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阅读的“香港”

顾文豪 刊于2010年10月24日《晶报》 近几年很值得一说的文化现象就是，在图书出版方面，香港作品与作者大举引进，一时之间有“港人北上”的说法，并且趋势看来还有进境。从政策控制而言，较之以往有所松动，这自然助推了香港作品的引进；从文化交流而言，这也实属必要；但如果谈及背后的文化生产与深在原因，那必须说，这一话题仍有可论议抉发之处。 首先，就我看来，目前引进的香港文化文学作品其实可分为两大类，我将它们名之为“意见香港”与“文学香港”，前者相较受欢迎得多。 所谓“意见香港”，指的是这两年香港文化人，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依凭媒体发达而大举切入内地政治、文化、民生等诸多议题。当下中国最大的文化表征之一即是信息纷乱与情绪乖戾。一方面是言论空间的逐步艰难成长，一方面是与此相比并不匹配的言说能力与分析能力，往往话题多而内容少，情绪多而观点少，空话多而实话少，概念多而对策少，或是八股文的改头换面，或是学术讲章的照本宣科，就整个思维的宽度与深度而言，目前的言说能力尚有不足。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我所谓“意见香港”的香港文化人与评论者的作品为何会如此大受青睐。信息驳杂而开放，长期以来形成的言论自由的氛围，以及普世价值的确立与认同，使得香港论者的观点往往较为平情而客观，加之丰富的现代化经验，我们所面对的诸多发展问题，在他们看来自有一套可资参考的方法与理论。如以梁文道之评论而言，他所依托的思想资源和观察角度其实仍受惠于香港，加之其对内地民情的深刻了解，他们的文章自然入情入理。而就写作而言，梁文道、马家辉等皆因多年的现代评论写作经验，下笔是去肉见骨，直指本心。正是如此，香港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得香港论者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了解可称深刻，同时对内地情况也不陌生，而始终在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梯接欧美的他们，在面对当下诡谲政经剧情之时，仍秉持常识与常理，也就使得他们的意见读来未必是最带劲的，却常常是中肯的。 我相信，对于“意见香港”的依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持续，尤其是现代文化与政治方面的话题。在过去几十年，因为政治的隔阂，香港对内地而言只是一个书面词语，而如今随着全球化以及整体利益的密切相关，导致不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必须重新审视彼此的位置与关系，而“意见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香港意见”。这既显示了香港对内地的重要，同样也显示了内地对香港的重要。 就“文学香港”而言，问题可能更为复杂。首先，我不认同对于“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的过度标举，这是一种基于行政区文学观而生的称呼。如果仅仅因某作家籍贯乃至落脚于香港，就将其作品归为“某地文学”，实在是小看了作者也小看了文学。文学有文学自身的版图。譬如，以董桥而言，我始终不认为他特别香港，相反他似乎更适合以“文人文学”来分类，又或如台湾的高阳，似也不可简单安置在台湾文学脉络中来讨论，更合理的情形应该是将作者作品放置在各自最贴切的文学审美谱系中去研读，否则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读。 这种误读最明显的一例是，如果我们认定金庸、亦舒、李碧华等人的作品是香港文学的代表，那也就无法在这个审美体系中去讨论西西、刘以鬯、也斯、董启章等人的作品。事实上，对于前几人而言，他们的作品一直是大家眼里的”香港文学”，但实际上“文学香港”的景观远比此要来得丰富广大。西西的智性清明，施叔青的颓废艳异，董启章的不拘琐细，黄碧云的温柔暴烈，在为我们呈示了一个被误读误解的香港其实博大深闳。但就目前作品的引进情况而言，西西作品正在全面推出，董启章稍有一二，其余诸人，皆未入内地读者视野。因此我们远未能说，今日对于香港文学作品的引进非常全面而成功，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学中文系教授根本不关注香港作家作品。而若就香港味道及对香港文学的延展垦拓来说，这些纯文学作家的作品实在很能激发内地读者对于香港的认识，文学的认识。 再者，就文学写作而言，此处单说一点，即香港作品对于现代性与现代都市中人情、人性与人心的开掘要比内地作者来得深刻细腻。虽然内地的城市化进程日益蓬勃，但无可否认至今内地仍属于前现代阶段，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行为言谈，还摆荡在回不去的前朝与到不了的未来之间，弄得有点不尴不尬。而我们所谓的城市题材作品，只是有题材而无城市，或有城市而无城市生活，对于城市的析解多流于庸常肤泛，更遑论深刻洞察现代人的心情心态。这方面，香港文学可资借鉴处甚多。 不论是“意见香港”还是“文学香港”，我们终于到了不再闭门不出的年代。但目下的引进尚显功利性较强，而所谓“港人北上”我以为还北上得不够多。我们需要接触更多的香港作者与作品来完善我们久已缺损的认知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