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兆徵─香港大罷工的發起人(1)

2012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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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12日，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到今年剛好是九十年。海員大罷工是香港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場工人運動，策動這次罷工的主要人物是廣東香山人蘇兆徵。
蘇兆徵出生於香山縣淇澳島一戶貧農之家。幼年時讀過幾年私塾，十八歲那年到香港謀生。最初在碼頭當苦力，後來到船上做雜役，先後在渣甸洋行和美國總統輪船公司任職。他出身草根階層，對上層欺壓下層的行為十分反感。他曾經加入同盟會，意圖推翻滿清政府；並且在聯義社、群益社這些海員組織中宣揚革命思想。後來又在鄉間組織閱報社和自治會，藉此向農民灌輸階級鬥爭的思想，最終因為涉嫌煽動農民反抗地主而惹上官非。他在船上工作多年，有機會在世界各地看到工人遭受剝削壓迫的苦況，更加堅定了為工人請命的決心。
1920年某天，一艘英國輪船上有外籍管工踢傷一名華籍海員。在中國飽受西方欺凌的年代，這種階級及種族雙重歧視的事情經常發生。蘇兆徵路見不平，帶領船上華籍船員與外籍船長理論，同時號召全港華籍海員聲援。結果船長屈服於形勢之下，開除了傷人的管工，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情。蘇兆徵嘗到了工運勝利的滋味，更添日後組織大罷工的信心。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有了與英國輪船公司鬥爭的勝利經驗，蘇兆徵深切體會到集體力量的偉大。1921年3月，他和林偉民等人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人聯合總會，作為團結香港和中國海員的基地。海員總工會是中國第一個正式的海員工人工會，有重大的開創意義。工會成立半年之後，渣甸和太古兩家輪船公司的海員三番四次提出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等要求，一直不得要領。
蘇兆徵於是將行動升級，發動全港海員罷工，並以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的身份執行統籌的工作。不久，海員總工會會長陳炳生因殺妻案被捕，蘇兆徵被推舉為代理會長，負責全面的領導工作。海員罷工不出數天，已經得到碼頭工人的支持，參加的工人由數千增至數萬。香港政府面對海員和碼頭工人的罷工，斷然採取高壓手段壓制，下令封閉海員總工會，並且沒收海員總工會的招牌。結果香港政府錯誤估計形勢，反而催化了罷工的行動。香港其他行業同工決定聯同海員總工會發動十萬人總罷工，並且安排工人北上廣州，以示決心。香港政府下令九廣鐵路停駛以阻撓工人離港，並且部署路障封鎖道路。工人徒步行經沙田時遭遇軍警開槍射擊，死傷多人，造成「沙田慘案」，罷工風潮自此更添陰霾。

「沙田慘案」的發生，使罷工的海員和工人盡佔上風。幾天之後，陳炯明出面與廣州英國領事、廣東總商會等從中調停，海員大罷工最終以加薪解決。
經此一役，蘇兆徵盡顯超卓的領導能力，使他成為當時中國工運的領袖。此後幾年，他活躍於中國的工運圈子之中，並且結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中共黨員，包括中共的領導人李大釗。1925年初，蘇兆徵在北京加入中共，協助劉少奇等人創辦「中華全國總工會」，並出任執行委員。不久上海英租界發生「五卅慘案」，全國各地工人和學生罷工罷課抗議。蘇兆徵於是回到廣州和香港，與鄧中夏組織罷工以為聲援。蘇兆徵由香港的海員工會開始策動，一個月內參加罷工的人數已經有7萬之眾。6月23日，廣州罷工遊行的工人和學生在沙基遭到英法軍隊槍擊，釀成「沙基慘案」，引起省港兩地群眾極大反響。
7月6日，廣州組成「省港罷工委員會」，蘇兆徵出任委員長兼財政委員，全面發動省港大罷工。香港一地就有25萬人響應，其中有13萬工人回省，香港頓成死城。
省港大罷工結束之後，蘇兆徵的事業再上層樓，曾經一度躋身中共領導人之列。1929年初，蘇兆徵積勞成疾，病逝於上海，終年45歲。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郭春秧─北角春秧街的發展商(1)

2012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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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有條春秧街，曾經是東區著名的街市。當年這裡最具特色的風景，是一輛電車夾在兩列排檔之間的人潮之中。這條街與稻米無關，它的名字來自當地的開發商郭春秧。郭春秧又名郭禎祥，福建同安人。父親早逝，由母親撫養成人。16歲遠渡南洋，到荷屬東印度梭羅埠投靠伯父郭河東，在糖廠當學徒。郭春秧聰穎勤奮，很快就學會以機器製糖的技術。他親自改造傳統的榨糖設備和煮糖爐灶，成功提高生產效益，並因此晉升為經理。自此之後，郭春秧不斷拓展甘蔗的種植面積，同時擴建糖廠，引進先進製糖機器。不到幾年，郭春秧躍居當地四大糖商之一，他的春秧公司旗下的糖廠遍布荷屬東印度各埠，成為荷蘭糖商的勁敵。　　郭春秧在南洋發跡之後，曾經回福建大力投資。他先後建設農場、糖廠和貿易行；又捐建小學，免費讓學生上學。同安一帶多年水利失修，旱災水災接踵而來，民不聊生。郭春秧捐出巨款創辦「嵩江孔聖大道會」，以儒家精神救濟鄉民；並且鋪路造橋，贈醫施藥，徹底解決了家鄉的困境。在家鄉大展拳腳期間，郭春秧開始涉足地產，參與廈門鼓浪嶼的開發建設，並準備到香港擴展糖業和地產兩方面的業務。
 

劉智鵬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郭春秧回鄉創立的華祥糖廠，是福建第一間機器製糖廠，對當地糖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推動力。他從台灣引入甘蔗到福建栽種，與日治台灣結下了商緣。後來日本關東大地震，郭春秧捐出巨資賑災，深得日本政府嘉許。
1921年，郭春秧向香港政府投得北角電廠旁一幅面積達7萬5千平方呎的土地，計劃填海後興建糖廠。結果填海工程因兩次罷工而一再延誤，其間糖價不斷下跌，郭春秧惟有另覓出路，將填好的土地轉為地產項目。1930年代，郭春秧在北角新填地上開發300間店舖。政府將其中一條街命名為「春秧街」，以表揚郭春秧對當地的貢獻。另外，臨海與電氣道相接的爪哇道，則得自郭氏興建的爪哇運糖碼頭。爪哇道後來改名為渣華道，坊間亦好以渣華糖商稱呼郭春秧。郭春秧在北角打造的新填地，是閩僑在香港發展地產的第一個大型項目。自1930年代起，大量閩僑遷入北角，形成一個俗稱「小福建」的社區，使原本供海浴玩樂的城市邊陲地帶，一變而為丁財兩旺的社區。
郭春秧在香港成功拓展地產市場後，轉移到台灣投資茶業，並創辦茶廠和茶行，實行自產自銷。當時台北每年出口茶葉20萬箱，郭春秧佔了7萬多箱，成為日治台灣舉足輕重的商人。
 

吳道鎔─保存廣東文獻功不可沒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2012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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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道鎔原籍浙江會稽，生於廣東番禺。24歲中舉後兩度上京考試均無功而還。後來得順德前輩蒙古史專家李文田鼓勵，終於考中進士。吳道鎔曾任翰林編修，又於李文田入值南書房期間充當記室。未幾吳道鎔以性情淡泊，熱愛讀書，毅然辭官歸里，以講學為終身事業。吳道鎔先後設壇於廣州學宮、三水肄江書院、惠州豐湖書院、潮州金山書院及韓山書院、廣州應元書院及越秀書院等。其間亦曾自設學館於廣州，慕名而至者數以百計。
清廷廢科舉後，廣州廣雅書院改為兩廣高等學堂，聘吳道鎔為監督，以舊學推動新學。在任八年，吳道鎔容舊納新，啟迪後學不遺餘力。清室覆亡之後，吳道鎔以遺老自居，雖有省志局及學海堂禮聘，均無意就任。自此吳道鎔避居香港閉門著書，與留港遺老往還，不時參加宋臺秋唱及正聲吟社活動。吳道鎔工書法，曾經應邀為寺觀團體題詞，包括竹園精舍、寶蓮寺、靈隱寺、青山寺、黃大仙祠、東華三院等。
吳道鎔好讀書，博覽文史之餘亦旁及算術西學，尤善古文，名滿廣東。晚年埋首彙集前朝廣東名家文章，得240卷3,000餘篇，名為《廣東文徵》，對嶺南文獻的保存與流播，貢獻良多。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陳步墀─香港前清遺老中的儒商（1）

2012年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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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半期活躍於香港的前清遺老之中，以陳步墀的事跡最具色彩。陳步墀是廣東饒平人，生於商賈之家。其父陳煥榮於香港開埠之初已經在上環文咸西街開設乾泰隆號，經營南北行出入口米業；同時兼營航運，並自購船隻，生意頗具規模。
陳步墀生於香港商家，但並無按當時香港一般子弟習慣就地入學，反而回鄉入縣學走科舉之路。他雖然詩文俱佳，亦曾遠赴東莞、番禺兩地就學於陳伯陶、許之珽兩位名師，可惜一直失意科場。清廷廢除科舉後，陳步墀棄學從商，回港助父兄一臂之力，惟不忘用功於詩文，略見名聲。1908年，廣東清遠至南海一帶大雨成災。陳步墀於《實報》上發表《救命詞》30首，呼籲香港同胞籌款賑濟。詩中摹寫災情如在現場，繪聲繪影，一時感動不少善長出錢出力救助；又有名流閨秀刺繡陳步墀詩句義賣，最終籌得巨款賑災，省港澳各地莫不傳為佳話。陳步墀自此詩名及善行大顯，保良局隨即邀任總理。陳步墀亦自覺得意，將原有書齋「十萬金鈴館」易名為「繡詩樓」以為紀念。
1909年宣統登基，按例頒布恩詔，陳步墀乘機捐納恩貢生以光耀家業。兩年後清朝覆亡，他以清廷遺老自居，矢志不移。
 

劉智鵬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陳步墀以清朝遺老自居，並非藉此虛名以自抬身價。他以恩貢小官出身，地位本來難與一眾翰林相比，但他一直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清室的眷念，忠誠猶勝同儕。每年溥儀生日，陳步墀必定進奉賀禮，並且端正衣冠，北面跪叩祝壽。此外，他又經常捐款予實錄館和宗人府；遇上溥儀大婚和修建皇陵，更送大禮以示效忠。陳步墀的忠心甚得溥儀欣賞，賜予頭品頂戴，並誥封光祿大夫以為嘉獎。陳步墀並非只顧向上逢迎的投機份子。他喜歡結交四方豪傑，並且特別照顧前朝故舊和詩人墨客。他在香港闢有名為「茅苡」的賓館，專門招待外地來的賓客，頗有俠義氣概。

陳步墀與賴際熙相交的故事，更見名士風範。賴際熙於清亡後來港，以陳步墀德行文學俱佳，而且見重於當地社會，於是結為知交。二人惺惺相惜，朝夕於陳步墀的繡詩樓中豪飲暢談，更相約將來後死者為先死者作傳記，以傳信於後人。結果陳步墀先死，賴際熙果然履行諾言，為亡友撰寫行狀。陳步墀畢生醉心詩文，作品《繡樓詩集》摹寫香港時事，極富時代特色。另外又為師友編書，舉凡簡牘贈答、詩詞唱和，治家訓言等莫不輯錄，總合為《繡詩樓叢書》三十六種，亦香港文壇一時之盛事。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岑光樾─香港官立漢文中學的翰林教師（1）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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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葉之後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廣東一地人才輩出。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固然是不世而出的人傑；即使傳統上由江南士子雄霸的科場，至晚清時已不乏廣東才子考取功名，順德岑光樾即其中一人。
岑光樾出身書香世家，其父岑雯曾師事廣東大儒陳澧，可惜一直與功名無緣，只好於鄉間設帳授徒。岑光樾幼承庭訓，自小即勤習詩書，轉益多師；年長後受業於廣東名儒簡朝亮，於讀書草堂進修經史詞章，學問日益進步。岑光樾後來投身科場，順利過關斬將，並趕上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以殿試二甲進士出身，成為順德同鄉之中最後一位翰林。
岑光樾與末代榜眼朱汝珍份屬同年，並同時於1906年往日本法政大學修學。兩年後畢業回國，先後出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實錄館協修等閒職。未幾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岑光樾生不逢時，未曾有所作為已經晉身遺老之列，其時不過三十五歲而已。
民國建元之後，岑光樾南下廣東番禺，途經羅浮山問道於前輩遺老陳伯陶。此時岑光樾一心歸隱，於是自號圓靜道人，又號鶴禪，以示甘為閒雲野鶴之意。自此之後十餘年間，岑光樾果然蟄居里閭，每日以課子為業。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岑光樾在鄉間隱居了十多年後，於1925年應昔日同僚賴際熙的邀請，到香港成達書院講授中文和國學，自此展開在香港長達三十多年的教育事業。次年香港政府成立官立漢文中學，岑光樾轉聘為該校國文教師，並兼任漢文師範日夜校講席，以翰林的高才俯首為香港學生句讀儒家經典。當年香港政府開辦的中文教育，師資水平之高可謂空前絕後。
岑光樾在官立漢文中學任教至1938年退休，隨即轉任西南中學文史教席。在港十多年間，岑光樾經常參與學海書樓、正聲吟社等文化活動，不愁寂寞。日治後期，岑光樾回鄉避禍，並設成達學校，一時四方子弟聞風而至不知凡許。戰後香港人口激增，原有學校不足以應付局面。1947年，岑光樾應香港友好力邀回港，於灣仔軒尼詩道創辦成達中學及附屬小學，次年增設分校。岑光樾老當益壯，以七十一歲高齡自任校長，確實做到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岑光樾才高學博，難得長期屈處香江而不以為辱。其書法端莊秀麗，行楷師法趙孟頫而兼有唐人風格，又擅寫擘窠大字，於是不時為人邀作招牌對聯，甚享盛名。1960年夏天，成達中學停辦，不久岑光樾病逝，享年八十六歲，德壽兼修。

朱汝珍─經世致用的末代榜眼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朱汝珍─經世致用的末代榜眼(1)

201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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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當年聘任的前清翰林，盡皆飽學之士，惟際遇則各有不同。其中朱汝珍太史以歐體書法為香港各界題署招牌對聯，大受歡迎，深入民心。朱汝珍是廣東清遠人，出身書香世家，自小即聰敏過人，才藝俱冠絕同儕。其父朱猷章曾任知府，可惜身故後家道無以為繼，朱汝珍幸得親戚襄助，始能入學應考，稍長之後入廣雅書院專攻經史之學。其後屢試皆中，以七品京官出身任事。在朝期間，各部堂官司員共試以定升遷，朱汝珍三試皆名列第一。1904年，朱汝珍考中光緒甲辰恩科第一甲第二名，成為末代榜眼。時人有謂朱汝珍取功名如拾芥，確實名不虛傳。朱汝珍曾任光祿大夫、南書房行走、翰林院編修等職；所為無非義理詞章之類傳統學問。清廷醞釀憲政期間，朱汝珍奉派往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作為將來修法之用。朱汝珍不負所望，以最優等成績學成回國，隨即就任京師法學堂教授，並參與纂修「民法」。他遍考各國律例，最終認為「民法」之中「親族」與「承繼」兩篇不宜參照外國法律，必須以中國傳統禮俗為藍本。此議一出，迅即為修律大臣認許。
朱汝珍自此專注法律，並著手纂修中國第一部現代「商業法」。
 

劉智鵬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朱汝珍從傳統科場出身，在日本修讀法學之後，搖身一變為略帶現代面貌的律政官僚，為晚清憲政的開展做好草擬法例的準備。宣統元年，朱汝珍為了擬定「商業法」，奉派往中國各地商埠調查現代商業操作習慣，提交長達數十萬言的調查報告。其後又以各國法律作比較研究，寫成文章共十卷，呈交朝廷參考。

次年，清朝舉辦第一次法官招聘考試，朱汝珍以其對法律的深厚認識被委派往貴州出任主考。
按照朱汝珍在法律工作方面的表現，他大有可能以此為終南捷徑，在官場上大展鴻圖。可惜清朝至此氣數已盡，朱汝珍半生努力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民國建立之後，朱汝珍誓死效忠清朝，於是棄官從商，離開京師前往天津經營印刷業務。1929年，朱汝珍南下香港，重回經史文詞的世界。
1931年，朱汝珍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聘請，曾經短暫出任哲學及文詞兩科教習。翌年復應孔教學院邀請，出任院長兼附屬中學校長。幾年後孔教學院計劃擴建分校，朱汝珍不惜遠赴南洋，於彼邦各埠演說孔門之學達二十餘次，終於籌得建校所需經費。朱汝珍此次遠行宣揚孔學，香港社會各界視之為文化盛事，不少報章更專門報道南遊行蹤；朱氏在香港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
 

朱汝珍在香港不愁寂寞，除了肩負宣揚孔門的重任，又參與學海書樓、正聲吟社、千春詩社等文化活動。另外，他又出任香港清遠公會會長，致力為旅港清遠僑胞謀福祉。1932年，溥儀於東北建立政權，朱汝珍以曾任溥儀老師之故而為偽滿朝廷青睞。朱汝珍雖然是清朝遺臣，但面對民族存亡的重大關節，卻毫不猶疑，謝絕偽滿的邀請。
事實上朱汝珍在香港一直關心國事的發展。1939年朱氏伉儷七十雙壽，本港紳商學各界團體準備大排筵席，為朱氏賀壽。惟朱汝珍以國難當前，決意將筵席費用一部分撥交中央救濟委員會以賑濟難民，另一部分則撥助清遠醫院建築費用。1941年12月，日本侵佔香港，朱汝珍與同鄉合力組成歸鄉指導委員會，又發動清遠同鄉會籌集藥品，協助同鄉疏散返回內地。次年朱汝珍拒絕與在港日治政府合作而避居北京，不久在京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朱汝珍生逢亂世，大好學問而壯志未酬；難得處江湖之遠仍抱兼濟天下之心。朱汝珍存世著述有《詞林輯略》、《清遠縣志》、《陽山縣志》等；其館閣體墨寶則遍傳香江，其著者見於孔聖講堂、保良局、東華醫院、黃大仙祠等。市民今日瞻仰朱汝珍遺墨，應更想見其為人。

溫肅─忠貞不貳的前清遺老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溫肅─忠貞不貳的前清遺老

201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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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南來遺老之中，以太史溫肅對清廷的眷念最為深切。
溫肅是廣東順德人，出身書香世家；其父為同治進士，曾經做過戶部主事。溫肅幼承庭訓，年少即熟讀四書五經；二十五歲中舉人，二十六歲中進士。溫肅及第後於進士館修業期間，對西學頗為反感，日夕以舊籍古典自娛。學成後先後派往翰林院、國史館及實錄館任官。其後於都察院任職御史期間，溫肅於一年內上疏數十道力陳時弊，欲救清廷於狂瀾；其中對新政及革命二事攻擊最為痛切。可惜一年後武昌起義成功，溥儀遜位，清廷覆亡。民國建元之際，溫肅誓不言敗，仍以朝廷命官身份效力局限於故宮之內的清王室。此後數年，溫肅往來南北各省，游說軍閥趙爾巽、張勳、陸榮廷等復辟。其後張勳果然復辟，並召溫肅入京出任都察院副都御使一職。張勳失敗後，溫肅曾回鄉退隱，潛心著述。未幾溥儀重召溫肅入值「南書房」，此後幾年君臣相對，是溫肅一生中極盡榮寵的日子。然而好景不常，溥儀萬金散盡後無以為繼，只好遣散溫肅等侍臣。
1929年春，溫肅為謀生計，應香港大學之邀出任先秦哲學講席。1932年溥儀建立偽滿政權，溫肅即辭教職，趕赴長春再續君臣未了之緣。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陳伯陶──寓居九龍城的前清探花(1)

2011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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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香江的前清遺老之中，以陳伯陶生平事跡最富色彩。
陳伯陶是廣東東莞人。他在光緒元年考中秀才，五年後再中解元，最後在光緒十八年中進士，並於殿試考取探花及第。陳伯陶的出身完全符合傳統官場進路的規格，於是按例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武英殿協修，國史館協修和總纂等文職。光緒二十一年，陳伯陶外派往雲南、貴州、山東出任鄉試副考官。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陳伯陶攜眷返回東莞安頓妥當後，隨即趕赴西安追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辛丑條約》簽訂後，陳伯陶跟隨光緒皇帝回京，並入值南書房，充當皇帝的近身文學侍從。南書房行走雖無實務，但一直是清代文官嚮往的榮譽；事實上陳伯陶後來亦非常緬懷這段在皇帝身邊的歲月。光緒三十二年，陳伯陶外調江寧提學使，開始走上教育官僚的道路。他曾經到日本考察教育發展，回國後在南京推廣實業高等學堂。他創辦了方言學堂和暨南學堂；前者是外語學校，後者是華僑學校，亦即暨南大學的前身。光緒三十四年，陳伯陶遷任江寧布政使；可惜就在仕途日隆之際，光緒皇帝遽然去世。陳伯陶受此打擊，復見政局日漸緊張，遂於宣統二年棄官回歸東莞。

劉智鵬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宣統三年，亦即辛亥革命爆發的同年，陳伯陶出任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武昌起義後，廣東變天，革命軍一度包圍東莞陳宅，陳伯陶於是攜眷逃往香港紅磡暫避。未幾宣統遜位，陳伯陶遂遷往九龍城，打算以此地為長居之所，並以秦朝東陵侯召平於秦亡後種瓜自給的典故，署其小樓名為「瓜廬」，以示效忠清廷，不事二朝。
陳伯陶來港後不剪辮，不易服，以前清遺老面目示人；又自號九龍真逸，決心以隱逸度其餘生。其間龍濟光入主廣東，曾力邀陳伯陶出山佐政；又以設廣東省志局為名，請其主持修志。陳伯陶始終不為所動，堅拒不就；反而應東莞同鄉葉湘南之邀，就地於九龍設局纂修《東莞縣志》。六年後志書98卷修成，另附《沙田志》4卷，全書洋洋130餘萬字，於時堪稱巨著。
《東莞縣志》是陳伯陶的專業製作，頗得學界好評。他又著手編纂宋元以來廣東遺民傳記資料，寫成《勝朝粵東遺民錄》、《宋東莞遺民錄》、《元廣東遺民錄》、《明東莞三忠傳》等書，以寄寓其思念前朝之情。
1922年溥儀大婚，陳伯陶攜一萬元巨款入京祝賀，以盡為臣之禮。陳伯陶去國多年後重回昔日入值的南書房，感慨萬分，不勝唏噓。 陳伯陶隱居的九龍城，曾經是南宋末二帝的棲身之所。此地有宋王台及侯王廟兩處遺址；前者為紀念二帝而設，後者則來歷不詳。此段亡國史事不但惹起陳伯陶的遺民思緒，更引起其尋根探柢的興趣，最後考訂侯王乃宋末楊淑妃親弟楊亮節。未幾港府計劃收回宋王台遺址轉售，事件為一眾遺老上書陳情勸止；結果港府不但撤回計劃，更容許遺老於宋王台之上修建石垣以為屏護。風波平息後，陳伯陶特此撰寫〈九龍宋王台新築石垣記〉一文，以表慶賀。陳伯陶不時邀約遺民雅士，聚集其上酬唱互答，以寄故國之思。陳伯陶一生埋首經籍，著述甚豐。來港之前曾經參與纂修《清史稿》〈儒林〉和〈文苑〉兩傳；在港所著除前述方志及遺民傳記之外，尚有《瓜廬文剩》、 《瓜廬詩剩》、《孝經說》、《袁督師遺稿》、《東江考》等多種。另外，陳伯陶亦不忘薪傳後代，與一眾遺老於學海書樓設壇講學，光大孔門事業。1929年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落成，陳伯陶親題對聯以示誌慶。其聯云：「遵海而來杯渡情依中國土，高山仰止韓公名重異邦人」，對金文泰來港主政頗有讚許之意。次年8月，陳伯陶卒於寓所；溥儀聞訊後賜予謚號「文良」，為遺老一生畫上圓滿句號。

香港人香港史 - 劉智鵬 區大典─香港第一代國學大師(1)

2011年12月01日

流寓香江的前清遺老之中，區大典與賴際熙同時受聘於香港大學，對國學在香港的傳播有承先啟後的貢獻。區大典是廣東南海人，1903年與賴際熙同科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中憲大夫等職。民國建立之後，他與一眾原籍廣東的前清翰林移居香港，不問政治，專注翰墨。
1912年香港大學設「中國經典和歷史」選修課，區大典與賴際熙受聘主講，開香港高階國學課程之始。區大典為學博大精微，不拘一家；出入經史，旁及兵學地理，堪稱通儒。舊學之中，區大典尤好韓愈、歐陽修古文及周敦頤、二程學說；就學以來浸淫其中多年，卓然成家。然其為人不但好學，亦不忘惠及四方子弟，頗有傳統師儒誨人不倦的風範，是以香港各大學府書院爭相羅致設壇以為榮。區大典來者不拒，先後執教學校達數十所之多；除香港大學之外，其中著者有官立漢文男女子師範學堂，培育早年國文師資，功不可沒。1927年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開辦中文學位課程，區大典受聘為專任講師，與賴際熙分別講授經學史學。另外，區大典亦於學海書樓主講經學，並於晚年自辦尊經學校於薄扶林道。他親自主講經學，其子弟則分班授課，一時慕名者聞風而至，蔚成文化清流。

作者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秘書長。

區大典在香港殖民地講授經學，居然知音處處，桃李滿門。他講課不帶書本，凡經典原文以至朱子集註皆能倒背如流，不失翰林身份。區大典在港寄居數年後名聲日隆，於是嘗試創辦《平民報》向社會推廣國學，並以送贈區氏經學講義為招徠，藉此吸引讀者長期訂閱報紙。可惜不久爆發「五四運動」，香港社會受新文化思潮衝擊，青年學生大多棄舊好新，報紙銷路每日僅得百餘份。報社勉強維持數月後即告結業。
區大典於港大任教數年之後，發起成立港大中文學會，旨在交流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課題。區大典親自擔任會長，馮平山哲嗣馮秉芬則任主席。中文學會成立之初，曾邀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到來演講「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化上之地位和價值」，聽者多達千人，盛況空前。1937年，區大典辭任港大教席，結束老師宿儒於西式學府宏揚舊學的局面。
區大典學藝兼修，書法亦稱譽士林。其楷書秀勁峭拔，有柳體法度；行書則清秀靈動，頗見翰林風範。其平生著述有《孟子通義》和《老子講義》；晚年專注易學，以畢生所學撰著《易經講義》一書，可惜未竟全功而身故。綜觀香港開埠百年，提倡國學而澤被於世者，區大典實為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