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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8, 2010

網絡時代的香港沙龍

年輕的媒體人杜婷,在香港為她所敬重的內地法律學者、「公盟」行動者許志永鼓呼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小小一次活動經由互聯網擴散,可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而這一次行動的模式,真的孕育出了此後一年,接連十四期,並仍在延續的系列沙龍。


她管這個實體在香港、映像在網絡的沙龍,叫Co-China(「我在中國」)。

零九年八月,中國知名NGO「公盟」遭遇整肅,發起人許志永被關押,在傳統媒體的失語中,從內地來港幾年的杜婷,在旺角一間蝸居在七樓的小書店「序言」,發起了一場公開討論:《無公義怎許志永?——公盟事件引發的網民行動》。

活動當天,小小的序言書室塞滿了人,有香港人,也有內地來港的學生;一台電腦在旁邊連線Twitter,加上「cochina」的關鍵詞標籤,實時 Twitter直播。成千上萬的內地網民關注並轉發了沙龍信息;而現場人們討論的熱烈,尤其是香港本地人的反應,也讓杜婷感到驚喜。

「其實經歷過天星、皇后、反高鐵幾次社會運動,香港人比以往更關注社會議題,尤其是中國問題,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問題已經是香港人不能逃避的。」杜婷說:「而對中國內地來說,香港本土正在發生的社會、政治變化,又是極好的一個參照系,只是許多人還沒意識到。」

公盟事件後,Co-China沒有結束,以平均每月一期的速度繼續辦了下去。沙龍請香港的梁文道、葉蔭聰和內地的許志永、北風、滕彪談《中國變革地圖裏的香港》;請長平、閭丘露薇和潘小濤談《兩地傳媒落差與公民社會》;請胡泳、宋以朗、楊恒均和朱大可談對話的可能性;請陳冠中談盛世,艾未未談行為藝術;香港反高鐵與跨境正義;施永青、許寶強談地產霸權下的香港與中國……每期議題都與香港與中國問題密切相關,講者常常來自兩地,暢所對話。

沙龍並不固定場地,每期內容預告通過網絡傳播,現場往往有四五十人參與討論。更多的討論發生在網絡上。每期沙龍,四五台電腦在最前面一字排開,蔚為壯觀。

「一台是做Twitter文字直播;一台有人負責把Twitter直播的內容,我們自己過濾掉敏感詞、或者轉換說法之後,發在新浪微博上;一台做音頻直播;一台做視頻直播;一般還有一台備用更新。」經由這每一個管道的數百至數千個訂閱與觀看,每期Co-China至少有千人以上在線觀看與轉發。「Twitter的提問、視頻轉播的留言,都可能成為我們在現場拋向講者的問題。這種互動很好,常常兩個小時的直播下來,我們的Twitter帳號就增加二百個Followers。」

儘管沙龍沒有資金來源,全靠二十多個志願者支持,每期的場地也靠友好單位提供,但互聯網似乎讓一切困難都值得了。實體很小,世界很大,Co-China踐行著另一種沙龍的可能性。(張潔平)■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中國沙龍熱潮推動公民社會啟蒙 .張潔平

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 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Tuesday, October 12, 2010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夏威夷神鞭「差佬」鄭阿平

2010年10月12日

一、

和一般香港人視溫州人為善於鑽營的市儈和不擇手段製造市場混亂的投機分子不同,筆者對溫州人留有良好印象。大約二十年前,筆者(與內子及小女)在德國和關愚謙教授夫婦會合,租車從漢堡出發,沿着所謂「傳奇路線」(The Romantic Route),遍遊德國西南,然後越過瑞士進入意大利,一路「風調雨順」,歷史陳跡處處、風物美不勝收,可是,「樂極生悲」,在米蘭中國餐館午膳後步往停車場,不見車的蹤影,原來租來的新平治及存放行李箱的行李被偷,關公當年曾略記此事,不說也罷。令筆者和內子念念不忘的是我們步行回餐館打電話「報警」時,一對溫州青年男女侍應熱心幫忙,雖然無補於事,面對這種經常發生的「意內」之事(失車尤其是新平治絕非意外之事;後有意國友人說外國人駕新的名車,肯定一入國境便被偷車集團監視、跟蹤),連警察亦「愛」莫能助,遑論只是略通意語的中國人,但他們的奔走和焦急之情,令我們有他鄉遇故知的暖意(關公好像後來還和他們有聯絡)……。

年前有居美友人寄贈一小冊他認為「可以一讀」的英譯中詩:《SHI-a radical reading of Chinese poetry》(《中國詩新解》),為十一首「唐詩宋詞」新譯及逐字解讀,別出心裁(這也許是筆者少見多怪),令筆者覺得最可取的是譯者的態度,他在長長的〈導言〉中說,他雖然用功甚勤,但不以為本集所收譯作勝於前人,他不過提供另一種譯法和詮釋而已;這本只有七十二頁的小冊子,對譯者Yunte Huang並無隻字介紹,由於筆者並非文學中人,因而未去查找。近讀《Charlie Ch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Honorable Detective and his Rendezvous with American History》(《一個中國偵探在美國:陳查禮〔理〕傳奇》),作者便是《詩》的譯者,才向熟悉內地文學圈的滬上友人、本報前「上海通訊」約稿人陸灝先生打聽,原來Yunte Huang是溫州(!)蒼南縣宜山鎮人黃運特,據今年八月十一日《溫州日報》特稿,其時尚未發行的《陳查禮傳奇》「已被提名美國國家圖書館獎與普利策獎」。對於這位異域成名的鄉人,《溫州日報》的介紹不算詳盡。概括而言,黃運特「初中時,英文課本幾乎每篇都能背誦」,當年農村學習英語條件有限,但黃氏一有空便「躲在房間裏,拉上窗帘,默默聽半導體收音機的英文節目,默默背誦單詞……」,溫州中學畢業後被保送上北京外交學院,他的業師希望他能成為外交家;可是,黃氏志不在此,他放棄獲得的「保送名額」,「重新拿出課本,經過十八天衝刺,以溫州地區外語高分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九一年畢業後「獲得了公費出國名額」,終於在美國阿拉巴馬大學考取英語文學碩士及紐約州立大學(Suny)博士學位……。黃博士現任加州大學聖姑巴巴拉分校美國文學教授。

二、

美國作家(小說及劇本)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 1884-1933),一九○七年畢業於哈佛文學院後,當地方日報記者,「專跑警局新聞」(是為他日後寫偵探小說的伏筆),後辭職專業創作,一九一三年出版第一本推理小說《禿子旅店的七把鎖匙》(《The Seven Keys of Baldpate》),被改編為戲劇,在百老滙上演,大受歡迎,令他未滿三十歲便一劇成名;不過,使畢格斯名存通俗文學史且為亞洲人熟知的是他從一九二五年至三二年寫成的六部「陳查禮偵探小說」(《沒有鎖匙的房子》、《中國鸚鵡》、《帷幕幕後》、《黑駱駝》、《陳查禮接辦》〔《Charlie Chan Carries on》〕及《守護神》〔《Keeper of the Keys》〕),這些小說(除了最後一本)一共被拍成四十七部「西片」,西班牙(三部)、古巴(一部)、墨西哥(一部)以至上海(五部)和香港(一部)的還未計算在內,可知「陳查禮探案」是如何受世界消費者歡迎。

內地和香港曾拍過陳查禮電影?詢之影迷友人及央人上網查找,均不得要領;及後據鄭樹森教授告知,上海於所謂孤島(敵偽)時期的一九四一年拍過張善琨監製的《陳查禮大破隱身盜》(據刊於《陳查理傳記》的海報,該片於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一日晚九時首映於新光大戲院),顧梅君飾陳查禮的女兒,參與演出的還有龔秋霞,而顧梅君後與該片編劇兼導演徐欣夫結婚;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拍了部國語的《一代裊雄》(在南洋公映時改名為《陳查禮大破蒙面賊》,在上海上映則改為《陳查禮智鬥黑霸王》),編劇兼導演為畢虎,飾陳查禮的為陳莘園,參與演出的有白燕(飾陳女)、呂玉堃、尤光照及殷秀岑等,俱為港人熟悉的明星,而女配角紅鷺為第一代廈語片花旦。

關於「中國陳查禮」的電影,《陳查禮傳奇》第二十六章〈陳查禮在中國〉有概括性描述。據說奧蘭(在四五名扮演陳查禮的演員中最出名的一位)於一九三六年訪問上海後(見本系列第五節),「上海和香港掀起拍攝土產陳查禮之風」,在三十及四十年代上海一共拍了五部……,與此同時,六部「陳查禮探案系列」小說亦譯為中文(頁二五七—八)。目前內地出售的「華人偵探陳查理推理專輯」,收六張由托拉(Sidney Toler)分別於一九四四及四五年主演的陳查理電影(《杰德的面具》、《秘密的服務》、《腥紅的線索》、《中國貓》、《上海眼鏡蛇》及《午夜幽會》〔由有紐約口音的Frances Chan扮的陳女,撒嬌時說了幾句純正廣州話,料她生於美國香港移民之家〕),但上海拍攝的則未之見!

畢格斯怎會寫華人偵探?原來他於一九一九年在檀香山(夏威夷)度假,並打算於假期完成其推理小說《沒有鎖匙的房子》(《The House Without a Key》),但小說未完成他便返回大陸,而他對留下良好印象的夏威夷念念不忘,經常在圖書館翻閱夏威夷報章,有次讀到一則內頁不顯眼的新聞,報道「華探」鄭(阿)平(Chang Apana,黃運特認為鄭平才是正名〔頁二九六〕;而阿平成為Apana,筆者料是中山腔調尾音為生死註冊處官員忠實錄下)及李福(Lee Fook)「英勇擒賊的故事」,令他大開眼界亦大有所感,加以為當年的政治氣氛感染(見下文第三節),頓時改變主意,在書中加進一名「華探」;畢格斯對不帶手槍而以牛鞭制伏歹徒的鄭阿平特別欣賞,遂以他為原型,寫成陳查禮系列小說。應該指出的是,說陳查禮以鄭阿平為原型,僅指其辦案手法而非外形,以小說及電影中的陳查禮俱為健碩(微肥略矮)大漢(着不稱身的西裝,動作及說話緩慢且時作靦覥的傻笑—雙眼瞇成一線,露幾隻大門牙,形象滑稽親和),遠非不足五呎高的鄭阿平所能比擬。

福至心靈,畢格斯在本書加進「華人偵探陳查禮」這個角色,顯得事出突然,臨時插進,這從他安排陳在《沒有鎖匙的房子》中段的第十四章(黃書頁一五三)才出場可見。於第十四章(按以查證資料嚴謹見稱的《紐約客》,八月九日有關書評〈這個人是陳查禮〉說是第七章;筆者未讀這本小說,惟相信應以黃書為準)〈陳查理來了〉(《Enter Charlie Chan》),畢格斯這樣寫道:「客居夏威夷的老處女(波士頓望族之後)溫思立小姐,早上在小屋走廊上發現一具着睡衣的男屍……,聞訊而來的有警目、驗屍官和一個肥胖但動作便捷(邁着如女人般輕快的碎步)的華人警探」,以其五短身材其貌不揚,怎麼亦想不到是個「幹探」,當溫思立被告知「他是陳查禮,本市開埠以來最能幹的偵探」時,她滿腹狐疑:「這個中國人能破案碼?」她幾乎失望得暈倒。

這便是陳查禮的「登場式」!
三、

阿平(Ah Pung)的父親為中山烏石人,早歲「賣豬仔」(五年合約,每月薪金五美元)到夏威夷當苦力,娶華裔土著,生下數子女;阿平大約在一八七一年出世(八十年代夏威夷大學有學生以夏威夷警長〔「沙展」〕鄭阿平生平為博士論文,據其考證,鄭的生年應為一八六四年,鄭阿平墓碑上的生年則為一八七○年;他於一九三二年退休,翌年病故,葬於檀香山中國公墓);未進學校,英語及華語水平俱低,只會說流利的夏威夷土話,自幼當牧童,以純熟的「鞭法」驅趕畜生,沒想到後來當警察—唯一的華人警察,不久後積功升為「便衣(警探)」—竟大派用場;當年華工走私鴉片猖獗且經常非法聚賭,夏威夷當局因此請華人當警察,藉收「以華制華」之效(一如今日歐美華埠都有「華探」以對付亞洲黑社會);由於鄭阿平「英明神武」,屢建奇功,不久後夏威夷警方增聘數名華警,這從黃書頁七十三所附攝於一九一一年的相片可見。由於從小訓練有素,鄭阿平的「鞭法」出神入化,他嫌使用佩槍左輪「費時失事」,用牛鞭反而得心應手,事實上,他不用槍而用牛鞭(有過一人獨力扣捕四十多名賭徒的紀錄),令歹徒聞這位不足五呎高的「差佬」(Chailow〔粵語〕,這是當時夏威夷人對他的「尊稱」)之名喪膽,乖乖就範。阿平所用那條長長的皮革編織而成的牛鞭(Coiled bullwhip),現存夏威夷警政博物館,《陳查禮傳奇》第一頁便以此鞭為插圖。

畢格斯一反傅滿洲(Dr. Fu Manchu)邪惡奸險與白人為敵的形象;陳查禮屢破奇案、與犯罪集團誓不兩立,令他成為正義化身的正面人物;不過,這種形象轉變,多少與當年的政治氣氛有關。

三十年代以記者身份在上海和左翼分子交往的托洛斯基分子、美國史學家(從上海回美後任麻省理工政治學教授)艾息思(H.R. Isaacs, 1910-1986),在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著作《美國人怎樣看中國及印度》(《Images of Asia: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中,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的演進分為六個階段—

①崇敬期(十八世紀)、②蔑視期(1840-1905)、③仁慈期(1905-1937)、④欽佩期(1937-1944)、⑤幻滅期(1944-1949)及⑥敵視期(1949-);據姜智芹教授在《傅滿洲與陳查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的說法,美國學者莫舍爾(S.W. Mosher)續艾息思未了之事,套用其「分期法」,把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分為四期,即①敵視期(1949-1972)、②二次欽佩期(1972-1977)、③二次幻滅期(1977-1980)及④二次仁慈期(1980-1989)……也許一九八九年至今又可分為「警覺期」與「懷疑期」!

第一部陳查禮探案於一九二五年出版,可算是美國對中國「仁慈期」的產物,而以邪惡、奸險、神秘面貌出現的傅滿洲在一九一三年問世,與艾息思劃分的「仁慈期」的政治氣氛迥異,但姜智芹指出「文學創作滯後於時事的情況是常有的」。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與美國為敵的傅滿洲的出現而推翻艾息思的分期;然而,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傅滿洲的作者盧馬(Sax Rohmer, 1883-1959)為英國人(戰後才移居紐約),雖然傅滿洲系列在美國「發揚光大」,但作者創作小說時並未受政治氣氛所影響。「有趣」的是,以傅滿洲醜化了亞洲人的盧馬,死於「亞洲流感」(Asian Flu)!

非常明顯,陳查禮探案的面世,是美國作家筆下中國人形象的最重要的角色轉變,即從否定性角色轉向善良的同情性角色;姜智芹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陳查理探案「為賽珍珠筆下較為正面的中國形象在美國的接受(原文)搭了一座橋樑」。這即是說,中國人在美國大眾文化的出現,先有反面人物傅滿洲(與代表正義的警官史密斯對着幹),後有正面(善良、智慧、能幹及典型「住家男人」〔有十四名子女〕)的陳查禮,最後順利過渡至表揚質樸、吃苦、勤奮、堅忍、耐勞、勇敢的典型中國農民王龍及其妻子阿蘭(賽珍珠《大地》的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從傅滿洲、陳查禮到《大地》,在美國及英語世界都成為暢銷書,據小說拍成的電影亦莫不大收旺場之效,這與英語世界人民對神秘中國興趣甚濃有關。

四、

至於黃運特何以為陳查禮—鄭阿平作傳,說來頗富傳奇。據黃氏在這本書〈導論〉所說,二○○二年他為新書《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舉行發布會,哈佛(當時他在該校任教)文學系的秘書在布置會場時,以從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一共主演十六部「陳查禮探案」的瑞典裔明星華納.奧蘭(Warner Oland, 1879-1938;上海譯華納夏龍)那張已成經典的側面相為會場背景(日籍、韓籍演員均曾演陳查禮,美國演員托拉在一九三八至四六年間扮演陳查禮的影片更多達二十一部,而另一位美國演員溫特斯〔R. Winters〕在一九四七至四九年間亦拍了六部;惟深入民間且成為同名暢銷漫畫主角的陳查禮是奧蘭),原來「陳查禮探案」的電影及電視片集,是那位五十多歲女秘書的摰愛,她可說是典型的「陳查禮粉絲」;而和不少留美學生一樣,黃運特求學時亦看了不少「陳查禮探案」的電影,這似是留美中國學生消閑的熱門「節目」*︰「每當深宵打開電視時,很難不遇上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陳查禮。他確是個有趣的人物。」因此,當他在會場上見到陳查禮「劇照」,便動了為他作傳的念頭。按 奧蘭生於瑞典,十三歲隨家人移居美國,及長,成為百老滙和莎劇演員,其能獲選扮演「華探」陳查禮,演技之外,還在其相貌真的有點像東方人,《維基百科》說他有蒙古血統(他主演過三部傅滿洲電影,除了扮相極像中國人,演技亦有好評),「從歷史角度看」,應為實情。二○○七年遊俄羅斯,莫斯科的金髮女導遊漫不經心、「隨口噏」(信口開河,所說多半不符事實),內子笑問其金髮是天生的還是染成的,她衝口而出:「成吉思汗之後,歐洲已無天生金髮!」旨哉斯言。當年蒙古騎士橫掃歐亞兩洲,姦淫擄掠,竟然改變了歐洲「生態」?!說相貌有點像亞洲人的歐洲人有蒙古血統,永遠正確。

*據沈旭暉博士在七月號《Cup》月刊「香港雜評」的〈陳查理探案—重構半世紀前的美籍華人世界〉一文:「……與美籍華人相關的電影體系有完全另一番風味,代表人物首推一個名叫陳查理的偵探。不少這一代、甚至是上一代的人接觸『陳查理』這名字,都是源自文化研究的讀本。但我接觸這位美國作家Earl Derr Biggers筆下的美籍華裔偵探,卻真的是通過一系列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和電視劇,因為當年留學美國時,其中一個最常看的電視台就是經典黑白台,最吸引人的正是陳查理系列,我購買了一堆經典陳查理電影VCD,標題大都是東方主義主導,像什麼《陳查理與中國貓》等等。通過陳查理的電影形象,我們除了可以了解美籍華人的歷史,還可以透視一百年前的其他美國政治符號。前者已被文化學者廣泛演繹,後者則是相對的處女地。」

令中國人揚眉吐氣

五、

夏威夷警探鄭阿平的事跡,啟發了畢格斯在他的偵探小說中加入華探陳查禮這個角色,事實證明極為成功,六本「陳查禮探案」均為暢銷書且被譯為多國語言—包括由我國偵探小說大名家程小青(把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同時為霍桑偵探小說作者)翻譯的中文(不知什麼緣故,內地群眾出版社九九年出版的《陳查理探案集》,收三小說,但譯者另有其人);改編為電影後,更大受歡迎,霍士電影便憑這系列電影,輕易度過三十年代大蕭條期的經濟難關,而畢格斯亦因之發了小財,可惜他去世時只有四十九歲,陳查禮電影只拍了四部,這意味他種了樹供後人乘涼;但演活了陳查禮的奧蘭得益匪淺,以其每部片酬高達四萬美元(約為整部電影二十萬製作費五分之一),這在當年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奧蘭多才多藝,曾把瑞典名家小說譯為英文,後因飾演這名「華探」而成名,他亦陳查禮「上身」,不僅學習中文、書法(筆者無法找到他這方面造詣的記載),還到中國旅行(當年似乎尚無「隨片登台」的宣傳伎倆),他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抵達上海時,真是萬人空巷,爭睹這位在國際上恢復中國人名譽的「華探」的風采。陳查禮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人對奧蘭曾扮演醜化中國人的傅滿洲一事已忘了一乾二淨—一九三二年,當傅滿洲電影《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女主角為大名鼎鼎的Marlene Dietrich和著名的華裔大明星黃柳霜※)在上海上映時,不但影片因群眾上街反對而迅速「落畫」(被禁),扮演傅滿洲的奧蘭亦成為過街老鼠;可是,大約四年後《上海血案》(《Charlie Chan in Shanghai》)於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八日在融光大戲院公映時,上海觀眾已原諒奧蘭過去的「所作所為」,因為「華探」陳查禮令中國人在世人面前站起來了,看當時這齣電影的海報上的宣傳句子︰「中國大偵探陳查禮匆匆來滬破獲國際私運機構」,便知國人的觀感,而愛屋及烏,奧蘭亦大受歡迎。據黃運特的考證,魯迅和許廣平均是「陳查禮電影迷」(第二十六章注九),對奧蘭的演技尤為欣賞。與銀幕上的陳查禮煙酒不沾唇不同,奧蘭嗜酒、煙不離唇,惟三杯落肚,扮演中國人活龍活現,尤其酒後使他語調緩慢,更像這名英語不大靈光的「華探」;飲酒有助提高演技,令奧蘭有放膽大飲的藉口,結果導演要為他請「護士」,以監督他不會酩酊大醉……。酗酒和吸煙最後奪去奧蘭的性命(可能死於肺癌),晚年他與美國妻子離婚,回瑞典,與艷星嘉寶(Greta Garbo)過從甚密,但只過了三四個月便病逝,得年五十八歲!

和鄭阿平一生未離開夏威夷不同,陳查禮曾在倫敦、巴黎、埃及和上海辦案,各地風光名勝「入畫」,大增上座率;而陳查禮的對頭人及助手,有不少是當時得令的明星特別是女明星,令觀眾起哄……。《陳查禮在埃及》的女主角,當時叫烈打.肯仙奴(Rita Cansino),便是後來改藝名紅透半邊天的艷星烈打.希和芙(Rita Hayworth)!

陳查禮探案和鄭阿平的經歷雖然兩不相干,但畢格斯對這位令他產生寫「華探」靈感的夏威夷「雜差」(粵語,便衣偵探)甚有好感,曾於夏威夷與鄭阿平相聚(鄭的姪子當翻譯,可見鄭阿平的英語水平甚低不能談問題),《陳查禮傳奇》中對此有具體而微的描述,從所附鄭阿平(胸前掛滿勳章)的相片,與電影中陳查禮的扮相簡直判若兩人;對於他們的相會,《檀香山星報》圖文並茂報道(標題︰〈作家與活生生的華探相逢〉)。不過,鄭阿平造就了畢格斯名成利就,可他一點經濟利益亦未能分享。不知是為了宣傳還是其他緣故,畢格斯曾以五百美元為酬,邀請鄭阿平在陳查禮電影中亮相,為鄭所拒;但鄭對此系列電影甚為欣賞,不錯過每齣在夏威夷上演的「陳查禮探案」;當電影在夏威夷拍攝時,他天天到片場「探班」,與奧蘭合照,而且非常投入,在一場戲中有人提議陳查禮設法找部「測謊機」才不致為疑犯所欺時,鄭阿平笑說︰「測謊機,我家有一部,內子便是」,令在場者開懷大笑。

六、

畢格斯塑造陳查禮這名滑稽可笑卻又知禮、溫文且不失機智幽默常常「爆肚」(臨時編「台詞」)的「華探」,固然是美國對華「仁慈期」的產物,亦與三十年代美日關係日趨緊張而美中關係則日益密切有關;美國大量拍製陳查禮電影的同時,停拍日本偵探「原先生」(Mr. Moto)的系列電影。誰說電影與政治無關?

不過,陳查禮小說及電影受市場歡迎,根本問題是畢格斯及他去世後電影公司聘請的編劇麥當勞(P. MacDonal)生花妙筆的功勞;他們以生動的文筆及具中國特色的生活細節,塑造了一名謙卑、守法、沉着、機敏、認同美國價值觀、效忠美國社會而又以類似「子曰」不合英文文法的格言(Pseudo-confucian aphorisms),說出一些看似無稽惹笑實則飽含哲理的「金石良言」,而這些帶有喜劇成分的子曰式格言,成為破案後諧謔式收場的「招牌」,令觀眾帶着愉悅的心情離場!正因為它們為觀眾受落,不少還成為流行的時髦詞彙,美國通俗小說作家侯活.柏林於一九六八年,配合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主辦的《陳查禮電影節》,寫了一本《陳查禮嘉言集》(《Charlie Chan's Words of Wisdom》),市場反應不錯;二○○○年他再編《陳查禮電影百科全書》(H. M. Berlin:《The Charlie Chan Film Encyclopedia》,McFarland;筆者手上的一冊是二○○五年的「再刷本」),不僅把陳查禮六書主要人物加四十七部電影裏的演員、編劇等工作人員清楚列出,還收了所有出自陳查禮之口的精句警言(Chan's Proverbs),而這些「諺語」的精華,黃運特把之歸納為「陳查禮特色」(Charlie Chanism),「陳查禮語言特色」),附於《陳查禮傳奇》書後,其中不乏現在看來仍清新可喜且令人發噱的句子,如「給做錯事的人以忠告,有如給死人吃藥」(Advice after mistake is like medicine after deadman's funeral)、「黑夜中的貓皆為黑色」、「猜測十分廉宜但估錯代價昂貴」(guessing is cheap but wrong guess expensive)、「不癢的人很少搔痕」(Man seldom scratches where he does not itch)、「心胸如降落傘要打開才有用」、「殺人如食炸薯片,一吃便停不了口」(Murder like potato chip-cannot stop at just one)、「樂觀者看見炸甜餅,悲觀者看到的是一個圓洞」(Optimist only sees doughnut, pessimist sees hole),還有(經濟學家請注意)「理論有如令眼鏡糊塗不清的霧氣」(Theory like mist on eyeglasses-obscures facts)!

在緊張懸疑很多時是生死搏鬥過程中出現這類令人開懷的子曰式雋語,是已有近百年歷史的「陳查禮探案」至今仍有市場的一項不可忽視的原因。

樹立中國人正面形象的華探陳查理.三之三

※ 黃柳霜(Wong Liu Tsong, 1905-1961)為香港移民三藩市唐人街洗衣店老闆之女,黃運特指出G. R. Gao Hodges二○○四年在紐約麥美倫出版的書《Anna May Wong: 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wood Legend》引述幾句即興「歌詞」(料在慶生會之類的場合唱出):「I'm Anna Wong, I Come from Old Hong Kong, But now I'm a Hollywood Star.」這麼說來,安娜.黃柳霜應為第一代在荷里活成大名的香港明星!黃柳霜比奧蘭先約一個月遊上海,兩人後來遇於香港,黃請他吃了一頓廣州點心(頁二五六),可惜未記吃了什麼亦無食肆字號。

Wednesday, October 6, 2010

沈西城:港日文字緣─日譯劉以鬯《對倒》

2010年10月03日
三十八年前的耶誕,冬日的太陽柔柔弱弱,朔風吹臉,砭骨生痛。我從居處松原町轉乘了兩回車子,到達御茶之水,再徒步十餘分鐘,來到神保町書城。舟車勞頓,目的是尋訪「內山」書店。
我是從魯迅先生的「日記」裏,初耳「內山」書店之名,知道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在上海時期,幫過魯迅不少忙,包括「一二八」淞滬戰禍中,轉移居所,避過日軍炮火。
解放後,上海「內山」書店歇業,回歸東京。基於對魯迅和內山的尊敬,一到日本,就想着去看「內山」書店,可由於種種原因,到整裝上道,已是我到東京之後的第三個月了。
「內山」書店蜷縮在一條名叫「鈴蘭里」的小巷裏,門面毫不起眼,店堂面積約五十米,兩邊牆壁靠着一排四格高樺木書架,放着各式各樣的中文善本。
週末下午,店裏空蕩蕩,只有一個客人,矮個子、穿着黑色西裝、佝僂着背、手上捧着一本書,站在書架前,正在聚精會神地翻看。
由於「內山」書店素以售賣中文書籍名聞日本,我下意識地以為那個先來的客人定必是「同胞」了,「他鄉遇故知」,心情激盪,於是冒昧地走過去打招呼。才開了口,立刻深悔自己的孟浪,呈現在眼前的那張臉孔,活脫脫的是典型東洋臉孔,他一聽我說國語,連忙伸出右手擺了兩下,示意聽不懂,我這才知道對方是一個日本人,只好改用非常蹩腳的日語跟他聊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是二松學舍大學的中文教授本橋春光,此番到「內山」書店來,是為了搜尋有關中國近代作家的小說,準備翻譯成日文,結集成書,在日本出版。
我看他手上捧着的是魯迅的《吶喊》,知道他想從中取經,於是告訴他「魯迅」的作品,大抵已給日本文學家翻譯殆盡了,與其集中介紹魯迅,倒不如選擇性翻譯別的中國作家。
本橋春光那時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卻不以我這個黃毛小子信口雌黃為忤,立刻拉我到附近的喫茶店坐下,要我為他介紹近代中國作家。
我那時正為《快報》寫「日本雜記」,立時想起了劉以鬯先生,他是《快報》副刊的主編,同時也是香港有名的作家,對五四時代的文學,有着深邃的認識。
回家後,立刻寫信給劉先生,詳告經過,並請他代為搜尋有關作品。很快就接到了劉先生的信,大意是「提議甚好,五四漏網的作家甚多,當會盡力搜尋奉寄」。

劉先生古道熱腸,兩個星期內,就寄上不少作品,沙裏淘金,最後選定了魯迅的《藤野先生》和《孔乙己》;師陀的《期待》;七等生的《跳遠選手退休了》;王文興的《缺點》;劉以鬯的《對倒》;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這裏頭的中港臺老中青作家,除了魯迅和劉以鬯外,那時大多不為人知,可見劉先生挑作品,是重質不重名。我把作品交給本橋翻譯,本橋卻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我充當助手,原來本橋怕在翻譯時,萬一遇上晦澀不明的俗語,字典解不了困,就寄望我這一個小友援手。坦白說,那時候我只讀了三個多月的日文,程度不高,可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業,只好硬着頭皮騎上驢背。從此每個週末,一老一少伏案於神保町的喫茶店枱子上,專心一致地展開翻譯工作,每遇本橋不明的處所,我就用有限的日文作出解釋,有時候詞不達意,就輔以繪圖解厄。本橋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有時候所提問題,超越了我認識的範疇,逼不得已,只好寫信麻煩百忙之中的劉以鬯和書話家黃俊東兩位先生。承蒙他們不嫌麻煩,屢屢以長信賜教,解決疑難,令本橋跟我感激涕零。
過了一年,我因家事輟學回港,翻譯尚未完成,本橋便獨挑大樑,艱辛地完成翻譯。可難題又湧現了,這又回到出版的問題上。
日本的出版事業雖然蓬勃,翻譯近代中國作家小說的書,卻難有獲得出版的機會。本橋一連接洽了幾家有名的出版社(包括了專門出版近代中國小說的岩波社),都給打了回頭,百般無奈的本橋寫信向我訴苦,我看了心酸,覆信說「萬一沒辦法,那就請放棄出版吧!」本橋賜示:「沈先生:我務必要把書出版,這樣既維繫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同時也促進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放心吧!你們一定會看到書的出版。」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七五年某天,我收到了郵差送來的特掛郵件,拆開一看,赫然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並附一信──「西城先生:我最後動用了自己的積蓄,拜託榮光社印製了這本小書。劉先生和黃先生處已另封奉寄了。謝謝你的賜助,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在神保町喫茶店裏並肩奮鬥的光景。希望我們再會有合作的機會。春光謹拜。」
如今本橋春光教授早已作古,而劉以鬯先生仍然一如蒼松翠柏,在文壇上持續發光發熱。最近書展頒發了首屆「年度作家」的榮譽予劉先生,他的名作《酒徒》也經由黃國兆導演拍成電影,快將公映。看到劉先生的創作成就獲得肯定,足以讓我相信本橋春光教授三十八年前的辛勞並無白費。

沈西城

劉紹銘:愛玲五恨

2010年10月03日

人生恨事知多少?張愛玲就說過,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鰣魚多骨,三恨曹雪芹《紅樓夢》未完,四恨高鶚妄改─死有餘辜。人生恨事何只這四條?在近日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看到,原來張小姐「從小妒忌林語堂,因為覺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我們還可以在〈私語〉中看到她「妒忌」林語堂的理由:「我要比林語堂還要出風頭,我要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張愛玲跟宋淇、鄺文美夫婦認交四十餘年,互通書信達六百多封。有一次,愛玲跟他們說:「有些人從來不使我妒忌,如蘇青、徐訏的書比我的書銷路都好,我不把他們看作對手。還有韓素音。聽說凌叔華用英文寫書,也不覺得是威脅。看過她寫的中文,知道同我完全兩路。」
〈私語〉發表於 1944年,愛玲二十四歲。林語堂的成名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 1935年在美國出版,極受好評。第二年出了英國版,也成為暢銷書。林語堂名成利就,羨煞了愛玲小姐。如果她是拿林語堂在《論語》或《人間世》發表的文字來衡量他的中文,再以此為根據論證他的中文比英文好,那真不知從何說起。林語堂的英文暢順如流水行雲,開成轉合隨心所欲,到家極了。
張愛玲「妒忌」林語堂、覺得他「不配」,或可視為酸葡萄心理的反射。除了海棠無香鰣魚多骨外,張愛玲終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語堂那樣靠英文著作在外國領風騷。她從小就立志當雙語作家。十八歲那年她被父親 grounded,不准離開家門。病患傷寒也不得出外就醫,如果不是女傭使計幫她脫險,可能早丟了性命。康復後,愛玲把坐「家牢」的經過寫成英文,寄到英文《大美晚報》( Shanghai Evening Post)發表。編輯給她代擬的題目是:〈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四年後愛玲重寫這段經歷,用的是中文。這就是今天我們讀到的〈私語〉。
張愛玲在上海唸教會學校,在香港大學英文系修讀了兩年。移民美國後,除了日常的「語境」是英文外,嫁的丈夫也是美國人。這些條件當然對她學習英語大有幫助,但如果我們知道她英文版的《秧歌》(《 The Rice-Sprout Song》)是 1955年出版,而她也是在這一年離港赴美的,應可從此推斷她的英文造詣全靠天份加上自修苦學得來。
張愛玲 1952年重臨香港,生活靠翻譯和寫劇本維持,同時也接受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寫小說。英文本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就是這時期的產品。 2002年高全之以電話和電郵方式訪問了當時美新處處長 Richard M. McCarthy,談到他初讀《秧歌》的印象,說:「我大為驚異佩服。我自己寫不出那麼好的英文。我既羨慕也忌妒她的文采。」
出版《秧歌》的美國出版社是 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出版界相當有地位。從高全之所引的資料看,《秧歌》的書評相當正面。其中《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話對作者更有鼓舞作用。以下是高全之的譯文:「這本動人而謙實的小書是她首部英文作品,文筆精鍊,或會令我們許多英文母語讀者大為歆羨。更重要的是,本書展示了她做為小說家的誠摯與技巧。」
《時代》雜誌這麼說:「如以通俗劇視之,則屬諷刺型。可能是目前最近真實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生活的長篇小說。」

我手上的《吾國與吾民》是英國 Heinemann公司 1962年的版本。初版 1936,同年四刷,接着是 1937、 1938。 1939出了增訂本。 1941和 1942年各出二刷。跟着的 1943和 1956年都有印刷。三四十年代是林語堂的黃金歲月,暢銷書一本接一本的面世,在英美兩地都可以拿版稅,不管他「配不配」,單此一點也夠愛玲「妒忌」的了。
像林語堂這類作家,真的可以單靠版稅就可以「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愛玲也嚮往這種生活,但 1952年離開大陸後,她追求的東西,衣服和旅遊還是次要,每天面對的卻是房租、衣食和醫藥費的現實問題。她的中文作品雖然繼續有版稅可拿,但數目零星,多少不定。要生活得到保障,只能希望英文著作能為英文讀者接受。這個希望落空了。《秧歌》的書評熱潮,只是曇花一現。 1956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了《赤地之戀》,版權頁內註明: not for Sa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得在英國、加拿大或美國發售」,張愛玲顯然沒有放棄總有一天在歐美國家出版商中找到伯樂的希望。
英美出版商對《赤地之戀》不感興趣,或可解說因為政治色彩太濃,不是「一般讀者」想看的小說。但《 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峯塔》)和《 The Book of Change》﹙《易經》﹚這兩本作品,說的是一個破落封建家庭樹倒猢猻散的故事,卻依樣乏人問津。李黎在〈雷峯塔對照記〉(《中國時報》, 2010.6.18)開門見山說:

收到張愛玲的英文小說《 The Fall of the Pagoda》……出於好奇立刻開始讀,可是看不到兩三章就索然無味的放下了,過些天又再勉強自己拾起來,如是者數回──做夢都沒有料到閱讀張愛玲竟會這麼興趣缺缺。原因無他:對於我,張門絕學的文字魅力僅限於中文;至於這本英文小說的故事,一是實在並不引人入勝,二是早已知之甚詳毋須探究了。
同樣的一個故事,用兩種語文來講述,效果會不會相同?李黎說英文版本的張愛玲因為沒有她註冊商標的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讀起來竟然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同一個靈魂卻換了個身體,那個靈魂用陌生的面孔與我說英文。」
李黎舉了些實例。我耐着性子苦讀,也隨手錄了不少。觸類旁通,因此只取一兩條示範。
"Just like him,"Prosper Wong murmured. "A tiger's head and a snake's tail. Big thunder, small rain drops".「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這幾句話的原意,受過幾年「你好嗎?」普通話訓練的中文非母語讀者也不一定猜得出來。
"A scholar knows w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without going out of his door".「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再壞,也有誘人讀下去的地方─只要作品是中文。〈異鄉記〉有些散句,不需 context,也可兀自燃燒:「頭上的天陰陰的合下來,天色是鴨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來了,毛毛雨,有一下沒一下的舔着這世界。」張愛玲英文出色,但只有使用母語中文時才露本色,才真真正正的到家。她用英文寫作,處理口語時,時見力不從心。我在 2005年發表的長文〈張愛玲的中英互譯〉特別談到的是這個問題。《雷峯塔》不是翻譯,但裏面人物的對話,即使沒有成語夾雜,聽來還是怪怪的。第二十四章開頭母親對女兒說話:

"Lose your passport when you're abroad and you can only die," Dew said."Without a passport you can't leave the country and can't stay either, what else is there but to die?"
王德威是行內的好好先生, tolerant, indulgent and forgiving。他在為《易經》寫的序言內也不禁輕輕嘆道: However,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Book of Change may not read as compellingly as"From the Ashes"。《易經》的故事和情節,不少是從〈燼餘錄〉衍生出來,但王德威認為英文《易經》不如中文的〈燼餘錄〉那麼「扣人心弦」( compelling)。其實論文字之到家,〈燼餘錄〉那裏及得上〈封鎖〉、〈金鎖記〉和〈傾城之戀〉那麼教人刻骨銘心。但結尾那百餘字,雖然熾熱不足,亦可兀自焚燒,是不折不扣「到家」的張愛玲蒼涼文體: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着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 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雷峯塔》和《易經》這兩本英文創作未能在歐美出版人中找到「伯樂」,最簡單的說法是語言障礙。中英文兼通的讀者,一樣為其中人物的名字「陌生化。」化名 Lute的是愛玲。 Dew是她媽媽。 Elm Brook是爸爸。這也罷了。最陌生的是一些較次要的角色,如女僕 Dry Ho。 Dry Ho?"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wet nurse."「奶媽」是 wet nurse。有一位叫 Aim Far Chu的,初看以為 Aim Far是名字拼音,後來才知是「向遠」之意, Chu是姓。
第一回快結尾時我們聽到 Dry Chin說"Keep asking.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劉紹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