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玩家 林沛理 打到埋身的英文

如 果要用一個形容詞來為《蕭伯納序言全集》裏面的文章一錘定音，我會選擇「pugnacious」（好勇鬥狠）。蕭伯納就像一個在擂台上比賽的重量級拳手， 一次又一次，將句子變成拳頭，向着敵人的下巴——為富不仁的權貴、殘民自肥的政府，以至社會的偽善和群眾的愚昧——狠狠打過去。每一篇序言都是重拳出擊， 而不管他的對手有多難纏，蕭伯納總有辦法把他knock out。這些序言的篇幅雖短，但蕭伯納的出拳太重，沒有讓對手可以因暫停比賽的鈴聲響起而逃過被擊倒的下場（saved by the bell）。

看 着蕭翁怎樣把令他反胃的作品、人物和事情批評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是人生一大快事。評論本來就是一種帶有虐待意味（sadistic）的寫作，所以閱讀 精彩、令人熱血沸騰的評論，就像看拳擊運動一樣，是一種讓人既過意不去，但又亢奮且略帶罪惡感的樂趣（guilty pleasure）。

最 好的評論家，像王爾德、蕭伯納，以至桑塔格（Susan Sontag）、姬爾（Pauline Kael，影評人）和魯迅，都有這種出重拳將對手（評論對象）擊倒的威力。他們都是喜歡辯論的——所謂評論家，就是一個永遠處於「爭論狀態」的人；並且永 遠自以為是（他們永遠認為自己是對的，直至被無可辯駁地更正為止）。他們的措詞用字飛揚跋扈，所下的結論驚天動地。然而正是這種誇張的修辭 （rhetorical excess）和大膽的推斷（speculative daring），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表演者——他們在錯的時候，也往往較其他人在對的時候更有趣和更富啟發性（Even when they are wrong , they are often more interesting than others when they are right.）。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說﹕「寫詩，因為如骨鯁喉，不吐不快」。（Writing begins with a lump in the throat.）對蕭伯納來說，評論既來自一種要揭露、拆穿和指控的衝動，也源於一種童稚式的好奇。他寫的每一篇文章，其實都在問讀者：「我看見的，你也 看見嗎﹖」（Do you see what I see?）從巴特（Roland Barthes）寫艾菲爾鐵塔到張愛玲的《更衣記》，從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對文本的解構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評論的「千古絕問」。

作為英文玩家，蕭伯納的最大貢獻是把這種語言的「戰鬥格」大大提升。他提醒我們，最引人入勝、扣人心弦的寫作，往往是一場「拳腳交加、打到埋身」的肉搏戰。（Writing is most compelling when it becomes a fight.）

至 於蕭伯納本人，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文體家，而是一個堪稱「全副武裝的文體家」（armed stylist）。蕭伯納將他的寫作風格（writing style）變成他的格鬥模式（fighting style），他的遣詞造句像出拳一樣快狠準。這種「punchy phrasing」的文風在《序言全集》輯錄的文章中隨處可見。

他說，在美國，對財經事務略有認識的國會議員少得可憐，屈鋸木工人之指可 數。（can be counted on the fingers of one of the hands of an employee in a sawmill）他沒有言明，也不用言明的是鋸木廠的管理層草菅人命，政府又疏於立法，致使工業意外頻生，斷指的鋸木工人不計其數。

在 另一篇序言，他說警方的正業，是在富極無聊的人，用本可用作救濟窮人的錢來餵狗的同時，逼窮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餓死。（The real business of a police force is to force the poor man to see his children starve whilst idle people overfeed pet dogs with the money that might feed and clothe them.）

身為英語寫作的「勁揪俠」，蕭伯納遇佛殺佛，誰人也不買賬，就連自己也不放過。他在一篇序言 中談及早年靠年邁母親供養的艱辛日子，他說「我沒有把自己投入生活的奮鬥之中，而是把母親扔了進去」。（I didn't throw myself into the struggle for life: I threw my mother into it.）

顾彬谈中国当代文学

2010-04-11 02:47:38 查看原文

我不怎么常看锵锵三人行，前几天，碰巧看了一集，发现德国汉学家顾彬被请来。于是跟了一圈，俨然是几期连播节目了，许子东, 梁 文道被请为二号嘉宾。除以前不断被提及的老话题，诸如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部分文学）是垃圾，他基本观点不改初衷，还再次强调了中国小说的问题三点：语言， 形式，世界观，统统有问题。好像跟他之前北大的演讲总结基本相符，那次他说过的三个词：语言、思想和形式。我对这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提点很感兴趣，节目时间 有限，展开话题无法充分。所以这里我也只能简单述之。

1）对经典传统文学的忽略。

当代的文学是过眼云烟。对于中 国古文学内含，文学经典的水分营养汲取太少。顾彬提到德国作家及其作品在这方面的重视，可得借鉴。不懂历史，无古典文学艺术底子，当然不会写出一本真正的 德国当代文学作品。一部文学作品，怎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风波和考验，我们即使不拿近年的流行文学说事，单单举例华语文学的代表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目前还 在广泛流行的篇章也已趋之若鹜。原因无须赘述，一句话，传统是基础，过去是未来。

梁文道说，请创作出更好的文学 语言，不要再使用乏味无味，被人嚼烂的常用语言。语言无亮点，这也是顾彬提到的思想问题，没有经典文学和对整个艺术宗教史的融会贯通，很难创作出真正的好 文学。换句话说，每个词的创作，都离不开它的历史，一个好作家，语言比故事要重要。语言就是思想，思想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内容。中国文学需要在废墟上重建 语言。

2）翻译问题：顾彬的原话这样说，是翻译创造和重建着语言。

其实，拿当代作家与五四时代作家相比, 虽有些不合时宜, 但 现象和变化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鲁迅，钱钟书等等大家，多是写译两修。良好的原文阅读习惯，也运化于他们的勤奋笔耕中。现在是西文东渐，翻译市场荣 景非常的时代，至少一本外文书，只要稍稍发迹，不仅可以很快被译成中文进入流通市场，还有多种前后不同译本选择。更勿论当今鲜少看到中国作家直接读原著， 并且几乎越来越少作家再身兼两职，除了创作还搞翻译。在顾彬看来，作家最好应该接触原文，自己尝试翻译，继而达到锤炼语言的效果。

3）当然，作家和作品离不开最有效的公众渠道：出版社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顾彬也提出了可以效仿德国的一面 -- 编辑对于校对的严谨和负责任。最好的编辑，也应是好的作家，有眼力区分文中讹误，有水平修饰文字通顺。编辑和作者最好成为沟通无障碍的好朋友。中国当代文学基本还缺乏较负责任的编辑和出版社，而这是出版好作品的关键环节。

我们倒是也不能忘记，自五十年代平畴荒野之 后，中国文学也走过了一条模仿西方文学的阶段。这种模仿的形式，走到今日，即便胜出在语言，也怕是文过饰非，失去了作品真正的魂。现在读物，仍旧缺乏中国 传统果腹，枝干亦处处语录影体，译文水平参差不齐。我们也看得到近年法国文学的没落，文学的衰亡，是否在演变成一场世界性问题。所 以说，许子东老师那句话说得对，文学，永远是要区分清楚什么是大众文学，什么又是纯文学。这个社会，从来不乏大众文学，但文学也一直都以小众为主流。要做 到为社会小众服务，又不失被大众领悟的文学，要走的路也许很长。终究，我们是不是缺乏纯粹的文学创作者，或者是不一味逐利，能够将文学进行到底的好作家。

回到节目中屡次提出的语言问题，顾彬教授的 出发点一向还是好的。大多数的文学知识分子，也不需在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复杂片面的理解，如果我们的文学在回归传统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当代经典文学，中国 文学才会真正走向世界。结果也许像顾彬这样，不仅喜爱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也变成了痴迷50度中国白酒的酒学专家。

英文玩家 林沛理 英文中的一個「我」

寫精彩英文的一大難題，是怎樣在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之餘表現自我和彰顯個性。循規蹈矩和奉公 守法是必須的，因為任何語言皆有其使用者必須遵從的規模式（prescriptive）法則、邏輯、結構特徵和構成方式，這是語言要成為一種有效的達意和 溝通工具的先決條件。不然的話，語言不但無法學習，更無法使用。這當然並不意味這些原則和規範是寫在石頭上的鐵律（iron law），從地老到天荒都一成不變。生活和習慣對文法特別是「慣用法」（usage）的演化當然有影響，但這是一個緩慢、漸進，由量變造成質變的過程。倘 若每一次我們犯上文法錯誤，就推說生活和習慣已經把這個錯誤矯正過來，那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功能將會消失淨盡，因為每一個人所犯的錯誤都有細微的差異 （nuances）。在一個「一人一文法」的世界，語言只會淪為一種自說自話的眾聲喧嘩。

可是，若果你寫英文，只力求文法正確（grammatically correct），那麼你最多只能做個稱職，甚至優秀的審稿編輯（copy-editor），而不會是個作家（writer）。作家之所以是作家，不是因 為他寫的文章全無錯誤（error-free），而是因為他有其獨特的聲音和鮮明的個性。英文的千變萬化，使運用自如的人也難免犯錯，不管這些錯誤是屬於 文法上（grammatical）、語體上（stylistic）還是修辭上（rhetorical）。寫了一句不合文法的英文，就像不小心摔了一跤一 樣，拍拍衣服上的灰塵繼續上路就是了；這本身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作家與審稿編輯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懂得如何在客觀（impersonal）、屬於每 一個人（communal）的文法中留下個人的印記（stamp），甚至簽名（signature）；而後者只會做文法的保安和執法者（grammar police）。

將屬於每一個人的變成屬於你一個人（Making the Communal Personal），是所有英文玩家的絕技。王爾德生於偽君子當道、性壓抑厲害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身為同性戀者，他飽受社會的歧視和中傷，並在最終的大 審判中輸掉所有。他用來保護自己和對付敵人的最犀利武器，就是他的一支筆，以及一個他為自己創造的身份（self-created identity）——他稱之為他的「個性」（personality）。

王爾德是英語寫作世界其中一個「終極作家」（ultimate writer），正因為不管他寫的是什麼，當中都有一個活生生、永遠在張牙舞爪和大呼小叫（alive, kicking and screaming）的王爾德在那裏。沒有人比他更自我中心，但也沒有人比他更能夠在自己的驕傲中看透人的劣根性。他寫生前最後一篇文章《在深深 處》（De Profundis）時，經歷過入獄和痛失至愛的大悲，心力交瘁但對人性的批判卻更鋒利深刻。他說：大多數人都是另一類人。他們的想法是人云亦云，活法是 有樣學樣，他們的熱情也要註明出處。（Most people are other people. Their thoughts are someone else's opinions, their lives a mimicry, their passions a quotation.）

很多人以為，在英文寫作中要表達自我，最方便和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第一人稱（first person）的方式寫作。結果通篇都是「I think」、「I believe」、「I guess」和「I suppose」。其實濫用「I」，不僅無助表現個性，反而給人吞吞吐吐、缺乏自信之感覺。王爾德說，多於一人相信的就自然不再是真理（A truth ceases to be a true when more than one person believes in it）。說來斬釘截鐵、不辯自明，不着痕迹地化詭辯為雄辯。如果前面加上「I think」、「I believe」、「I guess」或者「I suppose」，馬上就會露出馬腳。不要說要說服別人，就連自己也似乎說服不了。

張五常 出版閒話：從電腦失靈說起

2010年1月26日

幾個月前開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作品多，其中《經濟解釋》的三卷本要大動，整個工程恐怕不 止兩年了。要下足心機，年紀那麼大不會有機會再整理。「沙場秋點兵」只能大點這一次吧。不要問我為什麼這樣做。古往今來文人雅士總要發一下這樣的神經。昔 日在學問上有點看頭的朋友都這樣做。金錢回報不足道，但要為自己作點交代。

漏註腳闖禍

困難是我的作品比昔日的 師友多，多很多，而範圍之廣早就受到批評，一想就頭痛。要整理。文字上，經濟學之外還有散文、論教育、論學術、論藝術，也有中、英二語的不同處理。攝影作 品用自己四十五年前想出來的、正在被數碼科技淘汰的獨特方法，記錄下來需要一本四百頁的大書。書法呢？一天自己認為到位，過一天認為不到，來來去去記不起 多少次了。收藏玩了數十年，跟專家不同的觀點太多，不敢寫出來。

整理作品大點兵，由香港花千樹與北京中信兩家出版社協助，不到五個月在神州 出版了五本書，其中《貨幣戰略論》與《新賣桔者言》自己最費心力，因為是全新的整理。這兩本結集自己花時間最多，感覺上最稱意。然而，《貨幣》面市後幾 天，一位網上客指出第一百六十六頁的註腳印少了一行！闖禍，雖然該註腳無關重要，而正文是完整無缺的。

花千樹的葉海旋是第一個叫出聲來。怎 麼可能呢？中信、花千樹與我本人層層跟進，註腳漏了一行不可思議。回頭遍查稿件，原來在排版及幾方校對之後，傳給中信時電腦失靈，自作聰明地刪了其中一頁 的最低一行。最後要過的關是在印刷前有藍紙稿件審核。到了藍紙這階段，校對是不需要的了，只是大略地審核整體有沒有不可以接受的錯。我不清楚中信與花千樹 怎樣處理《貨幣》的藍紙，自己這邊是請了一位眼睛看得快的助手再查察兩點：一、頁數是否順序而無缺；二、頁與頁之間的文字是否連貫。為恐該助手不知註腳的 規格，我叫她不用管註腳，由我自己審閱。我記得只有一篇文章有幾個註腳，看了，沒有錯。想不到另一篇文章還有一個註腳。可幸該註腳只是提及另一篇文章的出 處，沒有影響內容。

「攻」讀學術書

《貨幣戰略論》是我的中文經濟論著中的第四本重要的書，與三卷本的《經濟解 釋》排排坐。論貨幣，牽涉到的現象及話題長達二十五年，分析的都是實例，文字不論，好壞不談，地球上沒有另一本關於貨幣的書牽涉到那麼廣泛的變化。這本書 不容易讀。我認為沒有學過經濟的可以讀得懂，一些同學可能要讀幾次。

這就帶來另一個話題。上述的有錯體的《貨幣》是中信出的簡體版，是平裝 （多加一個書套，稱「假精裝」），五百多頁，零售人民幣三十八。該書的封面設計是中信替我出了的五本書中最好的。這裡我要領功一下：用華盛頓與孫中山的兩 個銀幣是我的建議。賣花當然讚花香：中信出版的《貨幣戰略論》可以參加封面設計比賽。然而，幾天後我見到花千樹出版的繁體精裝版，售價港幣一百二十，認為 後者勝，認為價高那麼多也值得。

論封面設計，花千樹用的是我的一張農民趕鵝的攝影作品，比不上中信的設計。拿開封面套，當然是精裝勝了。花 千樹的《貨幣》精裝版面較大，局限寬了，字體與排版較為順眼，但最重要的是該書可以攤開平放在書桌上，不用以手按着來讀！曾經有讀者投訴書太厚不好翻，這 應該是指書太重拿着翻閱不妥。睡在床上看書當然以輕便為上，沒有書桌坐着看也要用手。但坐在書桌前看，把書攤開平放，用不着以手協助，讀起來暢順舒適，思 想也就增加了靈活性。要知道，讀《貨幣》這種學術性的書不是讀小說，要「攻」而讀之，不需要用手有很大優勢。

四十多年前自己「攻」讀時，今 天回顧是個古人，讀的是古書。這些古書通常可以攤開平放。這次發現了失存已久的「秘密」，立刻找多本書來研究一下，發覺攤開平放不容易。有四點要做到。其 一是書的硬皮要夠重，其二是書背是要半圓形的，其三是紙質要夠軟，其四是書的厚度要適宜。首兩點只有精裝才能辦到。

盼珍藏好書

數 十年來，科技的突飛猛進人類引以為傲，但有代價。書籍的質量今不如昔，而就是跟西方有別的中國傳統，昔日的線裝書今天衡量絕對是精品。在電腦、電腦的今 天，書還沒有遭淘汰。看來是永遠不會遭淘汰的。但我敢打賭，今天在神州，十個同學中，沒有兩個可以在自己的書架上找到一本可以攤開平放的書！

學 子收藏書籍是好行為，我們要鼓勵。但如果不夠精美，攤不開來，收藏的價值怎會不大幅下降呢？十多年前我的兒子讀大學，堅持要買精裝書，要在書桌上攤開來 讀。他不在書上作任何記號，讀後書像全新的，不賣出去（美國的書局通常收購讀過的書）。我沒有理由反對，他要買書錢我照付可也。今天，我希望珍藏好書的風 氣會在神州出現，鼓勵着出版商往精益求精的方向走。單是讀書不容易有這樣的鼓勵。收藏的風氣重要，而這風氣如果成為時尚，內容或文字較劣的書會遭淘汰。

攤 平放的書

寫到這裡，突然間我明白一件事。這些日子我偶爾被邀請講話，要求在書上簽名的聽眾不少。好些求者把新書在我面前打開後，用 手掌上上下下地大力壓幾下，壓到書有摺痕。這是毀書，是我的作品，怎會不心痛呢？

中信的朋友給足老人家面子，他們出版我的書，雖然遠不到可 以攤開平放之境，但一律有穿線。如果不用穿線，用膠水，膠得牢固會有奇蹟出現。放在書桌上讀，用手按着但不壓出摺痕，一下子放手整本書會在書桌上跳起來！

要 干預一下北京朋友的蠢政策吧。書籍的印製，論價廉精美，中國目前是地球之冠，絕對是。但這種精美的製作到今天還是來料加工，只准出口，不准內銷。我叫葉海 旋考一下中信，要求他們把《貨幣戰略論》再出精裝版，看看能否鬥得過花千樹的在佛山來料加工的精裝版本。鬥不過是不為也，不准為也，非不能也。你說蠢不 蠢？

內地出版吸引香港作者北上

2010年3月15日

一本書在香港暢銷是什麼概念？兩千本。銷量超過兩千本就是暢銷。

《德川家康》簡體中文版，十三冊，在內地銷量超過一百萬冊。

《明朝那些事兒》，七冊，簡體中文版銷量超過五百萬冊。

《貨幣戰爭2》，一個月銷量逾三十萬冊。

歷史、政治、小說、金融，什麼題材在內地都有可能暢銷，而且暢銷的標準與香港比，動輒是十倍甚至一百倍。內地書市火熱，儘管眾多出版社名存實亡，但 在市場競爭下生存下來的卻變得更強，中信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南海出版集團、鳳凰出版集團……中國內地的暢銷書，常常與這些出版社的名字連在一 起。這些出版社都有幕後推手，或者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工作室，例如廣西師大出版社背後的嚴搏非，鳳凰出版背後的張小波，人民文學出版社背後的黃育海，南 海出版背後的新經典，另外還有更加財大氣粗的盛大文學、萬榕書業……他們找選題，做策劃，搞公關，不跟在閱讀潮流屁股後面跑，而是製造話題，引導潮流，實 踐理念，影響力和行動力絕對超過香港的八卦周刊。

有這些活躍的出版商，中國內地對香港作者的吸引力愈來愈大。據說梁文道一年已有一百五十天在內地。他的《我讀》，本周在深圳的暢銷榜上排名第一。

曹仁超的《論勢》、《論戰》、《論性》三部曲，是香港的暢銷書，簡體中文版在內地也一度登上暢銷榜首。他接受香港本地傳媒訪問時還是對香港的世道行 情不滿：「八卦雜誌每期賣十幾二十萬本，我們認真寫書的人賣萬幾二萬本已可打入排行榜，我簡直是好嬲！」他打算不再在香港出書。

連對中國內地常常冷嘲熱諷的馬家輝，也把沒在香港出的《日。月》和《明。暗》拿去北京出版。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說：「除非像梁文道那樣賣到十多萬，曹 仁超的賣到五六萬，不然像我們這樣只能賣到一萬兩萬的，也沒有多少錢，吃幾頓飯就沒有了。」但他看重內地出版社的質量，可以做到把香港版的錯字全部找出 來，另外就是讀者的回應，「香港書賣個幾千本已經不錯，那種寂寞感在香港每個寫書的人都感覺到，沒人理你，不管是好是壞。」但是在內地，書迷會排長長的隊 來聽他們的講座，然後在網路上面為了他們的書吵翻天。

中國內地自由度雖然無法與香港相比，但是閱讀人口的基數、閱讀人群的豐富層面、社會關注話題的複雜度，以及出版人在夾縫中尋找和製造話題的創意和理 念，全都不是香港可以比擬。

陳冠中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九年；梁文道一年有一百五十天在內地生活；前不久聯絡葉輝，得知他正在山東；2008年馬家輝被上海評為年度魅力人物，開始 愈來愈多在內地出書；曹仁超打算不再在香港出書，全力進攻內地閱讀市場。

香港北上的，不只是商人和專業人士，也有最可貴的資產──各個領域的作家。

香港的書市因為缺乏話題而沉悶得就像這幾天的天氣，內地書市卻是艷陽練兵天。擁有優越得多的自由環境，香港卻沉悶到這麼無所作為的地步，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