的旧货铺见到一批老杂志，我很喜欢但不可能都买，只好将其中我爱看的篇章撕下来，过秤竟然有十几斤。我还在北京买了个小书架，一位解放 军战士帮我扛上火车，还奇怪我买这个干吗呢。我现在也奇怪，当时16岁还不到，怎么就这么爱书呢？

父亲在文革中挨整，已是惶惶然不可终日，我却还整天往回买古旧书，父亲的担忧可想而知。记得有一次买回邓拓的“大毒草”《燕山夜话》，还没等我藏 好，父亲一怒之下将书投入火炉。我至今仍为当年的买书惹祸感到内疚。十几年前，我经常出差，每次都带回许多书，以致于多次因行李超重被罚款。为求一部书， 我曾在一个小城市的鸡毛小店连住三天，才终于等到出差回来的书主，买到了书......

这样的痴事还有很多，我自己也暗暗为我当年的买书精神所感动。其实，当年像我这样的书痴还有不少，比如书友中有一位当年布鞋厂的工人，身高仅一米五 左右，贫不得妻，却省出钱来“送给”书店，还四处邮购，整天为书穷忙。这位比我还爱书的人一直让我敬佩，在我心目中他并不矮小。买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 寒士”精神，以肌体的瘦弱换来精神的富有，虽“寒”实不寒也。而有钱人想买什么书便可以买什么书，书来得容易，既乏其中苦苦寻书的乐趣，更无精神可言。而 社会的浮躁、急功近利的短视，都与爱书人的执著形成鲜明的对照。爱书的人总是有希望的，这个群体的存在是国家之福。这些“文化志愿者”以自己的爱书精神来 建造书香中国，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著名学者、藏书家谢国帧先生一生爱书，生前曾留下一句话：“即使我明天要死了，今天书还是要买的。”这句话既包括了书的魅力，也道出了爱书人至死不变的深情。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而今，我已人近黄昏，我能做得到吗.....

古籍修复全民有责 形势严峻需社会助力 邢宇皓 张志清

　　7月17日，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永乐大典》经过全面修复，面向公众展出。其中有一册格外与众不同：一行小字特意注明，该册是利用国图读者自愿捐款募集的1930元修复而成。

　　7月18日，某媒体披露，国家图书馆将从馆藏敦煌文献中挑选出10件急需修复的文献向社会展开修复认捐活动。当日清晨，国家图书馆的认捐电话铃声不断：

　　8点30分，刚刚上班的国图善本部接到第一个认捐电话，《中国青年》杂志社表示，愿意将10件文献全部认捐作为该社八十华诞的纪念。

　　高光先生是第一位打入私人认捐电话的读者，一个半小时之后，高先生和他即将分娩的妻子乘公交车从位于北京城东的家里赶到城西的国家图书馆。身为工薪阶层的夫妇二人稍作商议，当场决定再认捐一件，共捐款1860元。这令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这是一个忙碌的早晨，不到两个半小时，10件藏品已经认捐完毕，而电话铃声依然在继续——

　　公众对古籍修复的认捐热情大大超出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预料，而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因为，提高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古籍的保护和修复，这与获得社会捐助同样重要。

　　由于保护的特殊需要，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平日极少示人，而公众对古籍修复更是知之甚少。

　　
　　修复形势异常严峻

　　善本特藏是国家图书馆藏品精华所在，其中既有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也有明、清几代藏书家毕生积聚。但由于年代久远、入藏曲折等诸多原因，目前国家 图书馆约有150万册件的珍贵文献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仅善本古籍中，轻度破损的就有13万册件，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件，重度破损的有12万册件。　　
　 　与入藏之初既已破损相比，古籍纸张的老化，更是大批珍贵古籍面临的现实威胁。据有关专家介绍，古籍纸张的老化，源于其内部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的氧化 降解和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脆化。近期，国家图书馆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的纸张酸性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平均为6.6，其中很大一部分 已经低于6.0，部分书籍的PH值甚至达到了5.5，与20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类似检测相比，PH值降低了一个数值，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这表 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已经开始了加速老化变质过程。专家指出，照此酸化速度发展下去，50年后国图古籍文献的PH值就可能普遍降至5.5左右，100年 后就有可能降至5.0以下，而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
　　
　　修复技术世界一流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古籍修复工作一直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如四千三百三十卷又九大包的珍贵典籍《赵城金藏》就是经过16年努力，于1966年终于全部修复完毕的。如今已同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并称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已达世界一流水准。1991年，国图启动了敦煌遗书的修复工程，并确立了古籍修复的“ 三大原则”。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整旧如旧”原则外，国图还提出“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作为前者的补充，即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古籍寿命的、必须修整 的地方，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同时，强调“保持原状，过程可逆”：尽量保持今天我们看到的古籍原状，以 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在保留处理上，要 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如果未来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可以消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
　　
　　修复人员极度匮乏

　　“全国专业修复人员不到100人，国图就有将近20人，即便这样，如果要将目前国图待修的数十万册古籍修复完毕，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有关人士这样形容目前国内古籍专业修复人员的匮乏状况。

　　其实，修复人员的奇缺，一直是困扰我国古籍修复工作的“瓶颈”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只有一两人，修复工作几乎无力展 开。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末，国家图书馆曾组织了3次培训班，为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培训了一批古籍修复人员，但从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国 内古籍修复工作的需要。

　　不仅如此，国图自身的古籍修复人员也面临着35岁以下的人才断档危机。我国古籍修复人员的非凡能力举世公认，但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却普遍较 低。在国外很多大学开设了图书保护和修复专业，从业人员都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学历水平还处在大专以下。学历低，直接导致职 称低、工资待遇低，这使得很多年轻人对这一职业望而却步。

　　此外，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还面临着缺乏基础研究实验室，科研设备不足等硬件条件的制约。

　　古籍修复全民有责

　　自2000年以来，国家每年为国家图书馆投入古籍修复专项款30万元，2003年增至50万元。2002年，财政部斥资400万元为国图建立敦煌专 库、制作敦煌书盒和敦煌书柜，目前已全部完成。国家对古籍修复工作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古籍修复工作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据悉，美国国会图书馆在 2002年的预算中，仅用于图书保护和脱酸处理的经费就高达330万美元。

　　古籍修复是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敷衍。“修复善本1000册、敦煌卷子400米”，这是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修复小组一年完成的工 作量，几乎已经到达了他们能力的极限。这还是一场同时间展开的较量，也许他们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但今天的点滴努力，在未来都将是一份无法估量的财富。“ 文津阁《四库全书》因为空气污染，有些书脊上已经开始出现黄斑，现在采取措施还来得及。一旦黄斑扩大，到那时恐怕花多少钱都无济于事了。”　　
　　存世古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古籍的保护、修复，不仅是国家和各保存单位的义务，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理应为此做些什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