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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書店創辦人 馬國明
這陣子，走進三大中資書局（三聯、商務、中華），總不期然地心頭一顫。
一本又一本的「反佔中」書籍，被擺在舖面最當眼的地方，讀者自然湊近去，低頭翻揭。同一時間，在別的書店熱賣的傘運書籍，卻被藏於不起眼的角落，而且只有區區數本。
難怪不少人瞠目結舌，（第一萬次）明知故問：「香港言論自由是否要死了？」
「一早都是這樣啦！」
在書店行業打滾多年的馬國明說。
談起中資書店的意識形態，他想起的，反而是一件發生於一九七四年的事。
當年，三聯書店位於中環的總店剛剛開業。那時剛入大學的馬國明，慕名到訪。踏進舖面，眼前畫面令他「大開眼界」。
整間三聯書店賣的，清一色，都是共產黨的文件。
咁都得？
馬國明先點點頭。「所以你話意識形態呢……」後換上一張嚴肅的臉。「一早都是這樣啦！我們不要太 naive，要認清楚共產黨的面目。」
「千祈不要被它呃到！」
「這種手法，小書店怎能學？」
談書店，馬國明是最適合人選。
一九八四年，他在灣仔開了「曙光圖書中心」。此後廿年，書店的大小事務，無論是選書、訂書、買書，還是搬書，他都親力親為，全部一腳踢。有別於其他書店，曙光專賣英文學術書籍，書架上是「後殖民理論」、「性別研究」、「後結構理論」等分類標示。多年來馬老闆的悉心經營，造就曙光成為香港知識分子的啟蒙基地（梁文道語）。
直至二零零六年，他的身體和書店都熬不住，曙光一去，頓成黃昏。
曙光結業，原因有很多。除了馬國明的健康問題，公認的原因，還有「時移世易」。互聯網興起後，大家要買外國學術書，毋需再捱兩層樓梯，甚至不用出門 — 只要按幾下滑鼠，簇新的包裹自會抵達府上。
伴隨時代而來的，還有大書店的擴張。馬國明記得，灣仔的三聯開張前，曙光和隔鄰的青文書屋，每天中午，都有二三十個客人上來。但大書店開業後，他們就開始門庭冷落。馬老闆深入「敵陣」觀察，卻為店員把暢銷書堆成小山的舉動而驚訝。
「這種手法小書店怎能學？」
當然，獨立書店的困境，不止於此。跟連鎖式經營的大書店相比，他們欠缺的，不單是堆疊書山的空間，又或是貼近地面的舖位。更重要的，是「牙力」。
跟出版社討價還價的牙力。
香港的書店向出版社入貨，成本通常是書價的六五折。大書店有財有勢，自然可以壓價，用更低的價錢入貨，譬如是「六五九扣」，「即是六五折外再加九折啦。」至於賣不出的，大書店又會退回出版社，「如果你不收，我咪以後不入你的書囉。你實要屈服的。」做法，在業內運行已久。
只是對小書店來說，這些既是常規，又是劣勢。跟大書局相比，它們沒甚牙力（只得付足批發價），而且面積小，顧客少，選書、入貨，都要格外謹慎。為了減低風險，不用囤積賣不出去的書，小書店會採用「寄賣」的方式入貨，成本較高（通常為訂價七折），但起碼可以全數退回。
問題好像解決了，對不？
馬國明耍手擰頭。「但你要將它打包封起，然後叫人來收書，人家又不會立刻來。你可以想像，如果所有書都要咁做，嘩，你有做多幾多嘢？」過程極其繁瑣。「就算包好哂，啲書可以擺哪裡呢？你間書局有幾大啫！」每間小書店，每天都面對類似的煩惱。
而當煩惱逐日膨脹，就會形成惡性循環。「資金全落在賣不去的書上面，資金周轉就有問題。你找不到數，人家就不會將書供應給你，你就無新書啦。細書局來來去去都是那班客人之嘛，咁你無新書，就連客都會無埋。」馬國明慨嘆，這麼多年來，獨立書店的死因，其實來來去去，都差不多。
他的心血結晶也是。早在曙光結業前幾年，馬老闆開始察覺到，書店的新面孔都不見了，就只剩下一班老主顧，以及慢慢原封不動的書，「已經意識到我這間書局已經玩完。」
所以對於小書店，馬國明的結論是：「如果你當是一門生意來做，絕對不划算。只是你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志願呀，先至會開書局。」
一言蔽之，就是艱苦經營。
身兼《讀書好》總編輯鄺頴萱早前接受《南華早報》訪問，談香港中小企出版商的困境。（資料圖片：讀書好Facebook專頁）
「這種壟斷先犀利」
不過，大書局壟斷市場，小書店艱苦經營，這恐怕已是老生常談。於在商言商的香港，這場「大小之爭」，既不能逆轉，亦無可辯駁。大書局有財團撐腰，有錢有位有牙力，佔據上風，根本順理成章，又有什麼可投訴呢？難不成所有連鎖店都要關門大吉以維持生態平衡嗎？
在香港地，這種質疑，很普遍。
馬國明不同意這種說法。在他眼中，像聯合出版集體旗下的大書店，除了壟斷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還主宰了整條書本的生產線。「總之關於書的出版、發行、零售，他們都有做。乜都佢做哂，這種壟斷先犀利。」譬如說，由於三、中、商各有自己的出版，其門市必首先推銷自己的書，以及集團其他成員的書，至於其他出版社的，則排在隊尾。
出版社可以另闢蹊徑嗎？又不能忽視這些中資書店佔據七成市場的事實，只得在商言商。終於，垂直式的集團壟斷，既主導了書籍的市場，又干擾了知識的生產。
甚至是讀者腦袋的意識形態。
佔領運動結束後，大批相關書籍如雨後春筍，陸續出版。當中有的打正旗號，於封面印刷雨傘，一起的撐，也有的閃爍其詞，用「透視」、「啟示」等中性字眼，包裝對佔領運動的一句句狠辣批評。
三聯、中華、商務這三家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書店，把「反佔中」書本放在最當眼的位置，封面有雨傘的，就被丟到角落、上架，甚至被退回。顯然，這些中資書店在放大某種意識形態。
許多香港人為此驚訝。但馬國明，卻絲毫不感意外。
「你知共產黨一向最重視意識形態架啦。這些東西，他睇得好緊。」
將聯合旗下的書店跟共產黨扯上關係，絕非含血噴人。事實上，集團的創辦人、剛於去年離世的藍真，就是根正苗紅的左派。連《人民日報》的報道也一早寫明，藍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員的信仰追求、『力謀改造社會』的理想抱負與手中的出版工作緊緊聯繫起來。」集團的政治立場，一早昭然若揭。
早在一九七四、七五年，當時剛入大學的馬國明，已有深刻體會。當時文革未結束，四人幫未倒台。馬國明慕名到訪開業不久的三聯中環總店，一踏進舖面，立即「打咗個突」。「你知中環間舖幾大吓啦，它成間舖頭，清一色只是賣共產黨他們的文件！」馬國明語畢，大笑了足足幾秒。
還要是可以被公開的文件。「如果是秘密文件就正啦！你預咩人買啫？他們就是不計成本囉，純粹做意識形態的宣傳。」現在回想，仍然有如親歷其境。「那次我真的大開眼界呀，竟有這樣的書店！」
四十年前已是這樣，那今日力銷「反佔中」書，其實也不算什麼創舉了吧。
《「佔中」透視》被放置在書店進門第一張「豬肉枱」正中央
「沒了三中商，情況也一樣」
但原來中間有過轉折。
前三聯總編輯李昕於藍真悼文集憶述，一九七九年，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請藍真到家裡作客，期間談到中資書店的路向，提出「立足香港，依靠大陸，面向世界，溝通台灣。」於是八十年代，聯合旗下的書店放棄了單純的意識形態路線，改為商業主導，「盡量當是一盤生意來做，這個可能也是配合國內的政策啦。」當時，共產黨正在搞改革開放。
商業主導下，中資書店開始賣各類型書籍，香港的，台灣的。
今天回看，這絕對是聰明之舉。「因為香港的生意佬呢，無人對書這盤咁冷門的生意有興趣，有錢佬一是搞地產，一是搞金融。書，眼尾也不會瞥一眼啦。」因此，三中商經過八、九十年代的商業化運作後，變得財雄勢大，領導市場。
這段時期的中資書店重商業，輕意識，但這不代表書店就此放棄審查。「譬如《許家屯回憶錄》，他們不賣架嘛，這個不是秘密啦！」
至九七回歸後，中資書店的零售業務急速擴張。回歸時，三中商合共只有十七間門市，十七年後，這數字，變成了五十一間。「特別是商務，好多分店都是九七之後開。」這種擴張的趨勢，可以說是「服務各區讀者」，又可以是「另有政治任務」，見仁見智。
馬國明沒否認中資書店的貢獻，「為讀者來說，沒了它們呢，的確是損失。」畢竟，遍地開花的書店，確實令普羅百姓更容易接觸書本。
在共產黨明確開動意識機器的當下，他甚至認為，沒有三中商，情況可能沒大分別。「就算香港的商人有興趣做書，九七之後他們的做法可能同三中商沒甚分別。」就像傳媒，也是逐步被收編。「有誰會跟它撼啫？就像誠品，都打算返大陸開咯，咁……它同三中商無分別架咋。」
所以說到底，還是幕後黑手的問題。
「我們不要太 naive，要明白、認清楚共產黨的面目，別以為大陸跟以前很不同。」馬國明喝了半口水，然後義正詞嚴。「一句講哂就是，你千祈不要被它呃到！大陸給你的，無好嘢。就像現在講政改之嘛，人大決議落三閘，你仲話袋住先？大佬，唔該你啦！ 你認清楚共產黨的面目啦！」
為何到回歸十多年，中資書店的機器才真正發動引掣？馬國明想了幾秒，分析道：「唔知啦，可能他們當了這個是敵我矛盾囉。」尤其當佔領運動反映人民思潮。「從共產黨立場來說，真的驚架喎，他們不嬲最重視的，就是意識形態。所以現在咪搞咁多嘢囉。」
「都是那句，共產黨始終就是共產黨囉。」
四十年前馬國明踏足三聯中環店如是。四十年後我們走入中資書店，也如是。
＊＊＊
馬國明說，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下，情況已經不可逆轉。那麼，在瞠目結舌以外，我們還有何選擇？
馬老闆怪我明知故問。
「咁你唔幫襯三中商，幫襯獨立書店，梗係要咁做啦，一早應該啦！這個是你份內可以做到的嘛！」
曙光一去，化成黃昏。但長夜過後，曙光也許重現 — 只要我們不再明知故問。
或曰明知故犯。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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