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要谈续修《孔子世家谱》的事儿,朱先生就知道又要得罪人了。从抨击“国学热”,批评于丹“不知道《论语》为何物”,说孔子是“私生子”,到质 疑所谓“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这许多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已经得罪了不少“孔教”卫士;他提出的问题,用俗一些的话来说,是要敲掉很多人的 饭碗的。然而不论今朝国学怎样热,于丹怎样火,孔子后裔声势怎样壮大,到头来终究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整个访谈中,朱先生不停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历 史。 最近国家对外汉语办公室在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据说要翻成八种语言。您参加了研讨会,能不能对此事谈谈看法? 朱维铮:其实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已经翻译过《中国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 记》、《春秋左氏传》,加上《论语》、《孟子》,还有《竹书纪年》。理雅各是和中国人王韬合作翻译的。当时王韬因为跟太平天国有联系而被清廷通缉,逃去香 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就邀请他同译。办法是王韬解释古汉语文本,由理雅各笔译成英文,正好与利玛窦、徐光启以来西书中译的合作模式相反。三年后,理雅各 回英国,又邀王韬赴英,继续翻译《周易》。理雅各译本出版后到现在一百多年,不少欧美学者还在使用,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王韬并非经学家,理雅各的汉学修 养也可疑,况且“四书五经”文本不可能门门都通。后来也有学者不满他们的译本,要重译,但限于个别经典,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翻译的《论语》、《孟 子》,学界评价很高。然而“五经”整体重译仍未见尝试。 此次重译的组织者是法国汉学家施舟人和袁冰凌两位教授,国家汉办予以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是翻译“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 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有就是宋以后加进去的《论语》、《尔雅》、《孝 经》、《孟子》。这些经典到清中叶都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官方文本,清末民初以来专经的文本研究又有进展,更突显重译的必要。这次国家汉办邀请了二十多位国际 著名的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共同研究重译方案,计划是先把“十三经”译成英文,再参照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成另外八种主要语言。但具体分工我不太清楚。较诸以 往理雅各、王韬的合作模式,现在的好处是,参与其事的汉学家均为文史专家,古汉语修养都很好,需要找人帮助也很方便。
您的研究常常提醒我们,经典形成的过程十分复杂,翻译过程中肯定应该考虑到。 朱维铮:所谓的“经”都是汉代的产物,至于每种文本的源和流追溯起来便很难讲。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论语〉结 集脞说》,依据古近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以为今本《论语》,并不是孔子死后几代弟子编辑的本子,甚至不是汉代的三种抄本的某一种,而是孔子死后六百年的东 汉末年的郑玄糅合今古文本的改订本。这个文本在魏晋后渐居主流,汉代三种或四种文本也就失传。而且版本问题又牵涉到了文字、句读的问题,举两个有名的例 子。 《论语》现在的通行本里面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几句话,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却引《鲁论》,说“易”读为“亦”,也就是 孔子办学的鲁国,儒者相传的《论语》文本,这三语的句读应该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处异文就牵涉到了孔子有没有学过《易经》的大问 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治理民众,可以要他们顺从,但是不可以让他们开启智慧。这是中外前近 代权力者通行的愚民政策,基督教《圣经》将信众比作羊群,将教士比作牧羊人,与依据孔子此语将治民称作“牧民”,毫无二致。但是自命孔教的马丁·路德的康 有为,却说前人都读错了,这里“子曰”,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孔子鼓吹凡事都要征求民意,民众同意了,就可以去做,民众不同 意,领袖要说服他们懂得必须这样做的道理,所谓开民智。所以,孔子其实是民主政治的教主。可惜,康有为用如此怪异手法替孔子辩护,连梁启超也不信。 类似例子在经学史上相当多。不仅《论语》存在材料可信度问题,别的儒家经典也都存在结集过程、篇章文字、原典涵义问题,有的更复杂。每种传世文 献都有一套文本和诠释的变异史,要厘清很困难。比如所谓“十三经”,自汉至清不少君主都宣称他们所尊的就是孔子的真传本,却只能引发学者的更多质疑,目前 争论仍在继续,再过两千年也未必息响。我赞成将它们重译,介绍给全球非汉语世界的读者,但以为要选择目前中外学界一般认可的文本,主要是清中叶以来音训考 辨均属上乘的文本,但不能反历史地强调这就是孔孟时代的原典。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参考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吧? 朱维铮:当然应该参考。问题是汉代经书的原型就是当时出现的简牍帛书,多为古文,而用秦汉文字改革之后的“今文”读写,意味着经过筛选才变成传 世抄本。如今的出土文献,也许是传世抄本的原型,也许本来是筛选后的弃物。假如将被改编或被否定的某种遗简当作某部经传的原型,可能有孤证不足为据之嫌。 比如郭店楚简里有没有思孟学派作品,就值得存疑。郭店楚墓唯一一件与墓主系年相关的器物,铭刻的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学者仍有歧见。如果李零 先生所释“东宫之杯”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墓主可能并非楚太子师。这位身份不明的墓主,只觉得这是件宝贝而拿来陪葬。据此推定墓葬年代就难以置信。再说用碳 十四测算年代的误差是两百年,而孔孟之间不过一百年,怎么能断定那些残简就是孔孟之间的文本呢?郭店简出土情况还比较清楚,可以作为了解思孟学说的某种参 考。然而有些炒得很热的战国遗简,尚不知出土时间地点,也不明流失过程,有学者声称其中内容当属《诗》、《书》原型,恐怕问题就更多了。 我相信“二重证据法”,更相信经过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考古文物证据。正因为相信科学,我对于单凭今存经传文字矛盾就大加臆断的“疑古”,以及过 度强调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献价值的“信古”,才都会存疑。出土文献很重要,但是得承认现在的科学手段还没有精确到令人难以置疑的地步。
汪德迈先生在“五经”翻译的会议上说在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的“五经”更紧急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古文明现在成了救世良药。 朱维铮:汪德迈先生是这次参加会议年龄最长的学者,他的弟子程艾蓝教授是“文革”以后第一个来华跟我研习中国经学史的外国高级进修生。他们对中华文明史都深有造诣。 现在的五经翻译,发起者、策划者和参与者,来自中外不同领域,共同目标是用多种语言重译中国传统的“十三经”。因为是翻译,就决定了域外阅读对 象是对中国经史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我以为,翻译这些传统经典,可以让域外世界不懂汉语的学者和非学者,能够了解这几百年来中国人所读的经典 的面貌,了解近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说话、交往的特点的教化由来,从而了解历史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基础,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些文本在流 传过程中的变形及其历史效应。这是件好事,我很支持,以为有助于增进现代人在全球化氛围中的互相理解。 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一直说历史上有真孔子和假孔子,一直说研究后世的假孔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真孔子。直到“文革”中我堕入“牛” 群,“无聊才读书”,重读十三经二十五史,始渐悟周师所述中国经学史,否定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谓至理名言。还在抗战中期,傅斯年、顾颉刚秉承 蒋介石的意旨,宣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抹煞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的复合共同体。当时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便彰显了学者敢 于坚持历史事实的勇气。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历史,现在的汉族有复杂的形成过程。北朝隋唐的皇族都是胡汉混血儿;南朝的权贵也无不是中夏与南蛮结合的产 物。从晚唐至清末近千年,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后来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生活以后都渐渐融入汉族了。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的现状,但不承认 是不行的。中国各民族的语言、风尚、传统、信仰都不一样,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才能增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向心力。所以我们讲历史,应该反对华夏中心论,反对大 汉族主义,反对任何非历史的民族特殊论。
最近续修《孔子世家谱》的新闻您看了吗?据说现在孔子后裔的数目已经达到了两百万…… 朱维铮:我是研究经学史的,很重视家谱族谱之类史料。以前我常说,如果血亲联系无法证明,那么任何谱系就都难免有伪造的嫌疑。史书上明明白白记 载着孔子的嫡系,到他的二十世孙孔融被曹操灭门,就中断了。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无也”。建立金朝的女真权贵痛恨此说,攻打北宋时到曲阜就 放火烧了三孔。当时跟随宋高宗南逃的人群里有孔子的族裔,就是迁居浙江衢州的“南孔”。稍后金朝海陵王突然想到要尊孔,就在民间拉出一个人封作衍圣公,于 是“北孔”就续起族谱了。这样的历史在蒙元又重演。有历史记载可证。 历史上暴发户认名人当祖宗,屡见不鲜。唐代的三教问题,就是从鲜卑与汉人混血的李唐皇室,认孔子之师老子即李耳当祖宗开始的。认了老子当祖宗以 后就有儒教、道教谁先谁后的问题。以后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当皇帝后要掩饰乞丐出身,也想学唐高祖认个名人当祖宗,于是想到了朱熹,可惜当时学者没有现在“ 体制内学者”聪明,绕来绕去,如吴晗所说,最后就是有一代怎么也连不上。朱元璋火了,便学刘邦干脆自称老子就是淮右布衣出身。最佳近例是蒋介石,这个流氓 出身的独裁者,连生父是谁都闹不清,得志后修家谱,却宣称他的祖宗是“周公之胤”。 《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认祖归宗,前提是弄清血统,否则祖先神灵不会享用祭礼,下属民众也拒绝承认贵族所谓的本族祖 先。所以要续家谱是可以的,但只应续到自己记得的祖宗为止,不要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来哭,乱烧香可是要引来野鬼的。孔子死后,他的子孙历尽劫难,以致 他的八世孙要抱着家族遗物投奔造反派领袖陈胜。不幸陈胜称王,仅半年就被反秦的异己攻杀,孔鲋也跟着牺牲。直到汉初其子孙才再度现身。假如不是大史学家司 马迁曾拜孔鲋的侄曾孙孔安国做老师,做了一篇《孔子世家》,后人能够痛说孔子家史吗?现在要重新接续历史记忆固然是好事,但接续的结果多半都是想象吧。 我知道说这话有得罪自称孔子后裔的两百万人的危险。今年已有五十六个“孔子后代”联名写信给我,斥我诬蔑孔子及其子孙,宣称如我不公开认罪,就 将诉诸法庭。还有北京某研究院的孔研究员,致函给复旦校领导,要求处分我,说我污蔑孔子。我还是三十年前那句话:欢迎质疑,请提供历史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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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朱维铮谈五经西译与儒经之形成——《上海书评》
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新知杯·2009民营书业评选提名 书店奖
December 27th, 2009
从《出版商务周报》上传来消息,“新知杯”2009年民营书业评选提名工作已于近期结束。我们特别关注的书店奖提名名单也已经揭晓了,具体来看看这些被提名的独立书店:
年度最佳小书店
读易洞书房是华贸公寓里头唯一的精神文化产业。华贸店,虽又名为“Book Fun”,但店门旁每天更新的白板上,总在“书趣”下面加上“乐趣”和“影趣”。这是读易洞在书房之外的另一个形式:“半晌文化沙龙”。提醒过路人,书房 之外,这里还有一个专卖音像的板块,背后还有一个影音室。每周两次,这里会播放不同的冷门电影。如同店主人丁南所述:读易洞除了为社区业主们提供精神空 间,也为经营商业的同行们提供另一种商业方式的可能尝试。
尚书苑位于老建筑成群的高尔基路和长春路交叉路口,原始的日本别墅式架构,流线的平直格调与现代视觉的“简洁”美学不谋而合;古旧的窗扇、门扇、床 头、橱柜、桌椅等,经独具匠心的间隔、悬挂、拼贴、摆置,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意义;林林总总的书籍、册页跻身绿色植物之间,渗透着诱人的气息。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尚书苑有种仿古的韵味在里面,你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涵盖它,它既是一家经营古书籍的书店、图书馆,还是一处可以闲坐品茶的茶艺馆,也是一家有许多藏品的古物品店。
古旧的小楼,古色古香的装潢,再加上不绝于耳的古琴声,随处弥漫的檀香,尽管外面依然车水马龙却仿佛瞬间从闹市进入了一块净土,人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尚书苑给予你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国品质。
尚书苑经营的图书不仅有时下的畅销新书,也有时下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生僻图书,还有一些具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古旧图书。尚书苑的可贵在于可以一飨许多 人的文化情结,老板是一个喜爱传统文化的热心人,如果你一直想找某个版本的老书,或者某种藏品,他都会尽力而为,他的可贵也在于他想做纯粹的努力,正因为 这种纯粹,来店里的人可能是和你一样的爱书之人,你可以茗一杯茶、选一本书、暂别喧嚣的都市,与思想喝杯下午茶。
龙岩绿洲教育书店
自强书店是一家以创建人王洪为法人代表的私营文化企业,创办于1988年3月l6日,是泸州市历史最悠久的非国有书店,现已发展成拥有五家零售书 店,一家读书俱乐部的文化连锁企业。从事图书、期刊、音像制品、文化用品等销售。主要展业形式为:以图书销售和租赁为主链,积极组织和参与文化活动,构筑 文化体系,从而引导消费,繁荣文化市场。以完善的经营、优质的服务、优美的环境、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树立现代型企业文化形象。
自强总店位处澄溪口原老店对面,经营面积300余平米,是本市目前经营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环境最优美的书店,与老店、自强书吧三角对应。形成本市文化消费的亮点。
总店布局合理,阁楼上下,前门中庭,书画长廊,极富文化园林的韵味,同时以人为本专门辟出休息处,充分满足了广大读书人“读书、休闲”的文化需求,也鲜明地展示出经营者的个性特征和经营品味,是广大读书爱好者购书、书、赏字画、参与文化活动的绝佳去处。
云南麦田书店
在昆明钱局街61号,有个书店叫麦田书店。去过麦田书店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小书店很有风格,或者说更有品位。去逛大的图书城感觉就像在购物,这些书 不过是另一 种商品罢了,而在麦田书店这样的小书店里,更重要的是一种读书的氛围,这里面很有书香气,有时候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里面边听音乐边看书,很是惬意,像这样 的小书店,和老板的品位是很有关系的,麦田书店里的书多是诗歌、小说以及一些艺术类的图书。问及老板马力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书店时,他笑着说他是在 传播文化。我想还有一点应该是出自于个人对于这些书和音乐的热爱吧。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这样的书店就感觉少了点什么。马力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他在一个公司 里上班,开书店就像是他的业余爱好,除此外,他还组建了一个乐队,名字叫 “奇怪的日子”,乐队的名字来自于“大门” (THE DOOR)乐队的一首歌。在云南这边,搞乐队的不是很多,而且又缺乏资讯,很多乐队仍然停留在几年前的重金属阶段。而马力在这方面有优势,他玩的音乐在国 内的同行里还是比较前卫的后摇滚,马力是主唱兼鼓手,熟悉昆明地下摇滚音乐的人可能知道并听过他们的音乐,很遗憾没有去听他们今年在诺地卡发行小样《声音 之外》的现场。马力以前还出过一本刊物叫《我们》,这本薄薄的小杂志一度在昆明的青年手里流传着,后来的《精神生活》可以说是我们的后续,到现在已出了两 期,影响很大。
而麦田书店的另一个主人小杨,平常时间你可以在书店里碰到她,到了周末,她去昆明电台主持一档音乐节目《飞越黄昏——和小杨一起听音乐》,有很多 人和我一样,非常喜欢她主持的节目,每到了周末的那个时间,就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和马力一样,小杨也在传播音乐文化,给昆明加入了几分时尚的因子。
年度最佳专业书店
上海小贝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Shanghai Shell Culture Develop Ltd,简称小贝壳公司)是致力于儿童教育服务的文化公司。小贝壳公司拥有丰富的儿童文化教育资源,并开设了教育服务中心、小贝壳儿童书店、小贝壳儿童网 站、小贝壳书友会、采购与配送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这些服务平台都有相关的幼教界、出版界等专家指导。
四川水利电力科技购书中心
武汉众邦考试书店
“溪水边书屋”,书店取名为“溪水边”是出自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处圣经(诗篇1:3),一方面藉此表明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 救罪 人,我们都是需要他宝血遮盖的罪人;另一方面,“溪水边”也传达我们一个心愿,我们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过连于生命源头的生活。
溪水边书屋,于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正式营业到现在已走过八个年头,是北京成立最早的一家基督徒书店。借用一首诗歌“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已 不存在”,是的,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和保守“溪水边”是绝对无法走到今天。另外,也真是知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主里的生命是何等的年幼,经营管 理上也有许多的不完善,谢谢各位父老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包容和接纳,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向各位父老弟兄姊妹表示感谢!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们,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 (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shuibianshuwu)
浙江天台知识书店
年度最美的书店
时尚廊是一家集图书、音乐、设计、创意、艺品、画廊、讲座、咖啡、美食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式经营的概念商店。
它追求时尚优雅/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主导店内陈列的是国外原版艺术设计类书刊,同时还有电影、旅游、美食、创意、手工等港台图书;除此之外,它还 搜罗了各种小物件、设计T 恤、笔记本、布藝環保包、土陶、戏曲玩偶,等等有趣的艺品,是一个趣味庞杂、风格莫辨但又混搭得体的特别商店;由于空间开阔雅致,非常适合做小型活动、展 览、沙龙、产品发布会等等,是时尚达人、设计师不能错过的地方。
时尚廊的重心与灵魂,是书。精.美. 是时尚廊售书的最大特色。
博尔赫斯书店1993年年底于广州美术学院内试业,1994年四月正式注册并在校内移址。书店借用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作家的名字,是为了保证自身的 方向不 偏离当代文化,同时也是对博尔赫斯热爱书籍表示崇敬。1994年至1997年是博尔赫斯书店经营的“赢利时期”。但是,随之而来的名声也导致它不能继续存 在于大学校园,于是搬迁至邻近的商业大楼(先后在同一幢大楼内搬迁七次)。1997至2000年间,书店举办了一系列的当代艺术活动,今天在中国当代艺术 界具有影响力的几位年轻艺术家,例如曹斐、杨勇、蒋志、王宁德等,都在这里做了他们的第一次个展。书店与当代艺术的紧密联系最终导致它组织联络了众多的广 东当代艺术家参加第四届光州双年展,以及作为“广东快车”的一部分参加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2003年书店搬迁至现在的地址——怡乐路95号,继续走弘 扬当代文化的路线。
如今的博尔赫斯书店除了继续支持和参与当代艺术和文学活动,还坚持着如下特色:读者购书不打折,以维护图书定价;全部书籍按作者姓氏字母顺 序陈列,以强调写作的风格先于类别;重点作者的作品拥有较全面的种类和较大的供货量,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书店也建有自己的网页和提供免邮资的邮购服务。
2007年7月,博尔赫斯书店附属的当代艺术机构和出版项目从现在的店面脱离,迁入邻近的一座旧式别墅,保证了当代艺术和出版的有计划的进行
大地上的异乡者
2006年11月先锋书店恰满10周岁。10年光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过是刚刚走到少年;而对于一家书店而言,往往意味着已经度过了成长期。
整整10年间,先锋坚持不断创新、不懈追求,锻造品牌,众揽天下客。有人说她是“都市驿站”,有人说她是“南京的文化地标”,还有人亲切的称她为 “南大的第二图书馆”。“这4年我是在先锋长大的”、“人们因为去了先锋书店,一生所走的路线都给间接地改变了”这些都是她留给读书人的印象。从最初的太 平南路到新街口,从夫子庙到五台山体育馆再到龙江,从原始起家的17平方米店面到现在新店的3780平方米,先锋一路高歌,风雨兼程。2005年9月由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锋书店——大地上的异乡者》一书,真实地记录了先锋书店艰辛发展的成长历程。先锋书店一直是南京这座城市发展、快乐的一个重要 见证。变化的是先锋的规模和效益,不变的是她一贯所坚持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真正为读者提供品质服务的不懈追求。10岁生日前夕,让先锋书店全体员工和广大读 者引以自豪的是,先锋书店在南京众多知名的文化企业角逐的鏖战之中,力压群雄,被广大南京市民投票选为“南京十大文化名片”、“南京十佳个性书店”的称 号。
十年创辉煌,而今从头越。先锋书店将更好地打造书业品牌,营造真正的“读书人的天堂”
bookworm是北京东边一个很有名的书吧,有一小片屋顶是玻璃天花板,傍晚的阳光可以斜斜地洒进来,照亮半间屋子。
书虫里面有很多外文书,有些是市面上不容易买到的,客人可以在店里随意翻阅,如果办一个借书证还可以把书借回家看。书虫很适合晚餐前的小酌,有经过 精心挑选的不错的葡萄酒,还有跟葡萄酒很相配的tapas小吃,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四,会举办ASC的品酒会,另外还有个挺有规模的Whisky Bar,可以品尝很多种苏格兰威士忌。如果觉得餐前喝得清淡一些,也可以点一杯叫做“Cosmopolitan”的粉红色鸡尾酒。
地址:北京朝阳区南三里屯路4号楼
书虫书吧也在成都,杭州开设分店。
年度最受尊重的书店
三味书屋—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长安街旁古色古香的”三味书屋”。这个书店在北京知识圈、国际人士的圈子里非常有声望,也是北京最早的文人书店。书屋楼上设有茶馆,茶馆实际上做成了沙龙,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诸如研讨会、新闻发布会、讲座、新书首发仪式之类,每逢周末,书店里还举办民乐和爵士乐演出。
地址:北京西长安街民族文化宫对面
地址:解放碑大都会对面纽约纽约城负一楼
重庆人都知道,要有个一整天喝茶看书不要钱的地方有多难。而精典书店规模不大,正好开在解放碑,要知道,解放碑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寸土寸金灯红酒 绿之 地。它和民权路新华书店是对面的邻居,也是重庆惟一一家非大众定位的学术书店,不仅重庆,还包括成都的知识分子,精典的亲和力都首屈一指。从店名到卖场设 计,主人都想着让这个书店像一个有着温暖壁炉的大书房,读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不紧不慢地阅读和挑拣图书。店里的读书人导航图让人看后失笑,它这样忠告偷书 者:把好书的内容藏在心里,别把书藏在身上或背包里。
“让读书的人富有,让富有的人读书”,这是精典书店的信条。老板杨一是个书迷,曾经是高校教师,后下海经商,每次出差总是大包小包地背书回来,因 为重庆买书难,尤其是买学术性高品位图书更难,开书店是了一个多年的心愿。
广州博尔赫斯书店
南京先锋书店
季风,随季节而变化的海陆大气环流风,正如同泱泱中国生生不息的生命脉动。近代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就注定了它季风般的生命形态。
书园之所以拥有这样一个名字和它的气质密切相关。1997年,董事长严搏非创办季风书园,从书刊亭到只有40平方米的小店再到如今的上海市的8间 连锁,物是人非中和季风一起成长的人们更多地体会到的却是季风一直秉承的文化理念:“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无论在人流摩肩接踵的地铁沿线, 还是在喧嚣吵闹的时尚卖场,躲进季风,一杯咖啡或清茶,此刻世界里剩下的就只是思想的回声。
季风书园就是以这样独特的气质而成为上海的一道文化地标。在多年来的起伏中,季风一直坚信一个书店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构造出一个具有思想维 度的世界,而把思考和观点、问题和争辩,通过图书呈现出来就是季风在这个时代存在的价值。正如同媒体的利益来自于它的公信力,季风相信自我的价值在很大程 度上等价于自我所构造的文化价值。因此,由严搏非董事长为核心的运营团队,始终将图书采购与陈列作为书店的核心业务,通过大量阅读、反复推荐,以严谨的学 术态度对每本书籍进行着严格的思想质量审核与把关,力图寻找面对当下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虽尽力搜索,但还是有部分书店无法找到网上的照片,如果您能为本篇文章中部分小书店提供图片,请将照片发送至邮箱:indieday#gmail.com,万分感谢!)
Tuesday, December 1, 2009
目光奇準 20/11/2009 梁文道
【am730】看見劉健威寫台灣奇人舒國治,我也想起了他的人與文,及其眼光之犀利。
「若選擇住,我不會選擇紐約。……最主要的是它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歡它,便因它太抽象;這是紐約了得之處,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這點。而我,還沒學會喜歡抽象」。
「日本是氣氛之國,無怪世界各國的人皆不能不驚迷於它」。
「英國的全境,只得蕭簡一字。而古往今來英國人無不以之為美,以之為德;安於其中,樂在其中」。
除了舒國治,我想不出還有誰能簡簡單單地只用兩個字,就這麼精準地寫出紐約的抽象、日本的氣氛,以及英國的蕭簡。早在十四年前,我就領教過他這過人 的本事了。那年香港快要回歸,他正預備要寫一本談香港的書,於是我請他到我家裡夜聊,向我這個土生港人形容一下他所知道的香港。沒想到他竟然把這片我們傳 統上習稱的「福地」形容為「窮山惡水」。「由於沒有多少平地,他們總要在那麼彎曲狹窄的水道旁邊蓋樓,這些樓一面緊貼被人工剷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 折的海岸了,這麼險要的形勢,竟然就住了這麼多人」。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很對,從這個角度看來,香港的確很像一座擁擠的邊塞,住滿了無路可逃的難民,此 外已是天涯海角,再往前走就是陸秀夫背主投海的怒洋了。
舒國治眼光銳利,甚至可以說是毒,否則又怎能如此獨到又如此準確?可是你千萬別以為他是一個禿頂冷沉、漠觀世情的思想家,不,他高高瘦瘦,走起路來 像風一般迅捷,十分清爽,而且常帶笑容,隨處安然。他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檔餐館裡暢飲貴價葡萄酒,但他自己的生活在許多都市人看來,卻遠遠說不上舒適。住在 溽熱的台北,他竟然堅持不裝冷氣,家裡也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例如電視。
就像他在《十全老人》裡所說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於瓦頂泥牆房舍中,一樓二樓不礙,不乘電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顧盼縱目。」「穿衣惟布。夏 著單衫,冬則棉袍。……件數稀少,常換常滌,不惟夠用,亦便貯放,不佔家中箱櫃,正令居室空淨,心不寄事也」。基於同樣的原則,「聽戲曲或音樂,多在現 場。且遠久一赴,不需令餘音樂縈繞耳際,久繫心胸。家中未必備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備書籍同義,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家徒四壁」,這是何等的品 味,何等的好生活?今天老把「奢華」、「尊貴」掛在咀邊之時,恐怕還要再過五十年才能領略其中意趣我不想說太多舒國治這個人的事,我想談的是他的文章。只是他的為人為文,讓我想起「文如其人」這句老話,所以不能不從其行止風貌談起。經過現代文學 理論的洗禮,人人皆知作者已死,「文如其人」早就是老掉牙的過時神話了。可是你看,許多年輕讀者不都說「舒哥的作品不像現代人寫的」嗎?正由於其古老,他 才能迷倒一眾台灣讀者,成為彼岸十年來最受歡迎的散文家。
散文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遺忘的地步(難怪我曾見過有些年輕人會批評某某某不寫小說不寫詩,所以不算作家。可見就連周作人、林語堂和梁實秋的作家地 位也很可疑了),當然,散文還是存在的,就文體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見最普及的,小至一條手機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歸入廣義散文的範疇。正因其常見普 及,散文遂成了一種最不「文學」,也最(看起來)不必經營的文類。比起詩,小說與戲劇,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飲水,凡常而瑣碎。
我猜測這便是今日大陸雜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們的期待裡頭,雜文應該寫得機巧銳智,處處鋒芒,它的經營痕跡是鮮明可見的,它給讀者 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緊的,皆來自雜文的議化功能。相比之下,傳統散文未免顯得大過平淡,花草蟲魚之屬未必太過沒深度。於是「美文」就興起了,恍惚不 經一番香濃艷裝的堆砌,散文的「文學性」就顯不出來。於是「文化大散文」就抬頭了,似乎不發一聲文明千年的哀嘆,不懷國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夠 「深刻」。就在這個意義上,我說舒國治的散文古老。
你看他有多無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寫賴床,而且還要討論賴床怎樣才算賴得好:「要賴床賴得好,常在於賴任何事賴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過 日子,過一天就要像長長足足的過它一天,而不是過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後他還能分辨一個人是不是賴床的人,因為「早年的賴床,亦可能凝鎔為後日的深 情。哪怕這深情未必見怕於良人、得識於世道。」「端詳有的臉,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長時間沒賴床了。也有的臉,像是一輩子不曾賴過床。賴過床的臉,比較有一番 怡然自得之態,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遙想,卻又不甚費力的那種遙想」。也許是我見識不廣,但我的確好久沒見過有人這麼認真地去寫「賴床」這樣的題目了,如 斯細碎,如斯地無有意義。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沒有埋伏一句引人驚嘆叫人發噱的punch line;也不連繫甚麼名人偉業,沒有扯出甚麼賴床賴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實實地寫賴床:「我沒裝電話時,賴床賴得多些。父母在時,賴得可能 更多。故為人父母者,應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賴床」。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西西 好想彈鋼琴 李綺年
有時,莊子連自己也成為故事的主人翁,最著名的是他一次做夢,夢見蝴蝶,……
我縫的莊子在睡覺時夢見蝴蝶了吧。」
《縫熊志》,頁30-31
西 西最近出了一本童趣而富知識的書,裏面很多照片,都是她親手縫製的小熊,有些穿戴上中國不同朝代的服飾,扮演着歷代名人的角色;有些是西洋人物,如美女與 野獸、阿拉伯的勞倫斯與中東女子、凱撒大帝與埃及女王等等,加上西西的文字書寫,補白服飾熊、化妝舞會熊的故事,令成人小孩,都會看得舒服開心。
筆者走訪了一趟西西。由何福仁先生領引下,和攝影記者走進土瓜灣一幢舊樓,心情忐忑地來到西西住處的門口。
事 前有喜愛西西作品的年輕同事得悉筆者將去訪問西西,露出驚訝的表情,說西西一直很低調,甚少接受訪問,你為什麼可以約到她?我說是朋友介紹的。不過,也真 巧合,在毫無預兆會訪問西西前兩周左右,剛好有位同事要寫一篇講膠袋稅的文章,我立刻推薦他看收錄在《西西卷》內的一個短篇小說《宇宙奇趣補遺》,裏面寫 當年因宣傳清潔運動而製造的垃圾蟲,由垃圾蟲寫到垃圾現象,有以下一大段描寫:
關懷現實視野廣闊
「肥土鎮的垃圾,每天有五百五十公噸運到垃圾堆填區去。這批垃圾,為什麼沒送到垃圾焚化爐去呢?絕不是焚化爐少,也不是來不及焚化,而是這些垃圾,燒不掉,焚不化。垃圾中頑固強勁的物質,絕大多數是塑膠。
肥土鎮的市民還不警醒。人們多逍遙呀。市場上那些買魚買肉的家庭主婦,一個個手挽粉紅色塑料背心袋;從超級市場出來的男女老幼,全都拿個花花綠綠的塑料袋。醫務所的藥丸,放在膠料小袋子裏;小學生的課本,用塑料膜包好;摩登的女子,穿起塑料的涼鞋。
塑料已泛濫成災。成噸成噸的塑料垃圾無法焚毀,只能送往堆填區,埋在地下。即使埋在地下它們也不易溶解,難以腐爛,長年累月,它們不斷吞嚙大地的厚土。終於有一天,人類發現他們生存的地球變成一層密封的屍衣。」
寫 濫用膠袋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影響真是清楚不過了。而這篇小說寫在二十一年前,這二十一年,我們給堆填區又添送了多少膠袋呢?!西西的先知聲音,在本城的回 響如此寂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太低調的緣故。這些年來,一般市民使用膠袋依舊逍遙,我們的管治者更似無知無覺,只是近年地球暖化明顯了,在環團的聲音日 響之下,才多了點宣傳愛護環境的訊息和終於訂立膠袋稅。環顧周邊國家,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環保教育早已大步走前。
西西不只關心環境。不久前上演的那套日本電影《禮儀師之奏鳴曲》,又令我想起《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寫一個替死者化妝的女子的故事,是她二十七年前的一個短篇小說。這篇小說曾在台灣獲獎,香港的文學圈外,甚少人聽聞。
閱 讀西西的作品,我們會感受到何福仁於多年前對西西小說的評價「關懷現實,視野廣闊」,若然讀者接收到她的訊息,對人對事也許少點偏見成見;何福仁接着寫 「她的新詩,愛用童話手法,啟迪遐思,天真中寓有嚴肅」。筆者覺得,由七十年代的《我城》開始,直至去年她在台灣出版的《我的喬治亞》,以及剛在香港推出 的《縫熊志》,都是她一貫風格的延續和發展。新出的這兩本書,童話色彩更濃,更富詩意,立體呈現西西豐富的文化知識之外,同時流露了她對人世那份眷戀和關 懷,念念不忘環保,對不公平的事總要發聲。
家具布置充滿趣味
何先生按門鈴,開門的人頭髮灰白稀疏,穿灰色裇衫,我仍認出那是我1994年在書展購買的《西西卷》內的西西。那本書有她由年幼到五十四歲時的照片。那時候沒想過會訪問她,時間老人終於將我帶到她的面前。
何先生說七十一歲的西西和將近六十歲的妹妹一起住。訪問期間,她的妹妹不在家裏。
我 把布袋裝着的車厘子交給她,她則忙着張羅曲奇餅及紙包飲品,還把車厘子洗了,一起放在枱面招呼我們。攝影記者替她拍照的時候,我也用數碼相機拍那窄小長型 的廳堂,每一次對焦,我都被每個角落的布置吸引。那些實木書櫃造型獨特趣致,明顯不是本城大眾化家具店的產品;櫃上面放了些很異國情調的陶瓷器皿和紀念 品,大概是旅行捎回來或者在地攤買的;櫃裏面有放置書籍,也有擺放她縫製的小熊,另一隻玻璃櫃內則有她收藏其他熊藝家的小熊以及一些奇特的公仔。此外有一 隻很漂亮的花格子門櫃,因為不透明,不知道裏面裝些什麼,櫃頂則有一間微型屋;還有掛牆的土耳其手織地毯、一些枱燈、一些有浮雕花紋的矮櫃;窗玻璃也不單 調,靠頂處鋪了玫瑰花紙的裝飾,使人想起歐洲教堂或古堡的彩色玻璃窗;窗旁放了一間德國式的微型屋,窗前有一盆紫羅蘭和一瓶紅果。這是一個充滿主人趣味和 生活痕迹的房子,有濃厚的家庭氣息,西西的興趣、愛好不言而喻。
訪問前,出版社的朋友叮囑:她只想談縫製毛熊的事。我就由為何書寫《縫熊志》開始問題。
她 說當初是沒有想到為一本書而去縫製小熊的,是因為曾患病(乳癌)做化療後,傷壞了右手的神經,右手手指不聽話,沒知覺不能寫字,看過很多醫生,做了半年物 理治療也不見效,縫製小熊,作用之一是藉此練習右手,有如物理治療,不過,縫完百多隻小熊,右手仍然沒怎麼好,還是要靠左手寫字和幹活。
我問她選擇縫製小熊而不是貓狗,是不是因為跟黃帝屬於有熊部落有關?
縫製小熊是藝術
她 說不是,在外國,製作小熊是藝術品,特別是在德國,造熊已有百年傳統。德國有位玩具熊的創始人瑪格烈特.史泰芙,身患小兒麻痹症,終日坐輪椅,手工卻很 好,起初做個小小的大笨象針插,小朋友很喜歡,於是她做起玩具來,除了大笨象,也造熊,德國人很喜歡熊,黑森林裏有很多熊,幾乎每個小朋友都有熊(玩 具),生日或聖誕節等很多時都送熊做禮物。史泰芙家族造的熊很多人喜歡,後來更賣到美國去。
她說,外國有熊,中國也有熊,但中國人不重視熊,只重視龍鳳;外國人很重視熊,而柏林、波恩等都以熊為名字。
西 西正式跟老師學造熊,跟大廠出的玩具熊有別【見下表】,她製作的是藝術家熊,是有個人特色創意給人觀賞收藏的熊。2005年4月開始學,6月份,老師就叫 她參加國際熊藝比賽,她於是縫製了《水滸傳》的九紋龍史進,後來陸續造了英雄時遷、楊志、燕青、張清等成為一組人物熊,英國評判給了很高分,結果拿了第一 回來。後來為了參加展覽,她又縫製了化妝舞會熊。為了給熊穿上不同時代的衣服,期間她看了不少中國服裝的書。在她的書內,有三十多個熊人物展示了由傳疑時 代的西王母到清代曹雪芹的服飾,每個時代都因階層及性別而衣裝有別,西西只選造她喜歡的人物熊。毛熊穿上中國衣服,成為系列,西西應是始創者。
其實縫製小熊不是簡單的工藝,花眼神花氣力,她說她所認識的熊藝家,人人都手損,指頭全起繭。西西把左手伸給我看,她的手指上果然有突起的皮層。
她說遲些可能也縫製不了小熊,因為造熊很用力,眼力也未必足夠。
縫製小熊之後,又要裁衣服。原來西西以前是喜歡做衣服給自己穿的,「其實都唔係好難㗎啫,睇吓做得好唔好㗎啫。假如唔要求高,咁自己做來着都得嘅。」所以為小熊縫衣就難不到她了。
除了縫製小熊,西西由2006年開始又跟其他老師學習縫製布娃娃,兩年下來,布娃娃一隻又一隻的誕生,她於是把大部分布娃娃放進兩隻紅白藍大袋,拿去轉贈給麥當勞叔叔之家,家裏剩下不到十隻。
她說她不會再縫製布娃娃了,因為由老師設計的布娃娃和街上賣的分別不大,她喜歡有創意的東西。至於小熊,因為不適合小朋友玩,所以沒有送給別人。
講 完造熊,西西領我進入她的房間看喬治亞大屋—那是她去年在台灣出版的《我的喬治亞》一書的微型屋真本。她說那是她花了三年的時間砌成的。當她打開微型屋的 木門,我忍不住嘩然,心想:那麼精緻的多廳房子都砌得出來!她開始慢慢講述砌這座「大宅」的經過,砌完要髹色,裏面的牆紙和一些布置,她花了很多心思。我 後來翻閱《我的喬治亞》,彷彿遊歷了一次歐洲,特別是英國十八世紀的歷史文化風情,包括建築、家具、繪畫,以及一些民情習俗的知識。
很多人渴望擁有豪宅大屋,西西用一隻左手,就完成了夢想。西西有沒有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呢?有的,其中一樣是彈琴,「我退休好想彈琴,但係我而家得一隻手又無得彈。」聲音有點無奈,有點蒼涼。
文、圖 李綺年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文化』企鹅出版社的封面演化史
在企鹅之前并不是没有过平装书, 德国莱比锡的Tauchnitz出版社在30年代初已经用类似的概念试探了市场,甚至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雏形。但只有Allen Lane赋予企鹅图书“高品质、低价格”的原则,造就了企鹅等于平装书的印象,它一鸣惊人,在半年的时间内企鹅就已经卖了100万册书!而企鹅更持久的成 功除了积极面对市场变化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Allen Lane以同样激进的态度改造书籍设计,在Jan Tschichold的40年代和Germano Facetti的60年代,企鹅几乎等同于“书籍设计”一词。
最初10年的企鹅封面用的是三段式的水平分割法,由企鹅标志的绘制者Edward Young设计。这种简洁明快的封面无疑是树立企鹅形象的快捷方式。封面上除了“企鹅图书”用的还是传统的Bodoni特粗体之外,从书名到作者启用的是 无衬线的Eric Gill——几十年里这成为了企鹅的经典代码。
哪怕是在二战这样的灾年,对于企鹅来讲更是一个机遇:战时纸张配给制度使得口袋书更易于在前线流通;Allen Lane针对儿童战时教育问题专门成立了Puffin儿童书系;又不失时机地发起针砭时政的Penguin Special系列。1945年,就在庆祝企鹅十年之际,著名的“企鹅经典”系列的第一本——《奥德赛》出版了,这是伴随一代人成长记忆中的第一个脚印。
在战后重整时期,鉴于物资和人员的缺失而造成的出版品质下降,而且有大量的企鹅仿效者切入这个市场,Allen Lane从德国请来了当时最杰出的设计师Jan Tschichold来掌管设计,企鹅从此迈入了真正制定行业标准的阶段。短暂的三年时间里,他高效地设立了一整套书籍设计体系,从前期的封面模板到各印 刷厂的字体运用,Jan Tschichold都事无巨细地设定了规则——著名的《企鹅设计构成法》。现在看来,Jan Tschichold几乎是以一已之力创造了一套从桌面排版到印刷的整个流程,这基本改变了当时各个印刷厂制式不同的混乱局面。
接 下来的第一股革新冲击来自于意大利设计师Germano Facetti,他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杰出美术指导。从1961年起,在他任职的10年里不断起用众多著名设计师,使得企鹅设计在这个阶段到达了它的另一个 高峰。Germano Facetti先委托设计师Romek Marber对侦探小说系列进行改良,受瑞士学派影响的Romek Marber把所有的文字信息都以网格分割的编排法置于封面上面1/3处,封面的下面留有大面积以绿和黑两色安排具有暗示性的插画。这个现代的封面风格一 面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设计师兼插画家Alan Aldridge则被委任为独立的小说系列美术指导。嬉皮士Alan Aldridge是真正的“视觉混乱”制造者,在他手里除了个人风格已经找不到企鹅以前的印记,如果有的话就是那个被放大的logo,其余你能感受到的就 是60年代的躁动和激情。Alan Aldridge海报式的封面设计遭受的赞誉和批评几乎是一样多的,赞誉来自于市场的巨大反响,批评来自于书商和作者,因为后者在封面上已经找不到原属于 自己的位置。
已经隐退幕后的Allen Lane适时地制止了这种混乱,因为在他眼里企鹅形象的延续性是最为重要的。设计主管Germano Facetti则在变革和继承上竭力维持一种平衡。老Allen在离世前始终担忧的是企鹅今后的命运,尽管有着丰厚的口碑和传统,但这只企鹅在资本市场面 前已经显得衰弱了。终于在他去世的1970年,企鹅被培生朗文出版集团买下,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它先前的领先优势已经荡然无存。1976年,为企鹅工 作了27年的Hans Schmoller退休了,这位老工人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恪守着企鹅“高品质”的准则,他无法预料的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Hans Schmoller倾注一生心血的字体设计部在2003年也被撤销了。
在度过令人压抑的七八十年代,经过管理层的重新布局,企鹅开始了品牌重塑阶段。John Hamilton和Jim Stoddart成为重新焕发企鹅设计的中坚力量,其一大特点是向传统回归。经过70多年的历程,如果我们重新来定义企鹅设计的识别性的话,无论是 Edward Young、Jan Tschichold,还是Germano Facetti、David Pelham,他们都是贯穿在这条时间轴上闪亮的点,这条线最终指向的是对待设计的“高品质”,只有这个才是企鹅图书真正异乎于其他众多出版社的视觉识 别,而不是被某种设计模板所能框定的。正是在前人丰厚设计财富的激励下,新一代的设计师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任重道远”。
『新视线』 策划/设计 卢涛 翻译 Ann、Chosen
从现在起,你也可以在饭否上关注良品杂志
Friday, August 21, 2009
周作人妙品(董橋)
2009/7/26
立軸款識三十五字:「民國三十六年大暑節後,中夜聞蛙聲不寐,戲錄兒童雜事詩十六首,書為性堯先生雅教」,下署「周作人」,鈐印五枚:「周作人」、 「苦茶庵」、「知堂五十五以後作」、「苦茶庵知堂記」、「苦雨齋」。鑑藏印也五枚,都是金性堯私章:「星屋」、「文載道印」、「金性堯」、「載道」、「星 屋夜讀」。立軸高九十六厘米,濶三十二點五厘米。朱絲欄十行,第一行起首題《兒童故事詩》,分詠老子、晉惠帝、趙伯公、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賀季真、 杜牧之、陸放翁、姜白石、辛稼軒、鄭板橋、高南阜、俞理初十四人,陶淵明、杜子美一人兩首,其餘每人一首,合共十六首,都是七絕。條幅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北 京匡時拍賣行拍賣。
金性堯一九一六年生,二○○七年歿。浙江定海人,筆名文載道、星屋等,幼讀私塾,青年時代參加校勘《魯迅全集》,抗戰時期在上海孤島與王任叔編輯 《魯迅風》雜誌,又主編《蕭蕭》、《文史》等雜誌。一九四九年後歷任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編審。為上海 歷史學會會員、作協上海分會會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著作等身,上海百家出版社今年編印《金性堯全集》。金先生畢生崇拜周氏昆仲,精讀他們的書,說「一生受影響最深」,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散文集《文抄》得周作人寫序。陳子善八十年代編知堂集外文兩本,一本是《亦報隨筆》,一本是《四九年以後》,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金性堯應陳先生之邀寫〈葉落歸根〉。金先生說,他與知堂通信始於淪陷時期,知堂給他的信約四十封,信紙統一,可以裝訂成冊:「我與他見 面則在解放初期,即他從南京老虎橋監獄來到上海,住在橫濱橋尤炳圻君的亭子間裏。我進去時,他正赤膊赤腳躺在床上,隨即穿上白布短衫」。期間,金性堯去探 望周作人三次,請他到家裏吃了一次飯,中間打過兩次牌。一九五○年,金先生遊北京,到八道灣看周作人兩次:「和知堂的交接,可以說的大概這麼多」。信札不 算,周作人還有立軸和扇面寫給金性堯:「書法近唐人寫經,宜小不宜大。魯迅的書法,寫上楹聯撐得住,有蒼勁感,知堂則娟秀有餘,蒼勁不足,但寫在稿箋上, 便覺賞心悅目。」金先生說,知堂寫給他的立軸有的裱了有的沒裱,裱了的所書為謝夫人談周姥故事。扇面一面是張大千畫鍾馗,無上下款,只鈐「張爰」小印,原 是謝興堯舊藏,謝興堯在北京跟金先生見面,把一面大千一面空白的扇子和清官腰牌、綠頭簽贈送給金先生:「我在北京找不到合適的寫字人,又想隨身帶回上海, 便請知堂補上字」。他說知堂在〈壞文章〉中說他不覺得齊白石、張大千的畫好,金先生信手將大千和知堂兩人一畫一字配在一起,「就更值得惜護,只是它連同立 軸已經離我整整二十年了」。〈葉落歸根〉接着說:「還有一本《兒童雜事詩》,是他用毛筆寫了郵寄送我的,寄來後也沒有細閱。這些東西,如果不遭劫,也不過 藏在篋笥中,不見得會拿出來玩賞,一旦失去,就會念念不忘。世間事物的得失,往往如此。」《兒童雜事詩》應該就是這次拍賣會上這幅立軸。金性堯文中用「一 本」而不用一紙、一幅,說的似乎是另有《兒童雜事詩》冊頁,也似乎是他記錯了。他說收到字他「沒有細閱」,那麼,立軸上他那五枚鑑賞印當是後來「細閱」才 鈐上去了。立軸的老裱褙也許是金先生四十年代拿去裝裱,年久忘記,也許是「遭劫」後人家付之裝池,無從判斷。金先生寫〈知堂的兩本書〉說,周作人給他的信 札、簽名書、立軸與扇面,「不言而喻,現在已經片甲不留」。金先生的千金金文男女士新近寫的博客也說,文革浩劫她才十四、五歲,「經歷了四次紅衞兵、造反 派的抄家,最後一次則是毀滅性的抄家,積父親前半輩子心血的幾萬冊藏書、幾百幅字畫一、二天中被蕩然抄盡,包括周作人所送的簽名書、立軸、扇面」。
《兒童雜事詩》立軸寫於「民國三十六年大暑節後」,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間,周作人還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黃裳先生去探望過他,跟他交談,請他寫字,還 到「忠」字監小院子裏看他的獄中生活,看到他見了黃先生回自己囚室脫下小褂細心掛在牆上,赤了膊赤了腳在蓆上爬,慢慢躺下去,身邊放着一個花露水瓶子。
Tuesday, August 18, 2009
青城藏书家王树田的藏书琐记
二零零七年春,王树田的名为《藏书琐记》的十余篇文章见诸《呼市晚报》。这组文章记录了其人藏书几十年的经历,其中一些描写极有意思,故转载于此,与广大藏友共享。
藏书琐记(一)
王树田
八十年代后期,我的藏书兴趣转移到了线装书上,因为比较新书,普通线装书当时的售价儿与新书同,有的甚至还要便宜。书价低廉,再加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 劫火,存世的古书所剩不多,根据物以稀为贵的规律,其价值必定上升,所以,我看好线装书,故有“喜旧厌新”之举。当时,据开古旧书店的老段介绍,南方的线 装书比北方便宜,他多次从南方买到古书,不等回来,便在沿途的天津、北京出手了,差价可观。他透露的消息使我心动,急待南行。
1990年,我出差上海。公事之余,我急赴位于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一进店门,近十架线装书赫然在目,但却无一顾客,显得颇为冷清。这倒也好,我可以从 容选书。选了几部书后,店家已有惜售之意,劝我下次再来买。这时,一位老者站在我旁边,翻了翻我所购之书,说了句还不错嘛。说话间,店员从里面取出一部古 书递于老者,显然是预留的,古色古香,一望不凡。后来我才得知,敢情这位老者正是沪上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惜乎未能当面领教。
那次我所选购之书,其中《小仓山房诗集》虽为民国石印本,但两函十六册售价仅三十元,真比当时的新书还要便宜,怨不得书店惜售哩。临出书店,我又从门口堆 放的一元一册的线装书中挑了几本,其中有一本《须静斋云烟过眼录》,是专讲书画收藏的,为民国初年私家精刻本,开本阔大,纸墨俱佳。2006年“孔夫子旧 书网”有人上拍此书,书友应价者众,直拍到一千五百余元方才收场,令人叹为观止。
此番上海淘书只算是先行侦查,回来后,我又凑了数千元,于年底又重返上海古籍书店。吸取上次经验,我只说是替单位买书,便被引入店中内部的机关服务部。我 一下子选了好几十部,意犹未尽,又到前台进到柜台内,一部一部从架上取书,不一会儿,便堆满了柜台。也许是久不见这样的豪客了,店员们也来了劲儿,从里面 又给我搬出几套大部头的古书来。一部是八十本一套的清朝道光年间刻本《三苏全书》,书价二百五十元,还有一部是《续资治通鉴》,白纸大开本64册,书价一 百六十元。要不是书店负责人劝止,我还会再买点儿。
这近千册的书,总共花费书款两千出头,平均每本仅两元出点头。如此书价,当时称廉,放到现在几乎等于白送。不妨举例说明,其中标价五十元的一套道光刻本 《聊斋志异》,两函十六册白纸套印,十年前市价已达一千五百元,到如今再翻一番不在话下。当年两元一本左右的古书,现在最少需五十至一百元一本,这还是仅 以普通古书计,仅此,十七年后,这批书已增值数十倍,这是当初不敢想象的。尽管我购买古书也有过失误,但上海这次购书绝对是具有前瞻性的,我的这份得意, 一直保存到现今。此次购书既是豪举,亦可视之为奇遇,它奠定了我线装书收藏的基础。
藏书琐记(二)
爱书之人,大都逛过形形色色的书市吧?平日想买而买不到的书,天外来客似地一下子尽入囊中,那种醉书的滋味妙不可言。不夸张地说,逛书市便是我等书虫们自娱自乐的盛大节日。
作为书市常客的我,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北京中国书店举办的古籍书市。该书市位于琉璃厂海王村大院内,楼上楼下两层,规模大,品种多,几 乎全是平日见不到的库存书。除大量的线装书外,民国新文学、旧期刊、老报纸、外文书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更吸引人的是书价较低,充分考虑到爱书人的承受 能力。尤其是线装残书,每册只收一元,而内中多有明版、殿本、精刻本、版画等等,虽则不全,但买下来留待后配或存个书样总是好的。于是乎,书友们闻风而 至,不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
那是一九九四秋艳阳高照的一天,我早早赶到书市,大门尚未开启,门外已挤满了人,南北口音相互夹杂,噪声不绝于耳。还有人是专门乘飞机赶来的,还提着行 李,可见此书市魅力之大。人们求书心切,书市却迟迟不开,便有人鼓噪撞门,也有人不知从哪儿找来店员穿的蓝大褂,冒充内部人往里混……
书市终于开门了!人们全都不顾一切地往里冲,有被挤倒的,有掉了鞋子的,连老外也呼喊着冲在前面,那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惊魂夺魄。守摊的店员虽已有准备, 还是被这汹涌的人潮冲得乱了手脚,只有躲闪的份儿了。其实,抢市者大多是奔那一元一册的残书去的,一捆书还未打开来,便会有七八双手同时去抓抢,不管什么 书,抓到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到一边去细挑。我身单力薄不能与其竞力,只能捡拾人家弃掉的书,居然也捡了一摞,其中居然还有四本一套是全的,赶紧付款走人。
书市还有一处专卖完整的古书。书被整齐地摆放在书架及大桌之上,大约数十元一册不等,光顾者就不很多了。我从容地选取了十余部,其中较好者有清初顺治年间 内府刊刻的《御制资政要览》,包装原装,开本阔大,纸墨精良,尚存明版遗风。此书当时书市供应有三种开本,最大者一千元,居中者六百余元,小号的则二百余 元。我所取者为最大号的。还有明版十二册一套的《大学衍义》,书价八百元;道光精刻本《烈女传》,内中有陈去病墨批,价仅一百五十元等等。最奇的是,我见 到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吴昌绶精刻初印的《墨表》一书,为红印本,一本即是完整的,当时居然有一摞数十本!而我,不想要复本,只选了一本封面有墨跋 的,是吴氏持赠原藏者的。后京城大藏家孟先生愿高价求购此书而被我婉拒。我当时购买次数只花去七元钱,早知如此,我当时把那一摞都包圆儿了多好!此乃后 话,不提也罢。
书市第二天,我又早早赶去,拥挤中又抢到一些书,又亲眼目睹了人们抢书的疯狂,获书者的得意,迟到者的哀叹,之后,便又是相聚品书、赏书,相互调换书的安宁幸福,似乎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沉浸在浓浓的书趣中……
十多年一晃过去了,现如今书价腾贵,线装书升值尤猛,中国书店早就不这样卖书了,他们早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将好书上拍,一般的古书摆在店中标价惊人,大 有皇帝女儿不愁嫁之气概。我呢,也早就买不动线装书了,只能每年买几本拍卖图录聊解书瘾。回想当年的古籍书市,已然是恍如隔世,前尘梦影了。
啸天按:此篇琐记描述生动有趣,对当年之购书及书市景象所写极为传神。不佞向以为好的书话亦非好作家不能为之,尤其是写小说的,对于布局、间架当信手拈 来,皆成文趣。王先生原本有小说结集,对于此也算轻车熟路。吾辈生也晚,只能在这样的好文中想象当年盛况,感受一点夏夜微风中“白头宫女在,谈笑说玄宗” 的清爽。另,感谢拙荆深夜挥汗输入此文,而余独与爱儿嬉戏于灯下….王树田在我近二十年的藏书过程中,书友陈东无疑是位关键性的人物,与其相交,我不但买到他不少的好书。同时还领教了许多版本知识,充分享受到聚书的乐趣。陈东小我十几岁,可算忘年交。初次相识,是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那天,我在市场偶然地碰上一位没见过的售书人,他身材不高,戴副眼 镜,也就三十岁出头。人不起眼,但面前摆放的几部古书却很有品位,而且开价也公道。我喜出望外地买了下来,随口又问他还有没有,回答是书很多,可到家中一 观。他家住廊坊,当天我便随他前往。一进他的家,映入眼帘的是几架线装古书,桌上、地上还堆了不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据他讲,还有更多的古书存放在父 亲那里。那天,我粗略地看过他的藏书,从中选了几部,大约花了千把块钱,便宜。回来后,我就反复琢磨:廊坊小地,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何以会存下如此多 的古书呢?不可思议。后来我才知道,其父解放前曾担任过廊坊邮政局局长,那时他就喜欢收藏古籍、字画。凭其父与各地古籍书店的交情,陈东可以进入书库选 书,价格当然也较便宜。据说有时还动用汽车往回拉古书,可见数量之大。我进而不得不佩服陈东有经济头脑。那时线装书很便宜,书源也充足,他当时的选择无疑 是太明智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陈东由买书、卖书(也曾开设过古旧书店),转而进入古籍拍卖,先后主持过“盘龙”、“鼎峰”、“万隆”等拍卖公司的古籍拍 卖,现在则担任了“德宝”拍卖公司的总经理,已是京城古旧书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以后数年内,我曾先后十余次去廊坊购书,虽花去不少钱,但以今视昔,当时书价并不算高。其中较好者有明嘉靖白棉纸本《中说》两大册700元;有嘉靖 常静斋白棉纸刻本《文章规范》600元;有明版《逊志斋集》一大套1500元;有清嘉庆殿版《御制嗣统述圣诗》400元;有明拓翁同和墨跋本《妙法莲华 经》400元;有夏孙桐旧藏并批跋的《岱南阁集》300元;有黄裳故物《舒啸楼诗稿》200元等等。当然,当时本还可以买到更多的佳刻善本,因不识货或因 价格原因而放弃,时下这些书已是拍卖场上的宠儿,我已无缘亲近。其实,陈东对古书的偏爱有胜于我,他的藏书书品都很好,还经常请高手修书、做书套,而且对每部书都拍了照,可见其对书感情之深。他之所以售书,一是 为了还债;二是为了周转,一边去买更多的书。对此我是充分理解的。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写个我的信,信中坦言:“藏书人节衣缩食,千里奔波,淘来的重宝还 要挑灯考证,仔细修补,妥善保存之.....我总结出一定理,即卖书必后悔。至今还未感到某书转让之后,发了一笔小财,而不后悔的。信中之语,我深有同 感。财力不足,想发展藏书,内中多有痛苦。转入新世纪以来,书价腾贵,我已买不动古书了,古籍拍卖越来越热火,离我却日见遥远。陈东主持的拍卖会,几乎年年提前寄来拍卖图录及门票,我也只参加过一两次,看看热闹罢了。今年初,我在整理藏书时,接到他的电话,再次让我送点书给他去拍,意思是让我搞活。我无语!
藏书琐记(三) 在我近二十年的藏书过程中,书友陈东无疑是位关键性的人物,与其相交,我不但买到他不少的好书。同时还领教了许多版本知识,充分享受到聚书的乐趣。 陈东小我十几岁,可算忘年交。初次相识,是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那天,我在市场偶然地碰上一位没见过的售书人,他身材不高,戴副眼 镜,也就三十岁出头。人不起眼,但面前摆放的几部古书却很有品位,而且开价也公道。我喜出望外地买了下来,随口又问他还有没有,回答是书很多,可到家中一 观。 他家住廊坊,当天我便随他前往。一进他的家,映入眼帘的是几架线装古书,桌上、地上还堆了不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据他讲,还有更多的古书存放在父 亲那里。那天,我粗略地看过他的藏书,从中选了几部,大约花了千把块钱,便宜。回来后,我就反复琢磨:廊坊小地,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何以会存下如此多 的古书呢?不可思议。后来我才知道,其父解放前曾担任过廊坊邮政局局长,那时他就喜欢收藏古籍、字画。凭其父与各地古籍书店的交情,陈东可以进入书库选 书,价格当然也较便宜。据说有时还动用汽车往回拉古书,可见数量之大。我进而不得不佩服陈东有经济头脑。那时线装书很便宜,书源也充足,他当时的选择无疑 是太明智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陈东由买书、卖书(也曾开设过古旧书店),转而进入古籍拍卖,先后主持过“盘龙”、“鼎峰”、“万隆”等拍卖公司的古籍拍 卖,现在则担任了“德宝”拍卖公司的总经理,已是京城古旧书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以后数年内,我曾先后十余次去廊坊购书,虽花去不少钱,但以今视昔,当时书价并不算高。其中较好者有明嘉靖白棉纸本《中说》两大册700元;有嘉靖 常静斋白棉纸刻本《文章规范》600元;有明版《逊志斋集》一大套1500元;有清嘉庆殿版《御制嗣统述圣诗》400元;有明拓翁同和墨跋本《妙法莲华 经》400元;有夏孙桐旧藏并批跋的《岱南阁集》300元;有黄裳故物《舒啸楼诗稿》200元等等。当然,当时本还可以买到更多的佳刻善本,因不识货或因 价格原因而放弃,时下这些书已是拍卖场上的宠儿,我已无缘亲近。 其实,陈东对古书的偏爱有胜于我,他的藏书书品都很好,还经常请高手修书、做书套,而且对每部书都拍了照,可见其对书感情之深。他之所以售书,一是 为了还债;二是为了周转,一边去买更多的书。对此我是充分理解的。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写个我的信,信中坦言:“藏书人节衣缩食,千里奔波,淘来的重宝还 要挑灯考证,仔细修补,妥善保存之.....我总结出一定理,即卖书必后悔。至今还未感到某书转让之后,发了一笔小财,而不后悔的。信中之语,我深有同 感。财力不足,想发展藏书,内中多有痛苦。 转入新世纪以来,书价腾贵,我已买不动古书了,古籍拍卖越来越热火,离我却日见遥远。陈东主持的拍卖会,几乎年年提前寄来拍卖图录及门票,我也只参加过一两次,看看热闹罢了。今年初,我在整理藏书时,接到他的电话,再次让我送点书给他去拍,意思是让我搞活。我无语! 藏书琐记(四) 结识“孔网”后,我先后买到数百本古旧书,内中颇有可取之书。一是潘昌熙著《芯庐遗稿》,潘昌熙为清末翰林,擅诗词、书法。一生嫉恶如仇,誓不与敌 伪周旋,所写诗词多慷慨激昂。一九五八年病故。十几年前,我曾在其苏州故居皮市街一藏书人手中,买到其手稿数册,即《芯庐遗稿》的底稿。很想买到其正式出 版的该书,予以对照。很多年来未及见,不想竟在网上幸获此书,虽价高而不吝也。此书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自印的非卖品,线装一册,颇精致,估计印数很少, 世不多见。其二是雷梦水的一个笔记本。所谓笔记本,其实就是用当年中国书店的包装纸自订的一个缺书登记簿。雷梦水是京城资深书贾,在其贩书的一生中,经眼 经手古书无数。生前据此写出几部版本专著,至今仍畅销不衰,可谓自学成才的版本专家。这本笔记中,记载着藏书大家黄裳、李一氓等人的求书名目,还有其他一 些集书备忘等。是绝好的古旧书业第一手资料。我与雷先生曾在京城中国书店有过接触,在其仙逝十余年后得其手迹,可称幸事。 革命文献,是我在网上购书的另一门类。由于战争原因以及当年国民党政府的查禁,这些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红色出版物已存世无多,故而很招 一些“红藏迷”的青睐。我先后从网上买到毛泽东解放前著作数十册,其中有八种不同版本的《论联合政府》,四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等。刘 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配了六种。其他如1939年延安解放后出版的土纸本《斯大林选集》;三十年代前期国统区秘密出版的《国家与革命》等等,都 是可喜的收获。这些书虽印制粗糙,品相欠佳,但其价值绝不可小视。 我在网上还有个搜求的目标,那就是早期的新文学作品。从前,我不大注重此类书。现在回过头来想找还颇为不易。好在“孔网”书友云集,此类书时而闪 现,只要有余钱,我会尽力购买。其中《冰心小说集》可称白眉。此书1933年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精装一册,印数仅一千册。据查,国家图书馆在其编写的 《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中,对此书的出版时间记载有误,可能是缺藏此书。在网上,我还收集到一些鲁迅著作的早期版本。先生的书,我总是偏爱的,夜深人静 时,我常将收集到的数十种鲁迅作品一字排开,似与先生进行无言的交流,妙不可言。 在网上的收获更多的则是见到许多未见之书,领教了不少的版本知识,同时也掌握了古旧书的市场行情。“孔网”如师如友如伴侣,一日不见,便恍然若失。然而,“孔网”也带给我一些痛苦,那就是作为一介工薪族见到心爱的书而无力购买,任凭花落他家,却无可奈何。 藏书琐记(五) 王树田 藏书人离不开售书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在我接触的书商中,段存瑞是很突出的一位。我的藏书能有今日,与他不无关系。 我与老段相交已二十余载。当初,他在十四中校门口开设古旧书店时,我慕名前往,聊得投机,又被引至其舍,走马观花,一览其藏书。线装书很多,有些刻 印很精,如康熙版《午亭文编》、《居易录》,明代汲古阁刻本数种,以及版画《孔子圣迹图》等等。碑帖方面的书也甚可观。老段不厌其烦地介绍其藏书,因我当 时对线装书尚未看重,故未敢轻易下手,只选了一套六十年代精装本《册府元龟》、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精装缩印本数十册,之后,我便经常去老 段家串门儿,把酒论书,其乐何如。 后来,老段又在大学路文化商城开设“文苑古旧书店”,我是常客。每次去了,我总要把他们的几架古书从上到下翻个遍,甚至两手墨黑。老段也从不介意。 有一次,我翻出一部清早期刻本《臣鉴录》,完整无缺,比较少见。因书价不谐未能取之。后来,老段将此书让给了天津古籍书店,该店当宝贝似地供了起来。还有 一部雍正写刻本《陆宣公集》,原装原函,开化纸精印,书品上佳。我当时看中了,却未及时购买,后来此书被一位北京书友买去了。此人为京城小有名气的藏书 家,他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讲到购买此书的经历。据他考证,此书一向不见著录,“其罕见难得,几若云中仙子,只宜梦寐遐思”。并且称之为捡了大“漏”。我不能 不佩服此人的眼力与果断。 老段寻找书源的本事十分了得,经常不辞辛苦,南下收书。八十年代后期,他曾包下了无锡古旧书店半库房古书,却是负债完成这一豪举的。这批书中颇有精 善稀见之本,我陆续买了一些,还有更好的,如著名学者杭世骏批跋的书,钤有林则徐藏书印记的书,都被老段让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这些善中之善的书与我擦 肩而过,我只能叹书缘尚浅,无福消受了。 老段二十几年中卖掉了多少古书,其中又有多少善本佳册,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的书,倘若都存下来,其数量及质量是惊人的,不但在内蒙古,就是 放之四海也算得上大藏家了。对此,我虽常替他惋惜,但也深为理解,他以售书为生,不卖又将如何?老段其实是真正懂书也爱书的,从他对某些书的惜售以及书的 定价上,可以看得出来。但他还是不得不卖,尤其是年关将近之时。多少年来,他有意无意地成全了别人,我出于真心地感激他。如今,古旧书源日益枯竭,而老段 的存书也将售罄,往日的辉煌似乎难以再现了。我有心待老段闲暇时来寒舍坐坐,再看看他从前“嫁”出的“女儿”,重温旧梦,共享书趣.......
藏书琐记(六)
书本无情物,但人对书却是寄托着感情的。北京藏书家谢其章有句话我很赞同,他说“会不会买书是一回事,买书精神又是一回事。”诚然,前者指的是对书的理解以及商业技巧,而后者,则是对书的 态度问题,通过对书的追求,折射出人的一种欲望乃至一种精神,买书入此境界,则非一般人所能效仿了。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爱书人,虽不富有而买书特有“精神 ”。比如,民国时期,藏书大家郑振铎与吴晗等人冒雨夜游苏州,带醉逛书肆林立的护龙街。已经很晚了,他们一家家敲开书店的门。在一家书店见到数百种明版的 方志书,郑振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指着这些书说他全要了。其时郑氏一文不名,其豪言壮语绝非酒精所致,是从爱书的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有,黄裳在一家旧书 铺见到半部企慕已久的明代版画书,当时缺钱,便将自己所藏几百部古书拉了一车换回此书。如此购书豪举,一时传为美谈。
我生也晚,且非名人,但对书也是痴爱有加。记得“文革”初期,作为宣扬“封、资、修”的古旧书已被肆意扫荡,无书可看,更无书可买,我的目光遂转向 收破烂者,那时整天四处寻找他们的踪迹,甚至连他们的家也被我摸清了。书虽时有收获,但作为一个失学少年,哪有什么钱来买书呢?除了省下零花钱,也只好偷 卖家中的东西来买书,后来还发展到“以兔养书”:兔子养大了卖到土产部门,换了钱来买书。全国大串联的时候,我随波逐流也曾走南闯北,但每到一地我总是先 找书店。一次在兰州的旧货铺见到一批老杂志,我很喜欢但不可能都买,只好将其中我爱看的篇章撕下来,过秤竟然有十几斤。我还在北京买了个小书架,一位解放 军战士帮我扛上火车,还奇怪我买这个干吗呢。我现在也奇怪,当时16岁还不到,怎么就这么爱书呢?
父亲在文革中挨整,已是惶惶然不可终日,我却还整天往回买古旧书,父亲的担忧可想而知。记得有一次买回邓拓的“大毒草”《燕山夜话》,还没等我藏 好,父亲一怒之下将书投入火炉。我至今仍为当年的买书惹祸感到内疚。十几年前,我经常出差,每次都带回许多书,以致于多次因行李超重被罚款。为求一部书, 我曾在一个小城市的鸡毛小店连住三天,才终于等到出差回来的书主,买到了书......
这样的痴事还有很多,我自己也暗暗为我当年的买书精神所感动。其实,当年像我这样的书痴还有不少,比如书友中有一位当年布鞋厂的工人,身高仅一米五 左右,贫不得妻,却省出钱来“送给”书店,还四处邮购,整天为书穷忙。这位比我还爱书的人一直让我敬佩,在我心目中他并不矮小。买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 寒士”精神,以肌体的瘦弱换来精神的富有,虽“寒”实不寒也。而有钱人想买什么书便可以买什么书,书来得容易,既乏其中苦苦寻书的乐趣,更无精神可言。而 社会的浮躁、急功近利的短视,都与爱书人的执著形成鲜明的对照。爱书的人总是有希望的,这个群体的存在是国家之福。这些“文化志愿者”以自己的爱书精神来 建造书香中国,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著名学者、藏书家谢国帧先生一生爱书,生前曾留下一句话:“即使我明天要死了,今天书还是要买的。”这句话既包括了书的魅力,也道出了爱书人至死不变的深情。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而今,我已人近黄昏,我能做得到吗.....
古籍修复全民有责 形势严峻需社会助力 邢宇皓 张志清
7月18日,某媒体披露,国家图书馆将从馆藏敦煌文献中挑选出10件急需修复的文献向社会展开修复认捐活动。当日清晨,国家图书馆的认捐电话铃声不断:
8点30分,刚刚上班的国图善本部接到第一个认捐电话,《中国青年》杂志社表示,愿意将10件文献全部认捐作为该社八十华诞的纪念。
高光先生是第一位打入私人认捐电话的读者,一个半小时之后,高先生和他即将分娩的妻子乘公交车从位于北京城东的家里赶到城西的国家图书馆。身为工薪阶层的夫妇二人稍作商议,当场决定再认捐一件,共捐款1860元。这令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这是一个忙碌的早晨,不到两个半小时,10件藏品已经认捐完毕,而电话铃声依然在继续——
公众对古籍修复的认捐热情大大超出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预料,而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因为,提高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古籍的保护和修复,这与获得社会捐助同样重要。
由于保护的特殊需要,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平日极少示人,而公众对古籍修复更是知之甚少。
修复形势异常严峻
善本特藏是国家图书馆藏品精华所在,其中既有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也有明、清几代藏书家毕生积聚。但由于年代久远、入藏曲折等诸多原因,目前国家 图书馆约有150万册件的珍贵文献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仅善本古籍中,轻度破损的就有13万册件,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件,重度破损的有12万册件。
与入藏之初既已破损相比,古籍纸张的老化,更是大批珍贵古籍面临的现实威胁。据有关专家介绍,古籍纸张的老化,源于其内部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的氧化 降解和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脆化。近期,国家图书馆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的纸张酸性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平均为6.6,其中很大一部分 已经低于6.0,部分书籍的PH值甚至达到了5.5,与20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类似检测相比,PH值降低了一个数值,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这表 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已经开始了加速老化变质过程。专家指出,照此酸化速度发展下去,50年后国图古籍文献的PH值就可能普遍降至5.5左右,100年 后就有可能降至5.0以下,而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
修复技术世界一流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古籍修复工作一直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如四千三百三十卷又九大包的珍贵典籍《赵城金藏》就是经过16年努力,于1966年终于全部修复完毕的。如今已同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并称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已达世界一流水准。1991年,国图启动了敦煌遗书的修复工程,并确立了古籍修复的“ 三大原则”。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整旧如旧”原则外,国图还提出“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作为前者的补充,即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古籍寿命的、必须修整 的地方,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同时,强调“保持原状,过程可逆”:尽量保持今天我们看到的古籍原状,以 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在保留处理上,要 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如果未来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可以消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
修复人员极度匮乏
“全国专业修复人员不到100人,国图就有将近20人,即便这样,如果要将目前国图待修的数十万册古籍修复完毕,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有关人士这样形容目前国内古籍专业修复人员的匮乏状况。
其实,修复人员的奇缺,一直是困扰我国古籍修复工作的“瓶颈”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只有一两人,修复工作几乎无力展 开。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末,国家图书馆曾组织了3次培训班,为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培训了一批古籍修复人员,但从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国 内古籍修复工作的需要。
不仅如此,国图自身的古籍修复人员也面临着35岁以下的人才断档危机。我国古籍修复人员的非凡能力举世公认,但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却普遍较 低。在国外很多大学开设了图书保护和修复专业,从业人员都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学历水平还处在大专以下。学历低,直接导致职 称低、工资待遇低,这使得很多年轻人对这一职业望而却步。
此外,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还面临着缺乏基础研究实验室,科研设备不足等硬件条件的制约。
古籍修复全民有责
自2000年以来,国家每年为国家图书馆投入古籍修复专项款30万元,2003年增至50万元。2002年,财政部斥资400万元为国图建立敦煌专 库、制作敦煌书盒和敦煌书柜,目前已全部完成。国家对古籍修复工作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古籍修复工作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据悉,美国国会图书馆在 2002年的预算中,仅用于图书保护和脱酸处理的经费就高达330万美元。
古籍修复是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敷衍。“修复善本1000册、敦煌卷子400米”,这是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修复小组一年完成的工 作量,几乎已经到达了他们能力的极限。这还是一场同时间展开的较量,也许他们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但今天的点滴努力,在未来都将是一份无法估量的财富。“ 文津阁《四库全书》因为空气污染,有些书脊上已经开始出现黄斑,现在采取措施还来得及。一旦黄斑扩大,到那时恐怕花多少钱都无济于事了。”
存世古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古籍的保护、修复,不仅是国家和各保存单位的义务,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理应为此做些什么。
来源:《光明日报》
Friday, August 7, 2009
公共知識﹕公共知識分子的疑惑
【明報專訊】《明報》的「公共知識分子」系列已 連續刋載多個星期,罕有地為香港的知識階層勾畫出一個輪廓分明、五官端正的面貌。以知名度計,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遠不及一眾明星、歌星、名嘴、名人、才 子、才女等,連一個不見得怎麼出色的電台DJ也不如,然而指出這種現象的同時,必須澄清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由卻不是因為香港社會庸俗、商業化、反知、缺乏文 化視野等經常被用以描述香港的陳腔濫調;即使香港確是庸俗、商業化、反知和缺乏文化視野,也不等於香港的知識階層知名度便必然低,相反在一個庸俗和商業化 的社會,憑着某某著名大學的教授銜頭便足以叫人刮目相看。
無論如何,香港知識階層的知名度不高,很可能令人覺得香港缺乏「公共知識分 子」。某位外國著名大學的退休教授輾轉落腳香港後,不知就裏便說香港缺乏公共知識分子。或許由於同樣的緣故,系列的數名受訪者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感 到有點兒不自在;他們或許認為自己不算知名,受不起「公共知識分子」這頂帽。相反本土行動成員之一的陳景輝,卻基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號能提高自己的知 名度時,亦有助宣揚本土行動的信息而欣然接受。「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不但或多或少與知名度掛鈎,在香港這種依舊是論資排輩,身分決定言論受多少重視的社 會,知名度高壓根兒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徵之一;知名度高,言論自然受重視,那怕是隻字片語也會被廣泛報道,才能引起公眾注意,才堪當「公共知識分 子」。
學識淵博在港反會被嘲笑
然而,在香港卻不容易叫人想起任何一位既是知識分子,知名度又高的人。在香港,學識淵博反 而會被嘲笑,高深二字往往等同毋須理會。單是說香港社會反知並不足以解釋問題,不能令人們明白。反知的現象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妒忌他人有真才實學,而自己 沒有自保伎倆而已。系列的其中一名受訪者是梁文道,他的例子可以清楚說明反知的解釋何其粗疏和空泛。梁文道幾乎是香港唯一公認的「公共知識分子」,事實 上,論知名度,他既是電台和電視的節目主持,口才直逼一眾名嘴;論文采和文筆,一眾名嘴和才子望塵莫及。梁文道經常在報刋撰寫文章,針砭時弊;他的不少文 章更是一針見血,道出箇中問題,令人叫好。更難得的是,他不會像一般在報章撰寫文章的專欄作家那樣避談甚至羞談自己讀過的書,他不會怕別人譏笑他扮高深, 需要時引用人家聽也未聽過的思想家的見解。梁文道有別於其他知名度高的電台或電視節目主持人,他除了敢言外,更往往可以提出一套人們不甚熟悉的見解。他既 具知名度,又一直保持着「牛棚書院院長」這個小圈子文化人的稱號。從梁文道的例子似乎可以這麼說﹕知名度高之外,具備真才實學,並能提出真知灼見的才可被 稱為「公共知識分子」。
不過,不論是梁款和馬傑偉主持訪問的系列,或是沈旭暉的系列,都好像是以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 的定義,知名度的高低不在考慮之內,知識分子的身分有如工人般清楚明白,毋須畫蛇添足再加以解釋;系列亦因此讓人認識多名貢獻寶貴時間,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的人物。但這種理解只不過是重複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大學校園裏出現的二分法,將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跟藏身在圖書館埋首苦讀、鑽研理論的學生分開;有意無意間 排斥學術或理論的探討。
二分法準則忽略真知灼見
由於香港的社會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學生運動的伸延,香港的社運分子中便曾出 現「砌嘢」和「噴口水」的二分,前者是落手落腳組織居民爭取權益的實幹派,後者則是口若懸河,盡是不着邊際的理想主義者。無論如何,如果「公共知識分子」 是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其餘的便是離不開象牙塔的「私人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不一定都能躲在象牙塔裏這一點暫且不提,以積極參與或介入公 共事務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準則其實忽略了作為知識分子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她的真知灼見。
如果梁文道寫的文章,一如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間 中粉墨登場寫文章一般,只不過是泛泛之談,他那「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必定大打折扣。理念和理論既是知識分子的專長也是他們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本錢和憑 據,或許有點兒挑剔,「公共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訪問並沒有問出什麼理念和理論,也談不上什麼真知灼見。
以保育的課題為例,在去年的「保衛 天星和皇后碼頭 」的抗爭中,雖然包括陳景輝和朱凱廸在內的本土行動成員,一再說明他們不是為了天星或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和大會堂、皇后像廣場連成一起的 可貴公共空間,促成市民敢於向殖民統治者爭取權益,但香港媒體一概稱參與抗爭的人士為「保育人士」,保衛香港可貴的公共空間這一重要理念便輕易被政府打算 怎樣重置皇后碼頭的消息淹沒了。
曾蔭權 後來在施政報告裏提出十大保育項目,林鄭月娥 又高調和神速地宣布景賢里是暫定古蹟,後來更以鄰近的一幅土地換取景賢里的業權,算是回應了保育的訴求。無論媒體或政府口中的保育,在概念上有意或無意地 混淆了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在英文裏保育大自然是Conservation,重點是戒除揮霍,避免濫用大自然的寶貴資源,把資源留 給後代,要做的是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生態系統,任其繼續演進,放棄大型發展計劃。
鮮有分析意識形態和權力
保護歷史文物則是 Preservation,不能任歷史文物受風吹雨打,必須像保存食物一樣,人為地調校溫度,又或者加入鹽、醋等調味品然後風乾,更可能要加入適量的防腐 劑,保證食物不會腐爛。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是兩種性質絕然不同的工作,前者基本上是要保留實力,要人們放棄各種人為的發展大計,由得大自然在不受干 擾下繼續依着大自然的律則演化;後者則要人為地介入。因為是人為,因此決定什麼事要介入,什麼事物才算古蹟其實是一項意識形態色彩極濃厚的工作,香港的知 識界鮮有對古蹟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作分析。決定介入後便要討論怎樣介入,這方面幾乎完全由政府主導,民間只能對政府已草擬的計劃作出回應,非常被 動。
保育課題一直混淆兩種不同的概念之餘,亦暴露了香港整個知識階層忽視理論探討的一大缺失。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城市都面對拆卸和保 護舊建築物的選擇,什麼應保留,什麼可以拆卸,準則是什麼?如果知識分子對社會有貢獻,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為社會清楚說明各項準則之間的利弊。香港有不少關 注不同保育議題的知識分子,更成立諸如長春社、地球之友 等關注組織,但這些年來聽到的是甘棠第要保留,景賢里要保留,但究竟準則是什麼?甘棠第和景賢里兩者除了同是多年前興建之外,還有什麼共通?甘棠第變成中 山紀念館是不是移花接木,硬將辛亥革命這段歷史大論述加在甘棠第本身的歷史上?對於這些問題,香港整個知識階層似乎並不感興趣,保育人士基本上是打散工, 有事才出動。在缺乏一套具備宏觀的理論支持的保育論述底下,政府便簡單將保育和發展對立,然後不斷說要平衡,政府當然比任何人更懂得平衡發展和保育!
反映知識界遠遠落後形勢
對 政府來說,拆卸天星和皇后碼頭無非為了發展,日後把皇后碼頭重置便算平衡了發展和保育的需要。當陳景輝和其他數名年輕人為保留皇后碼頭絕食抗議,而朱凱廸 則在論壇上闡述他們不是為了個別建築物而是為了一片可貴的公共空間而抗爭時,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未能在理念上提出有力的支援,更殺出一位歷史學家聲稱香港 的歷史學家對拆卸皇后碼頭沒有太大的意見。這名歷史學家好像完全不知道一班年輕人根本不是為了碼頭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已建立起來的可貴公共空間。
從 時代廣場到港灣豪庭 的連串鬧劇可以清楚見到,香港根本沒有公共空間,天星、皇后、大會堂和皇后像廣場既是碩果僅存,也佈滿昔日香港市民爭取權益的足印的公共空間,這也是那處 的歷史意義的所在,歷史意義並非建基於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是否已超過50年,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行動壓根兒超出了香港知識階層的理解,香港整個知識階層根 本是落後於形勢!
界定知識分子的兩個要求
天星、皇后的抗爭亦指出這樣的一個矛盾現象﹕在一個缺乏公共空間的社會,香港的 知識階層,無論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否,卻好像還不知道僅有的一片公共空間被奪去了。時代廣場的鬧劇揭發出香港所謂公共空間只不過是由財團操控的公共休憩 用地而已,市民只能做一些靜態的活動,不能從事示威抗議等活動。在一個壓根兒沒有公共空間的社會裏,「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二字可以怎樣理解?葛蘭西 將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和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兩大類,Stuart Hall曾經解釋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項要求;其一是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at the forefront of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work),其二是務必把自己的研究有效地傳遞到知識階層以外的人士。
Stuart Hall認為要同時滿足這兩項要求極為困難,他自己便未能做到,因為要滿足第二項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接上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歷史性運動(in alignment with an emerging historical movement)。在香港,保育的課題在這幾年間已隱然成了一場歷史性運動,當中涉及公共空間、香港本土文化和意識、香港的社區網絡等相關的環節,極需 香港的知識階層接上。不過葛蘭西的第一項要求必須同樣要滿足,獲取博士學位並不足夠,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重點可能不是 「公共」二字,而是「知識分子」。
文 馬國明
Sunday, July 26, 2009
不安於室
馬家輝的《日月》記錄了他專欄生涯的開端與現在,前半部是他剛剛出道的牛刀小試,後半部是他歷練江湖的厚積薄 發,一前一後恰巧伴着港式報刊專欄的由盛轉衰。不知情的讀者卻不能在這本書裏看到香港專欄史演變的軌跡,也看不到它衰化的跡象。因為由始至終,馬家輝都不 曾服氣。他知道這種格局的限制,知道一天一篇稿的工匠速度消磨士氣之厲害,知道輕快的筆法有多大的機會變成輕佻的腔調。但他也明白香港專欄的文字特長,曉 得每日的案頭勞動是逼迫自己用功的動力,曉得怎樣走近想像中的大眾卻又留有獨自跳舞的餘裕。
如今重讀馬家輝二十多年前的文章,我很驚訝他當時的勇 氣,居然指名道姓批評同行的懶散無聊,彷彿早就預見了自己也會像他們這樣長年寫下去,故此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公告示警,提醒自己不可墮落如是。身為讀者,我 記得他的專欄果然特別,那是種留學生書寫,香港罕見。雖然這座城市很早就出留學生,遠在台灣和內地送出大量海歸之前,香港就累下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學生。可 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是沒有留學生文學的傳統,倒是留學指南多的是。技術而實際,本是香港特色;談文論學,異鄉感懷,皆有違於港人精神,智者不取。
所 以我愛看馬家輝的文章。當報上其他人只告訴我哪一家英國大學的 MBA排名下降,哪一家美國學院的住宿費低廉時,只有馬家輝談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內偶遇趙元任藏書的經歷,以及古怪洋教授夫婦在課堂上當着學生面前爭辯的故 事。這些趣聞就像庸俗報刊裏打開的一面窗,湊近一聞,便是冷冽清風。喜歡那種感覺的人,比較不關心畢業之後的謀生大道,反而會沉溺在學院之樹的永恒想像之 中。你不用擔憂未來的生活重擔,只需要把沙漏停在圖書館書架上的某一層空格,盡情吸取陌生的名字與聞所未聞的知識,在一個遙遠的國度。
那時有人天 天寫自己逛街購物的見聞,有人笑話昨晚電視劇的布景穿幫,只有馬家輝在述說芝加哥大學哥德式高樓投下的陰影,麥迪遜湖面上初結的薄冰。我從他那裏發現原來 一個法蘭克福研究所出身的學者也不能弄懂阿多諾的每一句話,地理學大師哈維又怎樣在新書裏談論後現代的條件;他還講到他的導師賴特,使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 還有一種叫做「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流派。留學生文學依學問的領域可分成不同的支脈,而馬家輝這一脈與我心心相印,令我生起衝動想要寫信給他問好,順便問問 彼邦學界是否還在研讀我屢攻不克的經典,以及負笈海外的門道。結果,我沒有寫出這封讀者來信,也放下了出國留學的幻想:留在此地繼續讀他的書。
二十年了,馬家輝還在寫他的外遊經歷。儘管他不再是個學生,也不再趾高氣揚地譏刺其他專欄作家;學院的奧秘換成了用心經營的文字,但他始終守住了最初的諾言,是港式專欄文學裏一把不從流俗的聲音。在這座日久失修面目蒼老的大樓裏,他不安於室。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書展就是香港
事前絕對無人猜得到,今年香港書展的重頭戲原來是「 o靚模」。周秀娜寫真集大受歡迎,因為她「樣靚身材正」,裏頭有一張吃雪糕的照片,意態撩人;另一張則刷牙刷到把牙膏滴在胸口上,為讀者開啟了豐富的聯想 空間。後來她乾脆跑到書展會場門口活人示範舔雪糕的方法,並聲稱要在簽名會上親吻粉絲。於是報紙說,她的同行好友 Kama不幹了,馬上叫了一部車去會場大門「免費派奶」。有人問她這麼做會否太過「意識不良」,她就說「飲奶有助健康」。這一切,實在很「香港」(陳冠中 常把『香港』看成一個形容詞,我只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跟隨他而已)。同樣很「香港」的,還有「明光社」這個保守派基督徒的急先鋒,他們建議當局明年應該為寫 真集另闢專展。我不能自制地想像,要是真有這麼一個展覽,裏頭那番春光無限的景象會是多麼叫人神往。比如說 Kama也許不再「派奶」,而是直接分發裝滿牛奶的水槍,讓粉絲和她繞着會場追逐嬉戲。這等舉世無雙的寫真展,也只有「明光社」才想得出來;有人說「禁慾 的內核就是淫蕩」,信哉。
由於「 o靚模」成了書展的代言人,網上又出了一批反對「 o靚模破壞書展形象」的正派青年(究竟他們以為書展的形象是甚麼呢?),所以書展主辦機構「貿易發展局」罕有地勸喻「 o靚模」入場切記要衣着健康,還把她們的簽名會挪到遠離館的地方。我不得不說,「健康」也是個很「香港」的概念。
每一年,媒體都在等待書展鬧出禁 書的笑話,看它會不會又把裸身露體的希臘神話圖冊禁掉;每年,都有記者找我這種「文化評論人」評論禁書事件,期盼我痛罵書展打壓表達自由。可是說實在的, 我同情貿發局。巡查書展的「淫審員」只是機械地按章辦事,腦子裏只有法律規定的人體裸露範圍規章,沒有任何文化審美上的認識準備。如果你要他們用意識內容 的角度來審書,後果可能更可怕。同理,「 o靚模」寫真就算牛奶流得再多,只要沒露點犯例,你又能奈她何?莫非我們真想貿發局扛起文化重責,辦一場有內涵有深度的展覽,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留下鉅著 經典嗎?會在內容上審查書籍發表主張的書展就不是香港書展了。然而,貿發局還是規勸了 o靚模,因為健康是我們這座城市最重要最重要的道德共識,絕對沒有人反對,也不會有人擔心這種勸告已經迫近了某道不可逾越的底線。
大家常說香港書展沒有文化,可是半官方的貿易發展局依循殖民時代意識型態不干預的路線,又怎能文化得起來呢 (正如政府一向不敢公開討論文化政策,但是提供文化服務)?因此買賣之外,它請很多比較有文化的機構替它辦活動,也算是盡了力了。而今年來訪的「名家」, 尤其內地那一批,坦白講,一開始是很嚇人的。例如郭敬明,被法庭判他抄襲罪成,但他堅拒道歉,還說被抄的那位作家因此成名,得益匪淺云云。其中唯有麥家, 不只處在創作顛峰,而且質優量大,雅俗通吃,是真正當打的名家。可是,後來他們又補上了賈樟柯呀,雖然還附帶了《中國不高興》那一群苦大仇深的老憤青,但 也算得上百花齊放了。更何況它近年還改變了只有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心態,終於發現香港也有好作家,在這一屆請出也斯與韓麗珠,讓他們享有專場演講的待遇。你 又還能要求甚麼呢?
不要忘記,主辦方到底是官方,「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今年馬家輝和我擔當書展大使,去四個城市宣傳香港書展,請嘉賓一起 座談。北京那一場有賈樟柯和陳丹青,上海那一場有王安憶與陳子善,我們的領導兩次都是活動剛開始不到五分鐘,便退場去外頭忙。最初我還有點氣憤,別說大陸 辦這類活動都是市長宣傳部長從頭坐到尾十分捧場,我們香港人可是主家呀,怎也該給來賓一點面子吧。但後來再想,也就釋然。假如書展大使是成龍,嘉賓是周 迅,他們也許還會堅持聽下去,但你文化人算是甚麼東西呢?後來,貿發局的公關安撫我們:不要生氣,他們的總裁將和一批專欄作家飯局,一定會把我們都請上。
我 絕對無意諷刺,而是真心認為香港官員的學習能力強,從善如流,接下來兩場座談他們真的乖乖坐着不動,給嘉賓莫大的尊重。你看香港書展人流這麼盛大,還是秩 序井然,便知他們真有過人處,不能不服。我只是感慨香港這個書展,會有 o靚模鬧出的新聞,也會有正氣浩然的志士堅拒低俗;會有精明幹練的管理者,也會有良莠不齊的大家演講。如此多元,但又說不出的古怪。再看名人精英向媒體推 介的讀物,往往既不低俗,亦不高深,來去是一批健康向上又好讀易讀的暢銷書。不能說他們很有見識,也不能說他們無知;不能說他們高雅,也不能說他們鄙下; 總之就是透露着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 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
Friday, July 24, 2009
The Hundred Most Influential Books Since the War (TLS)
《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1.Books of the 19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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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第二性》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历史学家的技艺》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柏恩汉著:《经理人才革命论》,郑学稼译,上海:大东书局,1948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西西弗神话》
Albert Camus: The Outsider 《局外人》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历史的观念》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对自由的恐惧》(《逃避自由》)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启蒙的辨证法》
Karl Jaspers: The Perennial Scope of Philosophy
Arthur Koestler: Darkness at Noon 《正午的黑暗》
André Malraux: Man's Fate 《人的命运》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有关纳粹主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莱曼(Franz Neumann)于1942年出版的《巨兽》(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5-1944, 1963)
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动物农庄》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1984》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大转折》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Paul 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经济学》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Martin Wright: Power Politics 《权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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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ooks of the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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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的起源》
Raymond Aron: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的鸦片》
Kenneth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Mythologies 《神话学》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诺曼·孔恩:《千禧年的寻求》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新阶级》
Mircea Eliade: Images and Symbols
默西亚·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著名宗教学家。
Erik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青年路德》,康绿岛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新桥译丛16);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出
Lucien Febvre: The Struggle for History
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
《富裕社会》,汤新楣译,香港:今日世界社,1970年;《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新译本即出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Arthur Koestler and Richard Crossman (eds): The God That Failed: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失败了的神》所收集的都是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论文,包括了法国的安德鲁·纪德(ANDRE GIDE),匈牙利的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正午的黑暗》作者),英国诗人斯蒂芬·史宾德(STEPHEN SPENDER),意大利剧作家依纳齐奥·西隆尼(IGNAZIO SILONE),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以及美国的鲍德温和埃立逊。这些理想主义者都曾是共产党员,不久都对苏联与斯大林的作为失望。《失败了的神》出版时曾引起世界各国文化思 想界一阵震动。
Primo Levi: If This is a Man
Claude Lévi-Strauss: A World on the Wane(即Tristes tropiques的英译本 1955)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Czeslaw Milosz: The Captive Mind《被禁锢的头脑》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波兰著名作家
Boris Pasternak帕斯捷尔纳克: Doctor Zhivago 《日瓦戈医生》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孤独的人群》
Herbert Simon: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人的模式──社會與理性》(1958)
C. P. Snow: The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两种文化》
[英]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自然权利与历史》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历史研究》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东方专制主义》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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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ooks of the 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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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终结》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自由四论》
Albert Camus: Notebooks 1935-1951 《笔记》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群众与权力》.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达尔:《谁统治?》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人类学家):《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
Erik Erikson: 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甘地的真理》,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出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癫狂与文明》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资本主义与自由》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落后》
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狱中札记》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法律的概念》
Friedrich von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自由秩序原理》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简·雅各布:《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Carl Gustav Jun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科学革命的结构》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野性的思维》(《原始思维》)
Konrad Lorenz: On Aggression 《攻击与人性》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博弈论名著《冲突的战略》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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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ooks of the 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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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俄国思想家》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认真对待权利.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文化的解释》
Albert Hirschman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退出、呼吁与忠诚》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Hans Küng: On Being a Christian《论基督徒》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
Gershom Scholem: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
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小是美好的》
Tibor Scitovsky: The Joyless Economy
契扥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Alexande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古拉格群岛》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基思·托玛斯:《宗教与魔术的衰落:16、17世纪英国大众信念的研究》有节选本,全译本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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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ooks of the 1980s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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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Aron: Memoirs 《回忆录》
Peter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Liberty 《资本主义革命》
Norberto Bobbi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博比奥:《民主的未来》,中译本即出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Totalitarian Experience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The World of Economics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民族与民族主义》
Va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生活在真理中》(《哈维尔文集》)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时间简史》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大国的兴衰》
Milan Kundera: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笑忘录》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被吞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犹太作家列维(Primo Levi)
Roger Penrose: The Emperor's New Mind: Concerning Computers, Mind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皇帝新脑:有关电脑、人脑及物理定律》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哲学与自然之镜》
Amartya Sen: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森:《资源、价值与发展》,吉林人民中译本即出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正义诸领域》
"Certain seminal works were published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which have had a major influence since the war were set aside. That list would certainly include:"
Karl Barth: Credo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 《信经》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封建社会》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我和你》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文明的进程》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文明及其不满》
Élie Halévy: The Era of Tyrannies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存在与时间》
Johan H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的衰落》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美丽新世界》
Franz Kafka: The Castle 《城堡》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和平的经济后果》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Unemployment 《通论》
Lewis Namier: The Structure and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纳米尔:《乔治三世在任期间的政治与结构》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大众的反叛》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科学发现的逻辑》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
Wednesday, July 22, 2009
奇 葩 劉健威
七 十年代初,旺角奶路臣街一帶舊書店、舊書攤密布,愛書的人依然可以延續五四時期北京的作家和學者:胡適、魯迅、周作人、鄭振鐸……的風流—下班後暫忘公 務,每天慣性地逛逛琉璃廠,逐家舊書店去串門子,看着他們這一天有沒有收到新的古籍。這是滋養學問,也是陶冶性情。工作和生活的界線也在這喜好中消融,當 中樂趣,真難跟檻外人道。但短短十來年間,大部分舊書店(不是賣教科書那種)都煙消雲散了,也許經營者再也找不到足夠數量的舊書,也許買舊書的人愈來愈 少,但肯定的是,舊書的市場急促沒落和消失了。
回想起來,那個轉變該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香港經濟的起飛期出現的。那不是有點諷刺嗎?過去人們說衣食足而知榮辱,但現實明顯不是如此—在貧窮的五、六十年代,人們反而以讀書為樂,舊書市場也極一時之盛,但當人們富起來,反而對舊書失掉了興趣。
蘇 先生倒是難得堅持下去的一位—在七十年代,他每天四出收買舊書,到了黃昏揹着「戰利品」回店時,一大群愛書人早候着了,往往一湧而上、明爭暗搶;難得的 是,他還找來了老母做助手。到了八十年代,舊書店關掉十之八九,較有質素能存活下來的,只有蘇先生的新亞和灣仔的三益。三益現在也關了十來年,只剩蘇先生 和他八十歲的母親在堅持。這份堅執,能不令人肅然起敬麼?新亞,是香港舊書業的最後奇葩。
Tuesday, July 21, 2009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徐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 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 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 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 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
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 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 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 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 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 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 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 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 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 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 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 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 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 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 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 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1972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小平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 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 工农画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 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 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 熬猪食共用。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 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得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 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 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再偏僻也 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 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 瓜什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 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 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 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 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 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什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 关系。
我十八九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 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 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 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 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 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 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 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 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 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 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10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10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分,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烟,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烟。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 插队期间一口烟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 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 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得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 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 “Guluma”,收粮沟人也叫“Guluma”(轱辘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 是“郤”
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 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 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幡。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 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 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 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 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 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选》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 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 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 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 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 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 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 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 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在农村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
每次回京,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 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 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过 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 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湿漉漉的石阶,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 觉。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做沼气实验;有的翻书,研制科学饲料。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难怪,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村里上工集合处,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得差不多没了,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有一天我心血来 潮,用墨刷了一遍,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从老远的山上,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 块,周边更显贫瘠苍凉。后来,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有一次我买粮回来,就听说:“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说知青文艺 宣传搞得好。”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他画了《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我的角色还是美工,兼刻 蜡纸,文字内容没我的事,同学中笔杆子多得很。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字号的区 别。我当时就有个野心,有朝一日,编一本《中国美术字汇编》。实际上,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 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还有挑起的角度、笔画疏密的安排,横竖粗细的比例。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蜡 纸刻印技术,达到《解放军文艺》的水平。在一个小山沟里,几个年轻人,一手伸进裤裆捏虱子,一手刻蜡纸,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烂漫山花》前 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 成果,而是作为蜡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
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后来我做了不少与文字有关的作品,有些人惊讶:“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其实不然,只不过我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事实 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先生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 一种幸福。好像有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中国社会正万物复苏,而我把自己关在画室,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像,我已相当满足了。我比别人用功得多,对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全停止了。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蹲在地里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 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两周的课结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个假期没回家,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
寒假我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们讲写实,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实”。即便 是长期作业,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而是这张纸本身,完成的只是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我决 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 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 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质感比真人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 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看到这张“大卫”,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的最好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很快,“大卫”像有画得更好的。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 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 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看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我转到油画系去,认为我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 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 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当时除了“素描问题”的寄托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粮沟。不知道怎 么回事,特别想那地方,每当想到村边那条土路,那个磨盘,那些草垛,心都会跳。这种对收粮沟的依恋,完全应该用在某个女孩子身上。我确实很晚才有第一个女 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很好。”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 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感觉。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 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从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我刻了有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我试图把所见过的中外木刻刀法都试一遍。没 想到这些小品练习,成了我最早对艺术圈有影响的东西。这些小画平易真挚,现在有时回去翻看,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世事让人变得不单纯了,就搞现代 艺术呗)。当时大家喜欢这些小画,也许是因为经过“文革”,太需要找回一点真实的情感。这些小画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了的生活中 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这些小画给艺术圈的第一印象如此之深,致使后来不少人大惑不解,他怎么会搞出《天书》来?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年轻人,误入歧 途,可惜了。
古元追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我效仿古元,而“星星”的王克平已经在研究法国荒诞派的手法了,差哪儿去 了。克平出手就相当高,把美院的人给震傻了。美院请他们几位来座谈。那时,他们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 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内地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 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 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 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 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 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 部分,很难再被别的什么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
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大部分时间他们弄不懂你思维的来路)我说:“你们是波伊斯(德国现代艺术家,提 出“社会雕塑”概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力的人)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 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请上 www.ferastprajict.oge);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 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经过这个系统,孩子们画的树,将变为真的树,生长在肯尼亚的土地上。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什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 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 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 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他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 比街头像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 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比
Monday, June 15, 2009
李零:当代学者中的异数吗?
□ 三年前我在《博览群书》上写过一篇文章,结尾那句话后来在网上流传颇广:“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如今三年过去,《读书》已经换了新主持人,而李零又出版了更多的书。
记得第一次读李零的书,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我只是出于好奇买了他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书全部是职业抄手手抄影印的,读后推测这 是因为书中涉及的古字怪字实在太多,铅字排版难以应付之故。1988年恰好去美国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的年会,会后我跑到纽约的朋友那里呆了一 些日子,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去了几次,记得里面藏着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原件,就特意去仔细看了,印象特别深刻。没想到不久之后,我的中国古代天 学研究居然和李零这本书发生了关系,我还引用了他书中的论点。这本原先出于我“好古成癖”的好奇心而买着玩的书,也就不幸沦为“学术参考资料”矣。
有趣的是,那时我并不知道李零何许人也,《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后记中也缺乏有关的信息,所以我很长时间都想当然地以为李零是一个老者,甚至将他想象成须发皓然的样子,却不知他那时也还是青年才俊呢。
后来我知道他其实只比我年长7岁,也应该算同一代人。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又老和房中术联系在一起。先是他译了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记得当时 这书还要“内部供应”(现在有了商务印书馆的新版)。而1992年他在中华书局的《文史》上发表的长文“马王堆房中书研究”,让我读后有类似“崔颢题诗在 上头”的感觉——因为该文中的许多内容,当时正是我也打算写的,看到李零已经写得这样好,我就此息了念头。
李零第二本让我印象很深的书是他的文集《放虎归山》。其中有一篇“汉奸发生学”,尤其让我击节叹赏。后来在他的另一个文集《花间一壶酒》中,又有一篇 “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开首就谈到了当年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引起的一些风波——不算太险恶,不过风波总是风波。“一念之差”文中颇多妙语,比 如“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之类。此文摘录了许多明清之际关于吴三桂的史料,间或也有一些李零自己的评论,这两篇文章 可视为姊妹篇。
■ 和你相比,真是非常的惭愧,也许是由于研究领域的关系(毕竟你的第一专业的研究涉及到古代文献,而你的第二专业又与房中术相关,甚至于你自小以来 对于古典作品的热爱,也都是重要的相关因素)的差别,我对李零的作品的了解就实在是太少了。到目前为止,也只读过他的《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和《丧 家狗》这三本书。不过,在读《放虎归山》中的“当代《封神榜》”这篇原载于《读书》上的文章时,我忽然记起,我是曾读过这篇文章的,而且记忆还挺深,并在 几年前我写的某篇东西中,引用过他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只不过,我以前并没有明确地把这篇文章与李零这个名字联系起来。
尽管有这一个例外,而且,仅就我读过的那三本李零的书中的内容来说也有许多可评可议之处,但整体上讲,我对李零的学术,确实是不了解的。不过我以为, 尽管李零本人所期待的生活,是被“放虎归山”,跳出学术研究,去读野书,写随笔,而且他的随笔又写得颇有可读性,但这后者,总应该是和他的学术研究功底, 与他的学术眼光(或者说学术品味)是有相关性。那么,在后面我们也许更放开来谈之前,你是不是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对李零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他所说的“三 古”方面的工作,先简要地做一点总结和评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李零的追求,在学术的背景下以非学术的方式去谈我们想谈的问题了。
□ 考古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李零的本行(他的《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烁古铸今》等书,就是这方面成果的集结),但这并非我们两人的本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多管闲事”了,对他这方面工作的总结和评论,我看还是让给考古界他的同行们去做算了(我就是做了评论也是一个外行的评论,没有多 少公信力,也不会给李零带来光荣)。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恰恰就是你所说的“在学术的背景下以非学术的方式去谈我们想谈的问题”。
为什么李零会进入我们这个专栏的视野?我想首先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做过非常严肃、非常扎实的研究工作,而且现今仍然在学术体制内生存着的学者,却在近年屡次“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新京报》上的说法)。
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有些学者很害怕这一点,担心一旦处于风口浪尖上,自己的“一世英名”就可能毁于一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或伪学 者)倒是非常想尝尝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滋味,无奈能量太小水准太低,拼命蹦哒也上不了风口浪尖。而如李零者,有足够的能量和水准,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所 以虽然“一不小心”上了风口浪尖,我看他似乎尚能“胜似闲庭信步”。
那么李零自己愿不愿意“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呢?我的推测是:他愿意。
在《花间一壶酒》2005年的自序中,李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他甚至还说:“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接下来的推理就要有一点跳跃了。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说了“闲话”,那是要惹来是非来的呀;而且,不肯老老实实在学术的“苑囿”里呆着,总想到外面“长林丰草”的江湖上去驰骋一把,那就是对遭遇风浪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吧?更不用说对这样的驰骋还怀着“极大的敬意”了!
■ 好吧,那我就顺着你的思路来谈吧。我想,你之所以首先关注到学者与风口浪尖的问题,恐怕也与你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有关。就像你前面在说到“汉奸发生 学”一文引起的“风波”时,用了“不算太险恶”的说法。那么,这与“文革”时期常说的“风口浪尖”已有了不小的差别。或者,也许我们用成为一时文化争论的 热点话题这种说法会更确切些。
但要这样讲,就与学者介入公众传播领域相关了。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说你更关心此事与你自己的经历感受有关。因为标准、规范的学术研究(即使是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不大可能有影响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也正像你讲的,一些想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或伪学者,也许更看重的是因此可能带来的“知名度”,但 却因能力有限(你用的是“能量太小”的说法,那也正是因为能力有限所以能量才小)而无法得到所期望的回报。在不少情况下,恰恰是一些更以“玩”的心态来做 这样的事,写那些“不正经”的杂文随笔而不是以SCI收录为导向的学术论文的人,反而会在公共领域中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引起争议。实 际上,在公众传播领域中,有争议是有利于传播的,有大争议是大有利于传播的,众口一辞地被认可,传播的效果就要差不少,而最惨的,则是连人们的注意力都没 有吸引起来就无声无息地被遗望。
从另一方面讲,一些学者的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而且被人们认为值得去“争”,并不是因为其荒谬,过于荒谬的观点人们通常也不会有争论的兴趣。最大的可能,则是那些学者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的“缺省配置”不一致而看上去却又不无道理的观点。你说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抱歉我在你尚未回答之前就预先强加于你这个判断了),那么,在李零的例子里,你认为主要是在哪几方面他带来了与人们的“缺省配置”的冲突呢?
□ 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对李零来说,情形似乎也不尽然。
李零真正上了“风口浪尖”,我的感觉主要是在《丧家狗》出版之后,或者是他发表了《丧家狗》中的基本观点之后。主要是他对孔子的评价。他的评价固然与 现今相当“主流”的观点大相径庭,但现今这种“主流”观点,如果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算起,却也很难算是“缺省配置”。正如李零所说:“近百年来, 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
不过在概念上稍作一点技术处理之后,你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在“尊孔”已渐成眼下的“缺省配置”之时,李零出来说道:“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 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大胆、相当反潮流的立场。难怪此言一出,立马就上了“风口浪尖”啦。
当然,还有非常符合你上述说法的例子。比如李零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就在汉奸问题上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缺省配置”观念有所挑战。他对吴三桂表示了 某种同情:“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穆公。”他相信吴三桂自己也不愿意当汉奸,是被特殊的时势逼出来的—— 我们常言“时势造英雄”,在吴三桂身上就是“时势造汉奸”。这样的看法,当然是许多思想保守的人,对此问题未曾深思的人,以及那些“愤青”情怀浓烈,不屑 心平气和知人论世只爱占据道德高度口诛笔伐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 这就联系到了另一个我本来就想谈到的话题。近两年,像《论语》这样的传统文化书籍变得很热。这里面,既有像于丹那样的大众普及型畅销读物的作者的 功劳,也有像李零所说的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看看许多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就可见一斑。而李零也在北大开读《论语》的课,以更为学术 化的方式(又与标准的学术化方式稍有不同,至少在其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上是如此)讲授《论语》。
我这里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将于丹和李零讲《论语》的书相比,你会怎么评论?非常抱歉的是,许多人听到这种比较可能就会愤怒(但不知李零本人会不 会),但确实就社会影响来说,于丹的书是比李零要大。那么,这是否意识着,在传统文化上,学术式的阐说与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确实有着很大的鸿沟呢?这样 的鸿沟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或某些种类型的努力而被弥合呢?
其次,我读李零的书的另一个感想,是觉得他在骨子里并不追求时尚(比如说,在他的文章中几乎见不到那么多西化而且前卫的新理论——不过一个例外是他虽 然不以术语但却在基础观念上表现出与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的契合之处),又不简单地附和缺省配置的说法,而是以有些另类不俗(形式上倒有些大俗大雅的感觉) 但却相对朴素的方式,给出自己的新解读。而这样的论述风格,在当下的学者中确实是不多见的,也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也许他的文章相对来说(不是就大众传播 来说)为人喜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
□ 于丹的书我没看过,也不打算看。我向来有一个毛病——凡是那些炒得满世界都在说的超级畅销书我从来不看。这是一种逆反心理。如果李零也在《百家讲坛》天天开讲孔子,《丧家狗》也印了几百万册,那我也要敬谢不敏了。
这个毛病本身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学术式的阐说与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确实有着很大的鸿沟”,而且,我们根本不应该去弥合这种鸿沟。这种鸿沟是宝贵的,它至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学术庸俗化”的趋势。
那么“如果将于丹和李零讲《论语》的书相比”,我会怎么评论?
你记得我在吃饭问题上的怪癖吧——到了异地,总是找自己熟悉的食物吃,而对于尝试陌生的食物没有兴趣。李零的《丧家狗》就是我熟悉的食物,有了它我就用不着再去考虑于丹的书了——毕竟我又没有义务去评判李、于二人的水准高下或作品优劣。
我既然不读于丹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将她的书与李零的《丧家狗》作比较。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媒体上有人从于丹的书中找出了许多硬伤,但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找出《丧家狗》的什么硬伤。
当然,这可以引导到另一个问题:对于《论语》这样的经典,“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是不是可以容忍硬伤?也许有人会认为“可以容忍”,但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无论如何,有硬伤——其实我们也无法不容忍,那些硬伤已经存在了——总不如没硬伤好吧?
■ 在这个问题上,我持相对宽容一些的态度,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对激进的观点。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李零眼中书中的《论语》,是李零的《论语》,而于丹口中笔下的《论语》,又是于丹的《论语》。就像李零也不完全同意其他学者式对 《论语》的解说一样。当然,如果模仿李零的说法,用“《论语》解读发生学”的立场来看,各种解读似乎也都有其产生的环境,而且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在这里, 《论语》只是论说者的一个话题而已,在说这个话题时,作者都是在投射和演绎着自己的观念,只是演绎的规范不同。
这样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本“真正的”“真《论语》”和一个“真正的”“真孔子”呢(这还是李零的语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又回到关于文本 及其意义的哲学讨论了。激进一些讲,至少从原则上,后人现在是无法得知孔子本人的意见了,甚至就算孔子本人说过什么,那也不一定算数,对之还可以有别的解 释。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学者自然可以坚持学者的解读规范,非学者(在专业身份上或有别于学者规范的意义上)也可以按他们的方式去解读,受众就更是多样 了。但规范也有差异,同一规范下解读的结果也有差异,否则到某一本书,学者的工作也就终止了。
对此的进一步争辩,还可以用什么向“绝对真理”逼近之类的说法,但那种永不可及的“绝对真理”,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而且按你的说法就是“也无法不容忍”)更坦然地面对不同的、多元的各种解读版本了。只要选择和坚持(或不坚持而转变也无妨)一个你喜欢(出于各种可能的原因)的规范,你也就有了你的《论语》。
□ 站在多元的角度来说,你的这个看法我自然赞成。
从《去圣乃得真孔子》这样的书名来看,李零是相信历史上有一个“真孔子”的,而且相信他可以正确理解或“得到”这个“真孔子”。我不难预料,对于久经 后现代思潮洗礼的你来说,李零的这两条信念,你最多只能赞成前一条。因为事实上,“真孔子”即使曾经存在,我们今天也肯定无法“得到”他。于丹的孔子和李 零的孔子,乃至所有人的孔子,都是建构出来的。我们唯一能够比较的,是看谁建构的孔子相对来说更为合理——这就包括看谁从历史文献中得到的证据更多、谁在 解读历史文献时出现的硬伤更少。
所以无论有没有“真孔子”,无论我们能不能得到“真孔子”,都不能成为替硬伤辩护的理由,有没有硬伤毕竟还是有点高下之分吧。别人未能在李零的文章或书里找出硬伤,当然说明李零的学术功底比较扎实;并可以进而推断,他建构的孔子更为合理。
不过说实在的,在李零的思想和文风之间,我更喜欢的是李陵的文风。
杂志《新周刊》每年编一册当年的《语录》,在《2008语录》中,李零入选这样一条:“孔子不是软实力,老子不是软实力,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
我其实并不十分赞成李零的上述说法,但是我却喜欢这条语录。我喜欢它什么呢?我想我是喜欢它的表达方式——简洁明快,直截了当。这就要引导到对李零文 风的评价了。我非常喜欢李零的文风,尽管我自己并不使用这种文风来写作。有一位优秀的美女编辑曾对我说,她感到李零的文章有“痞气”,这个表达也可能并无 贬义,甚至还可能暗含欣赏之意呢。“痞”者,不甚典雅之谓乎?通常我们习惯于认为知识分子说话行文应以典雅为好,然而李零说过“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 子”,他也许不屑于像通常的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行文。这和他对于“学术苑囿”日益厌倦,常有“长林丰草之思”,希望早日“放虎归山”,倒是一脉相承的。
■ 看来,你也没能完全避免后现代的影响。不过,从论证的逻辑上来说,这种“去真”的说法真是很难反驳的,除非要诉诸信念——但那就已经无需也无法对之进行逻辑论证了。
关于“硬伤”,我姑且倾向于同意你的观念,但也还可以做点有限的辩护,当然,这并不仅限于《论语》和孔子的问题。从原则上讲,所谓硬伤,同样是在某种 规范中才被认可存在的。比如,相比李零,人们说于丹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中有硬伤,这当然是就传统中被比较一致认可的学术规范而言。于丹的解读,可以有其自己 的意义,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她的解读又无法完全独立于传统学术对于历史文献的理解。这是一个更基本层次的问题。在此层次之上,是更个人化的理解,在这个层 次上,李零同样试图给出与传统(或者说当下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说法。而且,他给出的说法,也是颇有新意的。他与传统古典文献阅读理解传统更相接受的学 术训练和对学术规范的把握,也使得他的新解读,更容易得到学者们的接受。正是李零和于丹的学术背景、学术训练、学术规范的不同,以及相应的解读方式和传播 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著作在社会上的影响的不同,以及其主要受众的差别。
关于李零的文风,我完全同意你说的那位美女编辑的说法,实际上,我也很喜欢这种带些“痞气”但却有力而简洁的文风。也许某些比较传统的学者会对此有不同感觉和意见,但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欣赏,也就足矣。
总之,如前所讨论的,虽然在最后一点最基本的、带有本体意味的“真孔子”这样的问题上,李零还有些传统,但在其他方面,从行文,到思想,李零足以成为当代学者中的一个“异数”。而他在学者圈中受到的欢迎和产生的影响,更说明目前学者中像他这样的“异数”还是太稀有了。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6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
李零:《烁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
李零(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
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三联书店,2008
李零:《放虎归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Thursday, June 11, 2009
台北淘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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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二手书店台大店 我喜淘书,且深感买不如淘,虽然二者本质上都是商品交易行为,但淘书之乐却非买书可比。游走台湾两月余,繁华风物固然润泽耳目,尤感欣悦的则还是台北淘书的点点滴滴。 台北是书天堂,不仅有闻名遐迩的诚品书店这样基本上可以一站式购齐的大超市,亦有诸多特色书局和旧书店星罗棋布于华街陋巷,从“抵抗”意义上讲,我尤喜后者。 台北市区较好的淘书去处有两个,一个是台大、公馆附近,一个是重庆南路一段。台大、公馆附近尤以旧书店为多,且有些颇为雅致精巧。譬如台大旁边 的一条小巷里,即隐藏着一家“雅博客”二手书店。店铺以咖啡色和黑色为主色调,略有些嬉皮风格,中午十二点才开始营业,虽名为二手书店,其实大多藏书品相 都可以打满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文史哲理工医都有,我在这里淘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价格也不 贵,百余台币而已。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近六百页的繁体译本亦只需四十台币,纸页虽已泛黄,读来倒更觉亲切。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1年版)也是我在此间获得的至宝,这一版本虽由大陆所出,但想必即使在今天的大陆也难以购得了,更不用说其满分品相了。此外还淘到许多关于媒介 文化的名著,譬如约翰·费斯克的《传播符号学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始人伊丽莎白·诺曼的《民意:沉默螺旋的发现之旅》、戴维斯和巴伦的《大众传 播与日常生活》等,这些名著迄今在大陆尚无简体译本,且译者都是台湾新闻传播学界的名家,读来自然甘之如饴。 茉莉二手书店在台北名气也颇响,目前已有四家分店,我去过的是茉莉台大店,较雅博客规模略大一些,但窃以为正因其大而在人文气息上略逊一筹,经 管法律类书籍占了大半。但亦有其长处,一是专辟有茉莉影音馆,有许多旧CD、DVD和黑胶唱片,尤其是对黑胶唱片爱好者来说,这里可算是一个好去处;二是 有许多旧杂志,尤其是英文原版杂志,价格在二十台币上下,较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对杂志癖而言,亦是一个常常会有惊喜的小宝库。此外,茉莉还 经常搞一些好书拍卖,其中颇有许多珍品,比如台湾1960年代末出版的影印胡适手稿全十集,系胡适夫人胡江冬秀赠与他人的样本,上有其稚拙的题赠,只是竞 拍价已飙升到了四万台币之巨,非我等财力所能及。还有1960年日本名古屋出版的胡兰成的《今世今生》上下两册、张爱玲的小说《秧歌》(香港今日世界出版 社,1954年初版)、1948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的古本红楼梦、余光中早年的诗作《钟乳石》等,都是些难寻的珍品,当然价格也均不菲。 重庆南路一段是台北市有名的书局一条街,这里汇集了台湾商务印书馆、三民书局、黎明书局等二十余家书局。在日据时代,这里就已经是台湾有名的书 店街了,后来正中、中华、商务、世界等老牌书局迁台,更使这里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重心。然而,受到商业势力的挤压,如今残存下来的书局也大多风雨飘摇, 而且风格也大同小异,经管励志类畅销书和教科书撑起了此间的门面,人文气息亦大不如前,只是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还有点人文味儿,商务印书馆空间也不像其 他书局般逼仄,还在二楼设立了一圈临窗的阅读区,更是难能可贵了。 台北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二手书展卖会,譬如政治大学的中正图书馆举行过一次大型展卖,我淘到了李金铨教授1987年出版的一本《新闻的政治,政 治的新闻》,对于了解华人小区新闻与政治的交光互影亦不失为一本有趣的书。还捧回一本厚厚的《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手册》,对于像我这样进行传媒学术研究的人 而言,此书是一本必备的案头书。女友近来做文化研究,要我买些这一领域的书,而我恰巧也在这类展卖会上淘到一本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 和《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后者系由福山、亨廷顿、杜维明等关于文化的 著名论述,是一本万花筒样令人思的佳作。若不嫌寄回大陆麻烦,倒还是淘一些大陆出版的新书海运寄回,算来也相当划算,比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的世纪文库, 好多品相满分的书竟以十台币之价“免费奉送”,我只拣选了一本较薄的卡尔·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五台币而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出的《新 闻文存》,收录了松元君平的《新闻学》和徐宝璜、邵飘萍等的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大陆亦不易购到,一些大陆旧书网站已经炒到了两百六十元之高价,于此竟 然免费赠送了,可算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抵抗”。 远离台北市区,有一个叫九份的胜景,许多台北人周末会坐高铁来这里避暑玩乐,逛逛老街,赏赏海景,然最令我欣喜的是老街尽头处的一间旧书店—— 九份乐伯书店。和台北市区大多数二手书店的拥挤狭小不同,这间书店凭海临风,坐拥二层小楼,书籍之多毫不逊色于台北同侪,尤以人文社科类书居多,可真算得 上是深巷里的小家碧玉,且书价也低。在这里,我淘到了贾德·戴蒙1998年获普利策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此书我心仪已久,然台北的书店卖得太贵,在 此以区区一百元台币觅得,且崭新完好,可不就是蓦然回首发现了灯火阑珊处的她?台湾辅新书局1989年出的《沈从文自传》倒是和我案头已有的金介甫的《沈 从文传》相得益彰,亦被购回,算是给老朋友找了个远方的伴儿。此外还有林语堂、柏杨、胡适、钱穆等人的全集或杂著,价亦不高。四书五经、四大名著、三言二 拍等古典著作的各种早年版本在此亦是俯拾皆是,有些书品相已然较差,但有版本癖者亦可纳而敝帚自珍。 除是而外,我还闻知淡水有家不错的二手书店叫做“有河book”,以诗歌等文艺类书籍居多,而且据说颇适合河岸阅读,但我眼拙口讷,匆匆去过两次淡水,都没有发现这家招牌,只能算作是台北淘书之旅的小小遗憾了。彭利国 |
Wednesday, June 10, 2009
余英时 李约瑟问题
余英时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即将出版)。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 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 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作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 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 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陈述 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 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 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 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 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 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 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关论 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 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1943年访华时 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 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 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 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 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作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致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 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 “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 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 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 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1974年李 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 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 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 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 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 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 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 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 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 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 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 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 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 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作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 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 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 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 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决不是向壁虚 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 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 的成功 。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 所作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 ”(“mathematicization”) 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 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 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 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 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 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 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 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 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 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 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 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兰(字壬叔) 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 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 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 论的偏见。相反的,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 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 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 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 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 枘。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 其值得注意,他 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 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 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 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 ”(“pseudo-question”)。我 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 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 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拋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 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 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 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 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 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 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 ”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 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 “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 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 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 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 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 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 ”。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 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 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 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 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 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 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 (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1866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 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 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 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 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 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 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 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 ”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 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 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的,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 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 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 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二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下面我要把我所认识的 作者,他的为人与为学,介绍给读者,稍尽一点知人论世的责任。我的介绍虽然是从老朋友的立场出发,但仍将本于史家直笔之旨,决不作虚词溢美。
我最初认识方正,是由陈伯庄先生(1893-1960)介绍的。伯庄先生是和赵元任、胡适同届(1910)的庚款留美学生。他早年读化学工程, 中年以后则转而研究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等,因此他曾自比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并颇以此自豪。晚年在香 港他广泛阅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名著,并常常邀约青年人和他一起交流读书经验。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一个忘年之交 。1959年底他拟定了一 个西方名著翻译计划,到美国来寻求有关作者的合作,哈佛大学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访问站。他一见面就说,他要介绍一位非常杰出的小朋友给我。这位小朋友便是方 正,当时正在哈佛读本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订交之始,方正在我心中留下的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是他一身结合了相反相成的两种品质: 一方面他朝气蓬勃,对于人生和学问都抱着高远的向往;另 一方面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他都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尽管我们之间相差九岁,但却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伯 庄先生为什么那样热心地介绍我们相识,我也完全明白了。
方正早已选定了物理学作专业。但与绝大多数理科少年不同,他对人文学科一直保 持着深厚的兴趣。我记得他当时选修了康德知识论的课程,曾多次和我 谈到他的理解与心得。此外他知道我比较欣赏柯林武徳的历史哲学,也时时上下其议论。也许是由于家学的关系,他在中国文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我的记 忆不错,明末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也曾成为我们的话题之一。总之,方正年甫弱冠而竟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取得如此高度的均衡,他的心灵成熟之早,可想而知。但 最能表现他的成熟的,则是他学成回香港就业的决定。他很早便和我谈及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他说,他修完博士学位以后,不拟在美国就业,宁愿回到香港去从事教 学与研究。五十年前物理学在美国正盛极一时,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外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的不可胜数,方正却偏偏要赋归去。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与时风众势适 相逆反的决定?他说,他曾经细细考虑过,深感他留在美国不过是赶热闹,但回到香港则可以发生更大的作用,使最先进的科学有机会在亚洲发芽茁长。他说这话时 大概刚刚进研究院,其立身处世之节概与形势判断之明确,于此可见一斑。
我再度与方正聚首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1973至1975年我 从哈佛告假两年,回到母校新亚书院工作,方正那时已在中文大学物理系任教。这次共 事的机缘才使我对他获得更全面的认识。1974至1975学年,大学在香港政府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一个“大学改制工作小组”,组员十余人,他是其中最年轻的 一位。小组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方正在这一长期讨论中充分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在质询行政各部门首长的过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最为 锋锐,并且往往一针见血。这说明对于中文大学的现行结构及其运作,他平时早有深刻的观察,因此才胸有成竹。在改制建议方面,他在口头陈词之外还写过几篇内 容丰富的备忘录,显示了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睿见。前面说过,少年时期他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均衡发展早已使我惊异,现在他刚入中年,却又表现出另一种均衡: 即一方面能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能承担起学术领导的工作。这也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相当于西方的所谓vita contemplativa和 vita activa,集结于一身更是难上加难。
我自信以上的认识虽不中亦不甚远,而且方正以后的事业发展也印证了我的观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制以后,他成为行政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选择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他在中大的最后一片耕耘之地,更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以及研究与领导的合一。
《继承与叛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我们对于它的作者多认识一分,也许便能对此书的价值与涵义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为序。
2008年12月31日于普林斯顿Sunday, June 7, 2009
朱大可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 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 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 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更多的 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 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 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 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性 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 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好。 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 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 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 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这 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戒》 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 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 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在 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 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 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朱 大可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 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 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 合小资的历史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 赞叹。更多的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 死。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 了自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 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 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这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 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 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 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 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 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 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革 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 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 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 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并 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 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 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 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 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 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 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 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爱玲 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张 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藉此嘲 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