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舒琪位於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伯大尼校園的辦公室內，我們的目光掠過牆上的《祖與占》海報以及過千張電影影碟，停留在他的書架上。雖說光影及文字是兩種大相徑庭的媒介，但對於心思細膩的創作人來說，兩者皆可是養分。曾參與編、導、製作、發行，現在主要從事教學及評論的全能電影人舒琪，一生的熱情都投入電影中，但也有不少書本有如靈光般在他眼前綻開——如他一直認為被低估的亦舒、評論家Susan Sontag、吳昊及Robin Wood的影評等。舒琪認為，好的文字會增加對影像的敏銳度：「所以閱讀是一個磨練自己創作的方式。」
或許因教學關係，舒琪常接觸年輕人，不忘語重心長的說：「現在的學生都不看書，或者讀得很快，不會間書、highlight，或做筆記。」他把一本書的書衣揭開：「他們甚至不知道書衣的作用是什麼。書衣是用來當書籤，標誌自己讀到的書頁。」舒琪認為這一代在數碼化的環境成長，不需要常常使用記憶，比如電話號碼也只靠手提電話紀錄，不會記下：「但是記電話是一種記憶訓練，我們因為記電話而創造出一套獨特方法去記，這其實也是一種管理數據和資料的能力。不然，你怎去管理自己的時間，以及自己的生命？你不用記憶這部分的話，它只會萎縮壞死。」
「亦舒不只是流行小說家」
舒琪院長對於學生愛之深責之切；全因他於知識不流通的六七十年代成長，當時亟欲探究世界的青年人，對每格影像、每點文字都珍而重之。「我從小就愛電影，但其實先要了解文字，才能了解其他的事情。」舒琪說。比如說，他愛看電影，而當時想了解更多最新電影資訊，就得上美國和英國文化協會的圖書館看電影期刊雜誌如Sight and Sound 和 Films and Filming 等。年輕的舒琪總是放學後就急急腳的趕去圖書館，可惜不到一小時圖書館又得關門：「所以我還試過偷書呢。現在還能找得到這些書！」舒琪笑說。電影也是，當時他是其中一員的火鳥電影會會從外國租來電影菲林和電影機，但電影菲林總得歸還：「我們睇唔夠喉，就會半夜三更關上房門再看一次。就像當時看杜魯福的《祖與占》，我們很喜歡裏面的配樂，於是再放一次，在旁邊以錄音機錄下來。」在錄影帶未被發明的年代，看電影是只得一次的珍貴經歷，所以舒琪當時會好用心的看，並抄下筆記；書本也是間滿直線，寫滿筆記，以幫助記憶。
亦舒作為公共圖書館多年來閱讀量最高的作者之一，總是被冠上「都市流行作家」之名。但是舒琪並不認同。他認為亦舒的故事簡潔得來聰明，他的筆名「舒琪」的『舒』便來自亦舒。舒琪去年監製的學生電影《一個複雜故事》就是一部改編亦舒小說的作品。小說講述女大學生為應付哥哥醫藥費，為有錢人當代母，懷上雙胞胎，並捲入多件複雜事情中。「起初我以為這本小說文字不深、節奏又快，應該不難改編。但是動手改編時才發現很難：因為小說結構很緊密，只改一點，便牽動許多不同部分。」舒琪又笑指若自己現在讀書的話，論文會考慮以亦舒為題。「亦舒的文字很好，絕對不只是一個流行小說家。我每次去旅行都一定會帶她的書看，因為薄和容易看。」
舒琪的書架當然以與電影相關的書籍居多：有實戰型的拍攝及剪接技法，也有探討意識型態的電影理論，以及中外多個導演如Nicholas Ray、Woody Allen及小津安二郎等的傳記或訪談錄。舒琪說，雖然他的電影知識可能比學生多，但未必代表自己的想法比他們敏銳。有時學生所看的電影比他還多呢。「所以在電影面前，我是永恆的學生。」他說。
盼為吳昊編影評集
而同為影評人，舒琪也對幾位影評人特別欣賞：其中一位是2013年過身的編劇、作家、歷史掌故學家吳昊。早於舒琪剛活躍於《中國學生周報》的時候，他便已仰慕經常於周報寫影評的吳昊。「吳昊的文字精煉，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一字也不會多。而且他熱愛美國的類型電影，即是所謂的B級片。這一種隨着正場加映的一小時影片，多以西部或警匪片為主。這種電影不為人所留意，但吳昊就從中看到這種電影的成就，對它們作出深入研究。」舒琪稱受吳昊影響，他也喜歡「捐窿捐罅」，分析看似冷門的電影。吳昊過身後，大家懷念的主要是他在掌故、編劇方面的成就，但在影評方面就鮮有人提起。「所以我一直希望幫吳昊編一本影評集，我認為在六七十年代芸芸影評人中，他是成就最高的一個。」
評論，是要不停修改的
而另一位舒琪景仰的是加拿大影評人Robin Wood。Robin Wood的一生可說是傳奇，他本以對希治閣的評論聞名於世；但當結了婚並有了孩子的他決定出櫃，公開自己的同性戀性傾向後，他的影評風格也就完全改變了。他更勇於批判社會政治，並重新檢視自己過往對希治閣所作出的評論，寫成Hitchcock's Films Revisited ，甚至在當中推翻自己過往的評論。「因為他覺得自己出櫃前所寫的文字不夠膽量，所以評論不夠誠實。」舒琪說。他認為Robin Wood的文學根柢深厚、文字優美，但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評論人寫的不止是客觀評論：「評論者本身的視野、個性、感情，都應在評論裏表現出來。所以評論人其實也是創作者，最好的評論也就是最好的創作。評論對我來說，是要不停修改的，只有最好的作品才可真正經歷時間的考驗。所以後半生應是用來修改前半生所講的話。」至於在電影拍攝技巧方面，他推介美國導演Sidney Lumet的自傳Making Movies。導演在書中分享了他拍戲的心得：如何指導演員，執劇本，以及在現場執行的能力及反應等。舒琪說他每年也會介紹此書給電影學生。
舒琪還有個特別且暖心的閱讀習慣：凡讀到值得推介的好書，他都會多買幾本，送給身邊好友。近幾年，他就買了好幾本《紙房子裡的人》——一本關於閱讀的書。一位熱愛閱讀的學者過身了，她的愛人收到一本從南美寄來的書，而這本書有被水泥糊過的痕迹，於是他便到南美找尋寄件人——發現寄件人原來是個瘋狂的愛書人，屋子裏滿滿是書，並且執著於種種閱讀儀式和排列方式。舒琪認為愛讀書的人都該看看這本書。而另一本他不斷向好友推介的是吳冠中的自傳《我負丹青》。於四十年代到法國學藝的吳冠中，回國後不久其作品被評為「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堡壘」，文革期間更被終止繪畫、寫作、教學，以及下放到農村勞動。「我感到最深刻的是他對藝術的追求，即使在文革間被批鬥，但並沒有放棄對藝術的追求，一有機會就畫畫鍛煉。」舒琪說。
舒琪或許是嚴師，在言談間不時訓話學生幾句，但相信這是恨鐵不成鋼的心意。「我很難想像有哪個導演是不讀書的。我們都不是天才……就算是天才也需努力呀！」他認為，讀小說可幫助理解人的心理及人際關係，傳記則可了解人與時代的關係。「只看電影不看書是無用的。你要去學習、理解、分析及吸收，才可磨練自己的創作。」舒琪老師就以自己的書架，作出一個最好的示範。
profile
舒琪，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亦是導演、編劇、製作人。導演作品有《虎度門》、《沒有太陽的日子》等。
文：吳世寧
圖：陳淑安、網上圖片
編輯/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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