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人書架：草木蟲魚 書室滿生機 蔡珠兒

散文作家蔡珠兒愛好飲食及種植，並且嚴謹的鑽研當中學問，所讀多是與之相關的歷史、文化等書籍。

清朝狀元吳其濬親身考察各地植物，並親自畫上插圖，著成《植物名實圖考》。

蔡珠兒把家中花園變成菜園，種了各樣作物，如熱情果、香茅等等。

昔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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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作家

文章日期：2014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剛到作家蔡珠兒的家，被她引到明亮偌大的廚房坐下，漸漸的便像踏入一個鬆朦的美夢裏。熱情好客的珠兒，忙不迭的為記者送上新鮮香茅茶、剛在花園收成的火龍果；還迷迷糊糊的沉醉於酣香之時，她又從焗爐拿出剛烤好的豬頸肉！只要讀過蔡珠兒的著作，便不難明白記者的迷醉。她書寫食物、花草、種植，以靈動文字賦予它們不一樣的情感與生命；想不到，一天真的可親口嘗到珠兒親手準備的美食，更能進入她的書房。參觀過書房後，便明白到她筆下的草木蟲魚，交纏的是何其豐富的人文歷史與個人情感世界。

描寫燒鵝﹕歡愉帶點凜慄

蔡珠兒的美麗文字是吸引讀者的第一印象。自1997年從台灣搬到香港，她寫香港的楊枝甘露，讓台灣讀者饞得牙癢﹕「啜香稠的果漿，咬破珠粒般的柚肉，聞瓜果的鮮腥，看對街的貓瞇眼打盹，胃納與心神均霑甘露，怡曠舒爽，一方淨土，於焉從碗底浮現。」她又這樣寫燒鵝﹕「赤紅亮澤濃香四溢，絕對的肉感像整桶酥油潑瀉而下，灌頂沐身，澆入心底暗處的獉狉蠻荒，飽饜野悍的原始食性，歡愉痛快登峰造極，帶一點危微的凜慄。」這樣酣暢淋漓的文字，除了為讀者帶來耳目俱新的感官饗宴外，亦具知性趣味——珠兒愛探究植物與食材的起源歷史、文化內涵，而文字間亦交織她對地方與人情的感會。

小時候渴書 字典拿來讀

一花一草的前世今生、文化穿越，以至藥用功效，珠兒都一清二楚﹕「嚴謹的研究才有樂趣呀。」因此她樂於翻書，認真查看。珠兒對文字及植物的喜愛，從小已養成。小時沒錢買書，她與同學交換書本讀，「有時一本書也沒有，對文字飢渴得很，我就讀字典。我小時已很愛花草，所有草字部首的字我都讀得滾瓜爛熟」。珠兒笑說。童年的她除了熱愛文字，還對文字有種近乎對神明的崇敬。自小，父母都不許小孩隨意亂丟印上文字的紙，老一代迷信會遭報應，下一世會因此當文盲。所以直至現在，珠兒仍不大敢棄書，盡量把紙張回收，把不再讀的書本送到二手書店。

「說來慚愧，我現在很少讀文學了。為了寫文章，我看的多是知識含量高的工具書。」珠兒遂走到書房的「植物區」，當中的書籍主要分為兩類——科學類及歷史類，也當然少不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這本寫於明朝的經典列明多種植物的藥用用途，是珠兒的主要參考書之一。但今天再讀《本草綱目》，發現當中不少有趣笑料﹕「李時珍把一些匪夷所思的藥材也寫進去，比如說寡婦頭的塵土、驢尿泥等！」而使珠兒讚歎不絕的植物圖譜是由清人吳其濬所寫的《植物名實圖考》。「吳其濬是一個狀元，也是一個植物學家。他被分派到不同城鎮當官，去到哪裏也實地考察花草，研究其作用。很多植物圖譜都有抄襲其他著作，但他和李時珍一樣，寫下的都是自己考察過的研究結果。」

再讀本草綱目 發現笑料

吳其濬也畫得一手好畫，書內線條秀麗的植物插圖，也是由他親自繪畫。對珠兒來說，植物不只美，更標誌人類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比起打獵，種植能提供穩定持續的糧食。而為了種植，人們必須學習天文地理，又需引水灌溉，所以推進了人類踏出文明的一大步。」把花園打造成有機小農場的珠兒，覺得自己這樣引水、施肥、耕作，跟6000年前從事農業的蘇美人所作的差不多，同樣敬重土地、空氣與生命。

飲食豈止感官 蘊含文化科學

珠兒書房裏的「食物區」，又怎止食譜和烹飪秘笈。因為珠兒對飲食有更為嚴格的要求﹕「味道不應止是官能上的刺激滿足，飲食是一種文明，包涵不同知識樂趣，不止得味道這麼簡單。」比如說，她愛研究中國古代的飲食禮節。由王雪萍所著的《周禮飲食制度研究》以《周禮》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詳盡分析當時的膳食制度及飲食結構。比方說，周朝專責服侍君主的食官多達數百個﹕有專責煎炸的烹人、製冰的凌人、捕獸剝皮的獸人等等，珠兒一邊翻看、一邊驚歎禮節的講究﹕「中國曾經是一個講究禮儀的文明大國。現在不是了，變成了土豪國，哈哈。」珠兒的笑無不帶點惋惜。

古代的皇室膳食禮節繁複，當代的則花樣百出。約十年前開始的分子料理風靡全球，鍾情化學的飲食作家Harold McGee所寫的On Food and Cooking以科學原理剖析食物，堪稱為分子料理的經典。「鳳梨的味道為什麼會這樣濃烈？由什麼化學物質所構成？為什麼煎牛扒得先用大火烹調，才能鎖住裏面的肉汁？這些關乎食物的化學原理都可應用到煮食上，故這本書是外國廚藝學校學生的必讀之書」珠兒說。作家William Sitwell也作了一個有趣嘗試﹕在他所著的A History of Food in 100 Recipes裏，他列出100種經典食譜，由食物的角度說出世界歷史，比如說三文治的誕生、來自古埃及的tiger nut sweets等等。

走入張愛玲紅樓夢的世界

上述所講的大多是資料性的參考書，但熱愛文字的蔡珠兒，又怎會不愛文學呢。小說對她來說，是一種可改變人生的藝術。「每個人都像是蜂巢裏的蜜蜂，緊守世界的蜂房。我們知道世界很大，但我們無法全部去體驗和了解，無法進入另一生命。」所以，小說就是讓我們進入他者生命的藝術。蔡珠兒的小說世界裏有兩個名字﹕張愛玲和《紅樓夢》。「為什麼我這樣喜歡張愛玲呢，我自己也不能解釋。我想你喜歡一幅畫、喜歡什麼作家都是很難解釋的。」珠兒特別愛讀她的短篇小說及散文，猶記得《愛》——少女手扶桃花樹，迎面的男子沒有早一步，沒有遲一步的對她說﹕「噢，你也在這裏嗎？」。「我覺得張愛玲不是悲觀，而是把人生及愛情都看得通透。」她說。此外，《紅樓夢》對珠兒來說，也是一部偉大但不大敢親近的巨著。「不同年紀的時候看《紅樓夢》，都有不同的感受。小時候讀《紅樓夢》，只讀到寶玉與黛玉間的愛情故事。後來，愈讀便覺得壓力愈大。《紅樓夢》講的是佛家和道家的『空』，到最後一切皆散……就如第一章所預示的，一切也只是一場夢。我怕我會變得消極。」珠兒說。

「對我來說，閱讀是天經地義的，就如呼吸一樣自然。」談及閱讀的意義，珠兒聳聳肩，又不覺得閱讀是什麼千斤大石。對她來說，文字就如她對花草、食物的喜愛一樣，隨心所欲，但不失嚴謹﹕「讀書最快樂的就是亂讀。我會同時讀好幾本書，讀了一會就放下、想起什麼書便拿出來讀。」珠兒家裏落地玻璃窗內的書房、窗外的菜園，就這樣構成了一個萬物有靈的富足世界。

■Profile﹕蔡珠兒，在香港居住的台灣作家， 曾獲吳魯芹散文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聯合報》讀書人獎等等。著有《花叢腹語》、《紅燜廚娘》及《種地書》等等。

文：吳世寧

圖：黃志東、吳世寧

編輯/高卓怡

陋巷開設日式獨立書店 「林擒二手書室」

夫妻倆謙虛自稱為「書室」，希望用閱讀的力量，為社區營造溫暖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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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文化氣息的正興街，轉進熱鬧的國華街商圈，罕見的有間年輕二手書店，正悄悄的發芽茁壯。林伯齡，李信賢這對夫妻原本在台南科學園區擔任技術員工作，大約在三年前決定到台南市這個熱鬧的區域，開一家心目中的理想二手書店。「以我們的規模還不足以稱為書店，因此我們稱這裡是『書室』」夫妻倆謙虛的表示。

刻苦夫妻，從負債人生轉型到開店
光是由店名『林檎二手書室』就不難猜出主人偏愛日系風格，店內到處可見日系動漫作品。對於喜愛二手書籍的人而言，這裡是個舒適的挑書空間。不僅有二手書，還有音樂CD、電影光碟。不少6、7年級生小時候的偶像專輯都能在這裡找到。

自嘲學歷不高，一直都只在台南鄉下（新化）打混的林伯齡和李信賢夫妻，原先因負債近百萬，為了生活兩人都在台南科技工業園區擔任技術員。老婆林伯齡由於不適應輪班工作，先是轉為家庭主婦專心家務。由於自己一直保持閱讀嗜好，一邊在網拍上販售二手書籍貼補家用。直到負債問題解決，經濟狀況穩定後，夫妻倆認真考慮將二手書籍販售轉到實體店面。在租屋網找到合適地點，即由林檎開始進行書店的準備工作。

以服務提升附加價值，口碑行銷帶來業績持續上升
放眼望去，現在台南新的店家，似乎越來越多，豐富又熱鬧；但其實表面雖然有趣，但內在普遍卻很乏味。以正興街商圈的冰淇淋舉例：有一間冰淇淋店成功，接著周邊就有人跟風模仿，跟著連續開好幾間類似的冰淇淋。其實這樣的狀況，不單只出現在台南，其實整個台灣都面臨害怕失敗的心態危機。

在二手書店滿街都是的台南，當然也是如此。在「林檎二手書室」草創初期，兩個人除了勞累之外，身邊親友更不看好。總認為現今閱讀人口屬於小眾，大部分民眾對二手書店的印象仍是過期雜誌、參考書、漫畫參差雜亂。初期投入資金和心力更超出夫妻倆預估。但隨著時間累積，逐漸有客人回流肯定。在親人方面，如林檎的妹妹就看見書室優點，進而借用二樓空間開設日文小教室。

李信賢平靜的說道，創業原本就不容易，倆人沒有經驗也稱不上有什麼生意頭腦，只是單純認為並非不可能做到，一旦設立目標就要盡心盡力去執行，並定下三年的期限觀察書室是否有成長。幸好創立兩年多來書室有熟客支持，隨著知名度提升收書量同時增加。在藏書量和經營規模方面都有超出預期成長，而熟客率增加則是兩人最開心的收穫。

送書到偏遠學校，提供孩子閱讀機會
在一年多前，店內生意逐漸好轉之際，夫妻倆開始整理收購或捐贈得到的青少年讀物和童書，趁店休日送到偏遠鄉鎮的小學。讓台南偏遠鄉鎮的孩子們能夠接觸到更多讀物，享受閱讀樂趣。「這些舊書是完好的，對於都市的孩子而言可能已經太舊，鄉下的孩子畢竟資源較少，我們能做的就是給學校更多書本，讓孩子有較多閱讀選擇。」
倆人認為這對書室與學校都有好處。書室既可以更替較舊的書籍，學校又能獲得免費資源。也因為這樣的美意，夫妻倆才有機會更深入到台南鄉鎮角落，以另一種角度認識台南。才發現原來在城市習慣的大量消費之餘，在地還有很多值得珍惜的美好故事。

看似平凡的書室，擁有安定人心的力量
經營書室近三年以來，有些熟客已經融入變成書室的固定樁腳。林檎還給他們取了外號，「拖鞋杯杯」、「土地公爺爺」。李信賢接著補充了一個令人聞之鼻酸的故事：書室剛開不久，有位爺爺常常來晃，後來倆人才知道爺爺罹患重症，二十餘年來，都沒辦法跟家人聚會吃飯。

深感寂寞痛苦的爺爺，生活唯一的安慰就是到書室翻翻書，跟人聊聊天。林檎夫妻倆聽到既是想落淚又開心。原來書室不只是販售二手書，還能賦予別人如此的慰藉。這也讓他們更有責任要把書室經營好。

美好溫暖的街坊人情
除了林檎書室之外，鄰近的信義街商圈，也以獨特的巷弄風情，也吸引不少類似的風格店家同期進駐，其中不乏也有賣書為生的店家。但或許是感染了這座城市濃厚的人情味，這些店家彼此之間卻完全不存在著相互競爭的芥蒂，反而建立起相當親密而友好的鄰里關係。「我們甚至會互相幫忙介紹客人，沒開店的日子鄰居也會幫忙澆花照顧環境。」這種家人一般的親切感，似乎再一次說明了台南這座宜居城市的魅力所在。

到台南展開新生活的123種方式

為了搬到台南居住， 事先做了哪些準備？
因為有小孩，把一家三口安頓好為優先，之後才開始籌備書室。

搬到台南的動機？
1. 想給小孩更豐富的成長環境。2.開立書室。

能為台南做些什麼？
1. 在書室盡量介紹台南的有趣手作和特色小店。
2. 送書到偏遠學校
3. 店內提供當地手工創作者寄售的管道，只要商品的調性跟書室符合，都可以洽談。書室喜歡並且鼓勵這些創作者分享好作品。

文 吳柏樺  攝影 簡豪江

蘇賡哲：全球中文書店舊況

 

12月4日多倫多明報     
    友人張先生借給我一冊《世界華僑書店出版社調查錄》，是故友許晚成在1970年編印的，距今已四十四年了，當然可以說已失去時效，但正因為變化劇烈，從史料角度看就顯得彌足珍貴。 
許晚成的調查可能有其片面性，但也缺少其他同類代替品。在他的記錄中，全加拿大當年只有十五家中文書店（因為觀念轉變，已不適宜稱之為華僑書店了），大多集中在溫哥華，多倫多只有三家。溫巿又以片打街最多。相對同時期的高棉有六十九家中文書店，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樣比加拿大多，大概加拿大華人社區的發展比東南亞遲緩，現在新移民人數應該是加拿大居前。加國中文書店也有過比較蓬勃時期，不過近幾年又萎縮下去。多倫多自稱北美最大華人商場，十多年前曾同時存在五家中文書店，現在已一家也沒有。 
    許晚成是香港龍文書店東主，對香港書店的調查自比較仔細。例如四友書店，雖然只是一個「橫門檔」，但除介紹它在1959年開辦，主持人叫李少泉外，更說明李先生在「1929年獨資設肆於廣州巿文德北路，經營玩文齋書畫社及裕泰書店，買賣新舊書籍古董書畫文玩，來港後，友人資助復業。主要業務為中西書籍、課本、古玩字畫。」李先生已作古多年，他的後人聽說移民來了加拿大，不過沒有繼承父業了。事實上如果沒有許晚成這本書，很多熟悉的書店已從記憶中消失，例如彌敦道的自聯出版社，經營人是名政論家司馬璐，後移民美國，在83歲時和86歲的青梅竹馬戈陽結婚，是一時佳話。

艺鵠生活 - 尋找中文書

今天來到台北找尋獨立書店合作，以期開拓艺鵠的另類中文書世界。

第一間 探訪的是「小小書房」.......

它賣的盡是藝術文化文學綠色生活的中文書，有台灣本土作品和外國作品翻譯，書種較艺鵠多了很多。它的客人看書間較艺鵠寬敞，它的貓也較艺鵠 BuBu 肥大和喜歡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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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首書堆六十年

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裡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Ｏ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裡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裡，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裡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裡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Ｏ至九Ｏ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Ｏ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Ｏ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Ｏ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Ｏ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Ｏ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裡，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Ｏ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裡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着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