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校六记》里，杨绛先生提到，要离开干校回京的时候，她指着窝棚问钟书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先生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没有书不好过日子。
这恐怕不仅仅是两位先生的感受，但凡爱书的人，都心有戚戚焉。一个有书的所在，对于在文字里过活的人，真的具有莫大吸引力。所以，世界上才会有那么些呆子，把书列入绝不外借的范围，当一个坐拥书城的守财奴。
所以，除了借，得书的更多途径是买，书店实在是这样一个好地方。
住在复旦十一宿舍的时候，傍晚吃过小木屋的炒面，如果还不想马上回到电脑台子前去，信马由缰的我会下意识地走到那些与复旦比邻而居的书店，溜 达一圈，权作休闲时光。日子长了，书店里的熟面孔也多起来。站在书架前，翻着刚来的新书，触到书本装订好格外鲜洁的封面，和身旁的朋友谈论几句，在微凉的 晚风中，拎着一袋内容、品相都不错的书回去，在我“乏善可陈”的生活中，要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了。
鹿鸣，就是我常去的一家。一过秋分，天也黑得早了，在街旁大大小小招牌里，蓝白相间的“鹿鸣书店”四个字在已暗下来的天光中显得平常而安静。 不大的铺面，这时的人也格外少，大概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吧。站在几如“回”字形铺开的书架、书桌前，信手取来一本，内容正与手边事情相关，不可不读。平 心而论，这家小书店里的学术著作相当密集，文史哲几乎一揽天下，当然也并不排除时下的热门书如《东史郎日记》《看上去很美》一类。不同的书在架子上码成一 排排，或是《书林清话》紧挨着《心史丛刊》，或是狄金森压住茨威格，大有点英雄不择地而生的味道。但大致说来，鹿鸣的书还是有分类的。新书，总归放在进门 的台子上，一般左边是中国文史，右边常有西方理论书；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工具少不了语言，所以台子的里侧摆的总是语言学专著。不知我的解释是否合乎书店 主人的初衷?——这只是一个时常光顾那里的客人自己的心得罢了。书架上的书有不少是常备的工具书，有的学术名著，听说刚入学的研究生几乎人手一册。这不仅 仅是鹿鸣离南区研究生宿舍近的缘故，书店的学术风味以及店主人的随和亲近倒更让人欣赏，当然还有那不可少的打折优惠。
记得老一辈的学者曾经不无怀念地提到老北京的琉璃厂，那里的窗明几净，那里的古书旧书，还有书店伙计的殷勤相待使人如沐春风。时至今日，旧迹 古风不绝如缕，能为顾客订书访书的，鹿鸣就是其中的一个。常常为了一些需要的书，我会找到小张、小顾。而时隔不久，他们或许会通知我，书到了，来拿吧。抱 着一大摞想要的书满载而归的时候，心里的满足感也并不仅仅是少跑了腿或者打了个折，说得过一点，或许就是吾道不孤吧，在大家忙着种种生计杂事的时候，还有 这样的书和人，让平常的日子变得好过得多。所谓物以类聚的关系，书店里来来往往的人也都是读书的朋友，其中多是复旦的老师和学生。平时难得碰面，偶尔在店 里遇见了，寒暄几句也少不了说起某某书如何、某某书怎样，“好为人师”的小张、小顾也不忘点评一二，这是书店气氛最活跃的时候。文人雅集，从来都少不了一 个风雅之地。也许好书店，原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上海以前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就是鲁迅先生的朋友吗?
如果说读书人是“没有书不好过日子”，恐怕卖书人就更是如此了。
当然书里也不只是黄金屋，诺丁山的书店伙计也还是和颜如玉有缘面对面。到我更老一点的时候，或许就可以老着脸皮说，到鹿鸣书店看看去吧，也许你找到的，不只是一本好书。
鹿鸣书店的故事[二]：复旦的一道风景
傅杰
一
两年前，振涛和金耀说准备办一个小书店时，我是抱怀疑态度的——不是怀疑他们办不办得起来，而是怀疑他们办不办得下去。复旦周围的小书店够多的了，有点减一个不少、多一个何必的味道。
两年过去了，他们名之为“鹿鸣”的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小书店声名远扬，人文学科的师生(包括留学生)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鹿鸣书店的。它已经成为不少复旦人心目中的一道不可缺的风景。
二
鹿鸣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振涛、金耀的知识背景所决定的。振涛主攻现代文学，金耀主攻古代文学，两位都是读书很多的书虫，又能相互取长补 短，所以他们进书往往自有特色。一些对有关研究者而言不可或缺的著作，不仅复旦周围，就是沪上其他书店，也未必容易觅得，比如从多卷本的《戴震全书》《钱 大昕全集》，到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瞿冕良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钱仲联主编的《广清碑传集》、宿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等。他 们还设法组织了一些出版社库存的旧书，按原定价出售。当一九九九年十月竟还能在这里看到近二十年前出版的售价仅二元七角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时，真是 有些惊喜得难以言喻。而一位华东师大的语言学教授说，他在鹿鸣看到的语言文字著作，是上海的书店中最为丰富的。
三
鹿鸣已成为复旦爱书人一个最集中的处所。这里也是一个免费的课堂，研究生、大学生们除了可以在这里买到喜欢的书，还可以翻看各种一时不想买或 买不起的书，借以熟悉各类书的“门牌号码”。更可以在这里见到一些读书期间未必能见上面、听上课的教授，看他们选书，听他们谈论，向他们征询买书的门径。 就文史哲三系的名教授来说，这里的常额就有陈尚君、周振鹤、张汝伦等。有时你甚至还会在这里看到拄着拐杖、年近九旬而依然精神矍铄的贾植芳先生。
四
还在书店开办之初，振涛就跟我说：自己也是从穷学生过来的，有特别困难的学生买书，你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可以作些特殊照顾。一年下来，他们 自然赚了些钱。在店庆一周年之际，他们出资筹办了鹿鸣学术系列讲座，邀请了王元化、朱维铮、周振鹤、王晓明等先生主讲。那是复量讲座档次高、讲座最频繁的 一周，每一次讲座都挤满了兴奋的学生，鹿鸣的店庆成了复旦的节日。
鹿鸣书店的故事[三]：气象仿佛，更添乡思
陈引驰
黄进兴的《哈佛琐记》里说，哈佛附近的购书之便是全美之最。或许真是如此，然而有一条件：你有足够的美金。说实话，最愿意去的还是图书馆。在 纽约遇到十多年未见的少年朋友，如今已在普林斯顿当教授了，当年他是那么好书，而当我向他提起古根汉姆博物馆的超现实主义画展所售的两厚册画集只要四十余 元，他回答我：为什么买呢，图书馆里都会有。这对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而言，确是实情。
不过，积习难移，虽往往是废然而返，书店还是常去。哈佛广场附近的书店最熟，往西去是Coop和Wordsworth，往东是Harvard Book Store，而就在广场南缘的Holyoke Center一楼便是Haravrd University Press的一家门市部。
Harvard Book Store的书以学术为主，气势在Harvaed Square附近的书店中仅次于Coop。能让我摧眉折腰的是它的Basement：那里多是打折书，细细挑选须曲身弯腰。一个傍晚，在这门外的书架上找 到一册The Bloomsbury Group，要价只有五十美分。那是我在哈佛买的第一册书。后来见到近上的修订本，标价在二十美元以上了。
Wordsworth有上下两层，正对着Brattle Square，马路对面常常有变戏法的主儿在吆喝，走去书店的路上不妨停下来看看。有一回，还被喝问了一声：“你抽不抽烟?”不知他下面有什么讲究，连说 No，No。比较而言，Wordsworth的特色主要在所有的书都打九折，就如复旦国权路上的鹿鸣书店。“鹿鸣”的书以九折起售，买得越多折扣也越多， 那也是不少师生常常光顾的原由之一；在Wordsworth购书有限，不知是否有类似的优惠，如果没有，或许值得引入吧。
Coop是规模最大的，从Harvard Square的正门进去，上下三层。一楼卖各色新书、艺术史、传记、文论、历史等；转角楼梯上去是咖啡厅，其余三面马蹄状分布的书架上全是小说和诗歌等文 学作品；三楼陈列科学类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书籍。虽然所有的硬面精装书都打了八五折，但对阮囊羞涩的我等而言，还是只能望梅止渴。好在这儿空间较 大，袅袅飘浮着咖啡的香气，倚坐书架边的椅子上翻书，真是赏心乐事。从三楼通过封闭天桥往西，可达卖教科书的层面，一眼望去，各系科的教学书籍分别摆放， 蔚为大观；一摞摞书中间往往夹着课程的名目和任课教授的名字。在纽约华盛顿广场边的一家书店里，我也见过New York University的教授们推荐教学用书的阵势。回想在上海，开学时的鹿鸣往往有学生成群地几十本几十本买教师推荐的参考书，虽然规模逊色多多，然而气 象仿佛，更添一重乡思。
Haravrd University Press的门市部，所售全是哈佛出的书，品位自然极高；其中的折价书往往可得往年的名作，至今交代给它的钱最多。不过想想身在哈佛，多贡献一些也是理所 应当，于是释然。偶尔也会有意外之喜。罗尔斯的《正义论》出了新的修订本，它的平装本要卖二十二美元，而在这儿以七元购得一册，翻来覆去看，也没有看出什 么大毛病，不知何以流落到折价书中，让好书者如我愉快了一回。这家店的门面最小，看书的人也较少些，与店员因而也偶有交谈，多了些人情味，这是小的好处。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店之品位也不在规模、装潢如何，而在书的品位；如果还有人情味，有鸿儒谈笑的快乐，那更属上上品了。这又让我念起在“鹿鸣”消 磨的时光。这样的所在，在哈佛，至少对我而言，还有待寻觅。
鹿鸣书店的故事[四]：鹿鸣呦呦
张海新
每每惊叹于都市人改天换地的精神。我目下所居的城市，在忙于砌就无有灵性的水泥植物时，常常有一些异想天开的创新。决策者们采纳了国外某建筑 设计事务所的方案，预备在地价昂贵的闹市区栽培出大面积的森林来，让发明“水泥森林”这一词语的现代人回复一下体内的野性。我于是颇有些激动，就想起江浙 某市来，据说该市本来傍山而成，改革开放以来，竟然发展到环山而建，市中之人偶有雅兴，反放射轨而啸聚至山溪，棰炼浣衣之举，遂收接近自然之效。当时，闻 此消耗，曾遥望南天，耳边厢似乎听得见山涧中传来的捣衣声，感叹六一居士的“环滁皆山”在全球同跨新世纪的无与伦比的世纪末，在普天下人民欣欣然“返影入 深林”的集体行为倾向中要修改为“环山皆滁”了。联翩浮想间，已置身那处都市森林中，触目皆绿，手挥五弦，目送TAXI，岂非乐哉?或许，还可在森林中放 养些什么，且放白鹿高架间，塑造都市另类风景吧。鹿鸣书店来到世间，正值学人与学术书店起于青萍之末。其时，北大周围数家姓名典雅者，作为开风气之先， 已收得第一桶金，也播下了一片绿荫。我就读研究生的大学周围虽有几家书店，但暇时光顾，心中总不免掠过一丝遗撼，专业性与学术性强的书籍尚不够集中，书生 们要看的书常与法制文学相傍，或与白领丽书相偎。虽说有的书店格调犹可，毕竟要出学术品牌的书店仍像海上三山，渺不可寻。未及不惑之岁的我，只好自我解惑 为是这座商业化都市的独特口味，腻腻的，像本地的菜，总要投诸些方糖于碟箸之间。
顾振涛，本帮人士，现当代文学硕士生，毕业论文为大公报研究云云。张金耀，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中之精英，乃师为海上版之《中国文学史》两主编之一。
张博士生(现仍在修炼中，故有此语)在硕士生阶段时，居我侧室。君与我俱栖息于上铺，惟隔墙而卧，常击墙为号，以探虚实，知否尚在帷幄之中。 又常中夜不寐，挑灯夜读，漫游于先秦年代，与古人晤对。每在丑时与我会于水房，执手相看累眼，赞叹对方“猫头鹰”式大脑一番，更彼此肉麻凿壁囊萤之语，然 后分头睡去，一夜无话。
顾老板(打从鹿鸣开始，即获此殊荣。所言“殊”者，惟“老板”之称是研究生们私下用来指称导师的)，其宿舍在张博士生之隔壁，即我侧室之侧室。为人机警而不失豪放，练达而仍葆童真。
顾、张二人开店之前，已露书老板之相。咸以购书为喜。顾氏之书多在家中，然宿舍之中已甚可观。张氏直升博士时，曾雇拥七八硕博士壮丁为乔迁六楼之用，单书就打了三十六个大包，余生也幸，躬逢其盛，疲极矣。
当鹿鸣尚在筹备中时，自引为鹿鸣同志的诸人，都不免为鹿鸣前途担扰。市场经济的大纛猎猎作响，学术书店在其中难免像风筝辗转跌宕；何况，鹿鸣书店只不过十几个平方米，又能维系多久呢?鹿鸣的店址又远离校本部，能引动涉江来采芰荷的嘉宾吗?
“鹿鸣”二字源出《诗·小雅》“鹿鸣”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淮南子》：“鹿鸣尖于兽而君子美之，取其见食而相 呼也。”或许，正是应了这个好名字，鹿鸣创立后，声名渐著，不仅较内诸生常来走动，连海上学子与学人也慕名而来，偌大一个都市仿佛都听得见呦呦鹿鸣之声。 鹿鸣呦呦，意在呼朋引伴，同来大快朵颐；鹿犹如此，人有不甘，以此比兴，谓唤同道咸来与事。鹿鸣书店，当起名时，已内涵得道多助，我有嘉宾之意；再加上博 士硕士办店，内行之人又能真正保持“苹”之水准，所以虽只一爿小店，却催动了不少学术生气，以至蔚成气候。或许，开张之初，顾、张二人早对都市中放养鹿群 的前景作出了稳操胜券的前瞻性评估。
买书，看书，写书，书生们生生不息的主题；卖书，印书，藏书，古今不鲜。鹿鸣一周年店庆，海上大儒纷纷杏坛作讲；知呦呦之声真的引发了莘莘大鹿小鹿们的合唱。
每每惊叹于都市人对田园的怀想，仿佛那是一个绮丽而温情的旧梦，在诉说着史前的流浪。故乡啊，本只是先祖们远行驻足的最后一个驿站；在灯红酒 绿的都市中停栖久了，却不要忘记了故乡之前的旧乡。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从何处来，原是不须多问的问题；只是，只是，除了在都市里营造出城市的肺叶，造出一 片绿色的热忱外，更多的是要在上紧发条的“市民社会”的心中筑起一片牧野，听取那呦呦的鹿鸣。
鹿鸣书店的故事[五]：万里长征第一步
顾振涛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创办一个书店的想法是在我研究生宿舍的楼梯拐角处提出来的。当时，金耀和另一位朋友想“接管”一个书店，然后按照自己的 想法经营，邀我入伙。我当即就否定了这个设想，“接管”的费用远远超出“创办”一个书店所需的资金，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开个书店呢?他们俩觉得我说得不无道 理，于是，我们三个人决定亲手去创办一个书店。
事后想来，当初的这个决定彻头彻尾是个鲁莽而冲动的决定。我们没有任何市场调查、估算、分析以及判断，我产没有资金上的充足准备，我们不了解 图书的进货方式、渠道，我们有的只是天真的幻想，以为顾客自然会蜂拥而至，我们只需每天晚上像过去的地主爷一样，背着手到书店去收收账就万事大吉了。但 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或者说，我们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办个书店，首先的必要条件是场地。我还记得，某天下午，我和金耀携手从南区(复旦的研究生宿舍)走出，面对三岔口，我们很不经意地往右拐了个 弯。没走几步路，我们就发现有一家正好有空房出租。后来，这间空房就成了鹿鸣书店两年来的安身所在。当然，我们也找了其他地方，但不是房租太贵，就是过于 偏远。而鹿鸣书店所在的这条国权路在两年前还属于复旦人很少光顾的“不毛之地”，现在早已今非昔比。我并不是暗示什么或自我吹嘘，事实上，鹿鸣的诞生和存 在确实丰富了复旦周围的人文景观。
有了场地，剩下的就是营业执照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办个执照会如此困难。当时在楼梯拐角处商议是一九九七年三月，我们的如意算盘是赶在五月 一日劳动节开张。而整个四月，我们都在傻乎乎地想找个“上家”让我们挂靠一下而四处奔波。经过一番周折，我们及时醒悟：做别人的“干儿子”不是那么容易 的。于是，我们调整策略，决定真正创办属于自己的书店。很快，我们盲目的热情又遭到无情的打击。专门负责签发文化局执照的管理部门告诉我们，所选场地的三 百米周围不能有其他书店。我记得，当时我就激动起来：都什么时候了，难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支持竞争吗?难道还要保护那些没有任何创意和眼光的平庸者吗? 难道作为江南第一学府的复旦大学周围不应该比别的地方多几个书店吗?可面对我的经办人员对这些却无任何兴趣，他也是奉命行事而已。
我将国家的规定告知了金耀。我们开始意识到处境不妙，房租已经交了两个多月，可事情却毫无进展。但这条规定是条“土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条 文，也许会有通融的余地吧?两个书生依旧心存希望。好在前两年毕业的同学中不乏有社会关系者，我们只有依国情办事，开始托人拉关系。不久，事情就有了转 机。有消息告诉我们，执照肯定能批下来，叫我们耐心等待。那就等待吧，本已绝望的两颗心又复苏了。可左等右等，文化局跑了一趟又一趟，经办人员总是迟迟不 肯“放行”。我们的同学分析说，你们是不是考虑送点东西打点一下?这当然没问题，只要花钱办成事，我们有一万个愿意。于是，我开始挖空心思，准备见缝插针 烧炷香。可办事的同志似乎两袖清风，而且不时还暗示我绝对不能搞歪门邪道。我又不知道如何“出手”了，想不到电视里常演的镜头在真实的社会里并不是那样容 易照搬的。于是，两颗刚刚复苏的心又慢慢地沉了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过了三个多月了，我们什么事都还没做，钱倒花了好几千，我和金耀商量，再坚持最后一个月，到时候还没戏，我们就放弃。这 真是个令人痛心的字眼——“放弃”。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件区区小事给两个研究生带来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煎熬，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办件事情会这么难。诗人里尔克 说，挺住意味着一切。可当时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快挺不住了。只是事已至此，后路已绝，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几千元钱石沉大海，要么再用人民币挺住。我们不得不选 择了后者，这其中既有一丝丝负隅顽抗的味道，而更多的则是两个书生保持着天真的幻想。
幸好，社会的主流还是光明的。天真的幻想也有实现的机会。某天，文化局的经办人员告诉我，执照可以批下来了。我记得，我那天回到寝室与我的伙 伴着实高兴了一阵。现在想来，那种快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没有经历过的也许很难体会到。另外，我到现在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最后他们开绿灯了呢?如果可 以，为什么不早点开呢?或许，他们对于我们的“无动于衷”感到了厌倦，不愿再等?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可本能的好奇心还在时不时地追问着我。重新 思考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痛苦，相反，每每想起它，我竟有种很幸福的感觉，就像思考形而上，无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居然会有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接下去的 两个月，就是去办各种手续。别看书店不大，可要报到的衙门还真不少：文化局、税务局、统计局、银行等等，诸如此类。
离鹿鸣书店的开张越来越近了。哦，我讲述了老半天，居然忘了一位朋友。我必须承认，没有这位朋友，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鹿鸣书店。最初在楼梯拐角 处直接倡仪办书店的就是他。但请原谅，我想还是将他的真实身份隐去较好。在整个筹备的过程中，他处处显示了高人一等的心态，并对我们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持极 大的怀疑态度。为此，互相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潜伏着某种危机。直到最后，当我们把自己(包知我们的亲人和朋友)的钱都拿出来去进化的时候，他退缩了。这 直接点燃了分崩离析的“导火线”。事先他答应我们拿出多少多少，但是，他食言了——就在书店最关键的时候，并且这已不是第一次。终于，我们在做了耐心的解 释工作之后，忍无可忍地决定请他“出局”。与上一个疑问相似，这个问题成了鹿鸣书店在筹备过程中的另一个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要退出呢?后来的鹿鸣书店是颇 为成功的——只是天知、地知，还有他自己知道。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是，此位朋友乃外籍人士，鹿鸣书店原本可以成为中外合资的民营书店。可惜吗?我们的回答 是，一点都不可惜!《围城》里的方鸿渐在购买文凭的时候，靠小小的诡计赢得了“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我想，发生在鹿鸣书店上的这件 事或许又可以在此添上胜利的一笔，而且手段远比方鸿渐光明得多。
后来，我们临时在一天之内被迫四处筹集资金。运气尚好，总算大致堵住了缺口。于是，兵分两路，我身携“巨款”(对我们而言)晋京联系货源。金 耀与我的朋友们以及我的父亲，开始在上海的一间小房间里摆弄起木板、水泥和其他的一些建筑材料，敲敲打打，装修着我们“天真的幻想”。一切都很忙碌，一切 又显得无经充实。终于，我们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四日开张了。我想，我和金耀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从当初的设想到最后的开张，其中整整经历了七个多月。 再过两天，就是鹿鸣书店的两周年纪念日。与去年一样，我们不会搞鹿鸣书店的生日Pary，正如我和金耀也很少过各自的生日。我们似乎没有这种习惯。取而代 之的是我们举办的各种活动，包括旧版书大展，邀请海上学人举行演讲等等。我们想，这样做也许更有意义。
拉拉扯扯这许多，其实这只是鹿鸣书店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张以后，鹿鸣书店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有琐屑的杂务和辛勤的劳作，当然，更 有鸿儒谈笑、议论风生的光景，同时也有起起落落的悲欢人情。这一切都不足为外人道。鹿鸣书店的存在从客观上而言，对我个人的影响极大。也许，研究生开书店 本身就是不务正业?我和金耀时刻都有这样的惶恐。可朋友和师长总是关爱有加。前些日子，远在哈佛的陈师发来E-mail，感慨地说，每所大学旁边都应有一 些具有人文气息的书店，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后又专门作文将鹿鸣与哈佛附近之书店扯上干系。既然如此，学生哪有不从之理?若干年后，希望哪位复旦人在撰写回 忆录时，还能想到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书店，以及它的一些故事。
(作者为鹿鸣书店创办人之一)
鹿鸣书店的故事[六]：在学问中穿行
——鹿鸣学人系列讲座小记
张金耀
缘起
在中国，小孩满一岁都得举行个抓周之类的仪式，1998年的10月，眼瞅着鹿鸣开业一周年了，我们觉得该借这个名目大操办一回，当然最好是能名利双收——这是商业的上佳境界——书香与铜臭本来就可以薰莸同器。
在接连推出旧版书与特价书展销之后，老感到不够完美，因为我们贩卖的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倘止于此，那书店同杂货店有什么区别?现在卖衣服、 烟酒甚至马桶的都在那里讲文化，书作为文化的最直接与最主要的载体，是更应升格以求的。于是便有了举办系列讲座的想法。以后就是一些反复联系、落实场地和 演讲人的琐碎之事，不说也罢。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1998.12.2，复旦大学3108教室)许教授近年来一直专注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讲究，据 他自称，这是由于他痛感“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的现状的不合理。从早期的《无穷的困惑》到近期的《第三 种尊严》，他始终以探寻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依归。
许教授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 后“文革”一代。显然，这一划分是以前期的五四运动、后期的“文革”为中轴的。前三代与后三代知识分子有着循环对应的关系。大致说来，第一代处于社会结构 转变的前夕，他们更多的是社会关怀，政治意识比较强烈；第二代则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文化启蒙 成为他们从事的重要工作并在当时形成社会风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热”；第三代意识到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并从这一立场思考各种问题，他们 的影响多局限于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但对学术自身的贡献则要大得多。
许教授的分析是基于他在此前所作的大量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对胡适、闻一多、吴晗等的研究)之上的，他既是前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严谨细致的访问者、考察者，更是后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积极认真的见证者、参与者。
朱维铮；近代经学与文化
(1998.12.3，复旦大学3108教室)
朱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十分强调进行任何一种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比如，前些年许多人在各 种场合大谈传统文化，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则似乎无人深究。朱教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所谓一以贯之的传统，这种人们习以 为常的观念只能看做是一种纯逻辑的推论，“推论可能最终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桌越的预见，但在历史仍然表明预见没有得到证实以前，推论不过只是推论”。朱教授 为此写下了长文《音调未定的传统》，并以之作为自己一本文集的书名。他的这种将许多常识弄成待解的疑团的“证伪”式研究让不少同道“憎厌”，却赢得了海内 外严肃学者的认同与学生的尊敬。
在演讲中，朱教授从香水、洗澡两例导入，进行一系列“是什么”的追问：经学是什么?它等同于儒学吗?它的沿革及背景如何?文化又是什么?它有些什么类型?近代经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朱教授在与他的学生李大纲的一次对谈中称自己“发表欲很低，说的比写的多，写的比发表的多”。他的演讲同刊载的文字相比，思想的深度与言辞的犀利是共同的，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精彩，至少那种援古以讽今的机智在文章中因为体式的原因而淡薄了许多。
周振鹤：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
(1998.12.9，复旦大学3106教室)
台湾的余光中先生既作诗，又搞翻译，还写散文，他戏称自己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多产正是“多妻”的结果。我们仿此也可以称周教授是学术 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他本是理工科出身，在矿区干了十多年无需创造性的技术工作后静极思动而投在谭其骧先生门下攻读 历史地理，这成为他日后从事的专业，但他又不囿于此，一直热衷于在学科的结合部开辟新领域。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是他在专业之外关注较多的学科，事实 上对历史地理的更深入的研究根本离不开这些学科的支持，周教授学术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这种“见异思迁”的“毛病”。
语言接触本是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前提，国外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这一课题，但在国内却长期被忽视，处于语言研究者与文化交流研究者“两不管”的 境地。周教授的讲演，就是有感于学进对上述事实的漠然而以自己的研究发出的声音。他先简述了语言接触的若干条件，并通过对“历史”、“经济”、“封建”、 “逻辑”等译词形成的分析来反映中外语言接触的实际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交流的实质。以“历史”一词为例，用它来对译History，据周教授的考查，在中国 人所编辞典中最早见于《商务英华袖珍辞典》(1904年)，在外国人所编英汉辞典中则最早见于K.Hemeling的《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话英汉辞典》，1916年)。日本人崛达之助等所编《英和对译辞书》早在1862年就已经采用了这种译法，而“历史”一词本身最 早见于《三国志》，日本人用以作为History对译词的“历史”则更可能采自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历史大方纲鉴》、《历史大方纲鉴补》等一类流行书 的书名。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句老话借用于周教授身上也许是合适的。
王元化：近上反思漫谈
(1998.12.10，复旦大学5301报告厅)
王先生常常站在学术思想的前沿，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但近年来他更多的是反思，在《思辨随笔》《清园夜读》中我们时常会读到这类文字。王 先生在讲演中主要以鲁迅为阐发的对象，他指出，鲁迅在学术上深受章太炎的影响，这曾充分表现在他的一些文学观点中，如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褒扬李斯而贬 抑贾谊。较之同时代胡适的平和恬静，学术上“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格，鲁迅为人虽不乏庄周的随便，但更多的是韩非的峻急。
王先生虽年近八旬，但从未停止过自己不随时迁的思考，在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并倡导学术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品格。在讲演结束后为学生签名时，他以“学不干时身更贵”的话语激励后学。
王晓明：“成功人士”的神话
(1998.12.12，复旦大学3108教室)
眼下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将他们的阵地扩展到文化批评，文学固然是文化的重要表征，但同时文学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是一种必然，而不仅仅是一种趋势。王教授因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刻思考而广为人知，不过这次讲演则是对中国九十年代一种 社会文化现象的批评。
他指出，在广告和传媒中频频出现的“成功人士”显露的只是一幅半张脸的肖像，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们优雅的家居生活、繁忙的商务应酬和高贵的消 闲方式，却不知道在生活和其他方面他们会是什么模样。比如，政治、生态、性别、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的创造等等，好像都与他们无关。
面对“成功人士”的这半张脸，王教授质问：“它固然表达了人们消除穷困的要求，释放出当代人追求富裕的冲动，但同时，它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另一 些同样渴盼释旷的内心欲求，消无声息地抹去了呢?”“一种有质量的物质生活，应该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物质欲求，使人们的感觉更加细腻，需求更为多样，可对照 ‘成功人士’提供的那一套物质生活的标准，你会不会觉得它太表面，也太单一了呢?”当然，这些“成功人士”比起六七十年代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可疑的“英雄 形象要更为可亲，他们也可供“白领”尤其是年轻人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能这样“整合”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目标，毕竟比过去那种一味强调“斗争”、“革命”的 意识形态好得多。但这并不能成为可以放弃批评的理由，“我们正置身于深刻的变化之中，但绝非所有的变化都值得欢呼”。
(作者为鹿鸣书店创办人之一)
来源：人民网
 | 2006-07-14 11:24:10 Soncurn 教父级小老板：鹿鸣书店店长顾振涛、张金耀 |
| | 2006-07-14 11:35:11 Sonc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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