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近代中國思想學術有一定認識的，都知道「新儒家」是近、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想流派。「新儒家」學說發皇於中國內地，而發揚光大於香港。幾十年來，在 海外與外國漢學界，新儒學的思想及對其研究，一直屬顯學。隨着近年中國內地學術研究和出版的趨於開放，出現反饋現象，新儒學著作的出版與對新儒學的研究， 風氣漸盛。新儒學之能發揚光大，作為中國近代文化思想之一環而影響於世界，由「花果飄零」而終能「開花神州」，在當前中國思想學術上佔一席位，香港是有貢 獻的。
不過，在人們的心目中，新儒家的出現與思想取向，與一九一九年以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立的，是以反新文化運動的立場而出現的。相信 即使新儒學的繼承者亦會作如是觀。長久以來，中外近代中國思想的研究者亦將新儒學流派定調為文化上的「保守派」。對新儒家，尤其是第一代，我個人有不同的 理解。我以為勃興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新儒學，是文化革新思想的組成部分。這種事實和論斷，必須從新儒學所以出現的源頭，作史料的剔抉疏解工夫，才能說 得清楚。當前研究新儒家學說的，大都從學理上去了解，是不足夠的。只有對新儒學的勃興的背景有所理解，才能真正了解其原本的思想旨趣，也才能真正認識到其 在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意義，進而才能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反思革命演出不同學派
五 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現的新儒學的倡導者及其倡導的思想，與保守的國粹派遺老遺少是截然不同的，不可混為一談，這是首先要清楚的。十年多前，拙著《五四新文 化運動的源流》對此早有提示。我與日本京都大學島田虔次教授，雖在新儒家第一代在師承和思想傳承上的理解有異，但我們同樣認定五四時期出現的新儒家是新文 化運動的組成部分，要對之作新的理解和評價的提法，是一致的。
五四新儒家的興起與其思想旨趣，不能純從著作的理論中探求，要結合歷史背景和 倡導者的經歷去探求，尤其是第一代。對於近、現代新儒家人物的界定，學術界看法雖不盡相同，但視梁漱溟、熊十力和馬一浮三者為新儒學的首倡者和奠定者，卻 無異議。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三人五四前的經歷，都有幾項相同的共性。一、他們都及早接受由西方傳入的新式教育的洗禮，不同程度鑽研過外國的文化思想， 且有一定研究和造諧，思想也受相當的影響。二、他們自少接受傳統教育，對傳統學問有所專精。三、雖參與深淺不同，他們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或革命中人，在 晚清都從事過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工作。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中，我曾說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脈相承的條理。 即使在人事的系譜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原先則屬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系統」。這個論斷看來不限於指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 者，也適用於五四時期新儒學的倡導者和奠基者。其實他們與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五四前，有着相同的背景。
除了馬一浮曾二次拒絕北京大學的騁 請，梁漱溟和熊十力二位都是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薦，而任教於北大的。他們與新文化運動眾多倡導者，不僅在北京大學有共事之雅，之前他們之間已有相當密切的 來往甚至曾共事革命。這種事實不能視之為偶然。新文化運動期間在北大分化成西化派、國學派，再加上新儒學派，中間就露出晚清以來的革命派思想的演化過程。 不過以往研究這段歷史的傾向，亟亟於要區分其中之異，甚少理會之間的同。個人認為，時至今日，要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新文化派（或者稱為西化派） 與新儒學派甚至各學派間，不僅要注意他們之間思想的歧異，也應重視他們之間思想形態的相近與交疊。
熊十力談民主與科學
辛 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後的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是晚清革命者思想的反思期。代表新文化派的陳獨秀和新儒學創立者的熊十力，就是其中的典型。這兩三年間，他們 對時局隱憂造成思想的焦慮，他們其時立身處世以至著文的言論所針對的問題和論調，都很相近。這兩三年陳、熊兩氏所撰文章和所發言論極其相似，如不具名，甚 至不能釐然分辨是陳氏還是熊氏的文章。陳獨秀的言論大家是熟悉的，這裏僅舉熊十力一些說法以見何其相同。熊氏謂「孔子大毀於秦，而定一尊於漢，封建社會延 長二千數百年」（《論六經》頁107）。又謂「中國學術思想絕於秦漢，至可痛也。社會停滯於封建之局，帝制延數千年而不變，豈偶然乎」（《論六經》頁 110）。再說「自漢世張名教，皇帝專政之局垂二千數百年無有辨其非者。人類雖有智德。竟以束於名教而亡之矣」（《原儒》頁30）。同樣以「漢以來二千餘 年學術思想錮蔽，誠如西人所言。此專制之毒耳」（《原儒卷上》頁59）。其他他以為「惜乎春秋亡，《禮運》、《周官》二經被奴儒篡亂，歷代知識分子無有以 民主思想領導群眾」（《原儒》卷下附錄75頁）。同時指出「科學亡絕，咎在專制」（《論六經》頁113）。並隨處在熊氏文章內得見民主、科學、自由、民族 思想、社會公義、反對封建專制，要求進步反對保守、追求世界視野和現代意識等等觀念。
同是辛亥革命的同志或同路人的日後新儒家倡導者的梁漱 溟和馬一浮等，同樣對辛亥革命的失敗引致軍閥亂政，革命黨人的變質，社會的紛亂萬狀，帶來思想的衝擊，促成他們思想的轉變。其發展軌迹一如魯迅、錢玄同等 新文化運動主流派。檢點其時他們之間的思想言論，大部分見解亦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對中國改革前途，都同樣認識到，只有在文化思想上作徹底改造，才是解決當 前問題的根本。他們之間最大和最主要區別，集中在文化思想的改造，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的岐異。除此，同屬晚清以來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 與新儒學奠基者，他們之間有着共同的背景，關注着共同的文化課題，都倡言融會中外文化，孜孜要為中國創造新文化而解時局之困。一經這樣疏解，可見五四新文 化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派和新儒學派，不能像過往印象視之為是完全對立，也不能絕對地定位為一是保守一是前進的。在五四新文化思想運動中，應視為是錢幣的 兩面，相輔而成：外表抗衡而內實在平衡，外表相反而內裏裏實相輔相成。要從積極意義作歷史的評估。
發現問題 等待解決
介 紹和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是對歷史的紀念，重要的是從檢討歷史的角度，探索近代中國發展的合理可行的方向，作我們構思未來文化發展的依據。經九十年文 化自我改造的試驗，再結合幾十年來世界文化發展的觀察，對傳統文化可重新檢驗反思了。中國已進入新的階段，未來的發展關鍵，識者皆知在文化教育。五四新文 化運動的核心課題——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改造，固然是五四時期的時代課題，其實也是一個永恆的課題；固然是一個近代中國的課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凡 是一個有長久歷史文化的民族和國家在遭遇上在文化與時代有落差，就要面對這個課題，如現在的伊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於對這個核心課題的徹底 覺悟，並提出了種種議論和解決方案。五四時代的人物只是發現出問題，提出了種種解決的方案，並未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因為這個課題太大了，要好幾代人才可 能逐步解決。他們之間，各有所見，他們的分歧不一定是對錯、是非和對立的問題，很多時是是解決問題的先後、主次甚至是各有所執各有所偏的問題。
自 三十年代到現在，由於時局及各種原因，正如李澤厚所說，在某種意義上，確是革命壓倒了啟蒙，我們在文化改造和文化創新的目標，並未取得良好的成果。如何對 待傳統文化，就是當前要正視的課題。五四時期對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劍拔弩張的對立的爭論，已經不合時宜了，要做的是切切實實如何有機地融合中外文化，創造 出新的文化，讓傳統文化思想得以現代化。當前中國社會其實已沒留下多少傳統文化可反的了。
對五四這個扭轉了中國近代史進程的歷史運動，是應 該回顧並作紀念的。百多年的近代歷史甚至二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真的是沒有一個歷史運動會對中國文化前途有如斯巨大影響的。何況，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提出文 化思想上的種種課題，至今仍未解決，仍未終結，仍在影響着現在與未來中國文化思想的走向和命運。更重要的再次提醒我們對中國文化思想前景的反思。對五四新 文化運動的反思，不完全是學術界的事，應該是每個關心中國文化思想前途的人的事。中國文化未來的前途和走向，應是社會大眾的共同理念凝聚所繫。
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再反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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