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 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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