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谈五经西译与儒经之形成——《上海书评》

一听说要谈续修《孔子世家谱》的事儿，朱先生就知道又要得罪人了。从抨击“国学热”，批评于丹“不知道《论语》为何物”，说孔子是“私生子”，到质 疑所谓“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这许多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已经得罪了不少“孔教”卫士；他提出的问题，用俗一些的话来说，是要敲掉很多人的 饭碗的。然而不论今朝国学怎样热，于丹怎样火，孔子后裔声势怎样壮大，到头来终究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整个访谈中，朱先生不停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历 史。 　　最近国家对外汉语办公室在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据说要翻成八种语言。您参加了研讨会，能不能对此事谈谈看法？ 　　朱维铮：其实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已经翻译过《中国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 记》、《春秋左氏传》，加上《论语》、《孟子》，还有《竹书纪年》。理雅各是和中国人王韬合作翻译的。当时王韬因为跟太平天国有联系而被清廷通缉，逃去香 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就邀请他同译。办法是王韬解释古汉语文本，由理雅各笔译成英文，正好与利玛窦、徐光启以来西书中译的合作模式相反。三年后，理雅各 回英国，又邀王韬赴英，继续翻译《周易》。理雅各译本出版后到现在一百多年，不少欧美学者还在使用，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王韬并非经学家，理雅各的汉学修 养也可疑，况且“四书五经”文本不可能门门都通。后来也有学者不满他们的译本，要重译，但限于个别经典，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翻译的《论语》、《孟 子》，学界评价很高。然而“五经”整体重译仍未见尝试。 　　此次重译的组织者是法国汉学家施舟人和袁冰凌两位教授，国家汉办予以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是翻译“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 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有就是宋以后加进去的《论语》、《尔雅》、《孝 经》、《孟子》。这些经典到清中叶都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官方文本，清末民初以来专经的文本研究又有进展，更突显重译的必要。这次国家汉办邀请了二十多位国际 著名的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共同研究重译方案，计划是先把“十三经”译成英文，再参照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成另外八种主要语言。但具体分工我不太清楚。较诸以 往理雅各、王韬的合作模式，现在的好处是，参与其事的汉学家均为文史专家，古汉语修养都很好，需要找人帮助也很方便。 　　您的研究常常提醒我们，经典形成的过程十分复杂，翻译过程中肯定应该考虑到。 　　朱维铮：所谓的“经”都是汉代的产物，至于每种文本的源和流追溯起来便很难讲。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论语〉结 集脞说》，依据古近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以为今本《论语》，并不是孔子死后几代弟子编辑的本子，甚至不是汉代的三种抄本的某一种，而是孔子死后六百年的东 汉末年的郑玄糅合今古文本的改订本。这个文本在魏晋后渐居主流，汉代三种或四种文本也就失传。而且版本问题又牵涉到了文字、句读的问题，举两个有名的例 子。 　　《论语》现在的通行本里面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几句话，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却引《鲁论》，说“易”读为“亦”，也就是 孔子办学的鲁国，儒者相传的《论语》文本，这三语的句读应该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处异文就牵涉到了孔子有没有学过《易经》的大问 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治理民众，可以要他们顺从，但是不可以让他们开启智慧。这是中外前近 代权力者通行的愚民政策，基督教《圣经》将信众比作羊群，将教士比作牧羊人，与依据孔子此语将治民称作“牧民”，毫无二致。但是自命孔教的马丁·路德的康 有为，却说前人都读错了，这里“子曰”，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孔子鼓吹凡事都要征求民意，民众同意了，就可以去做，民众不同 意，领袖要说服他们懂得必须这样做的道理，所谓开民智。所以，孔子其实是民主政治的教主。可惜，康有为用如此怪异手法替孔子辩护，连梁启超也不信。 　　类似例子在经学史上相当多。不仅《论语》存在材料可信度问题，别的儒家经典也都存在结集过程、篇章文字、原典涵义问题，有的更复杂。每种传世文 献都有一套文本和诠释的变异史，要厘清很困难。比如所谓“十三经”，自汉至清不少君主都宣称他们所尊的就是孔子的真传本，却只能引发学者的更多质疑，目前 争论仍在继续，再过两千年也未必息响。我赞成将它们重译，介绍给全球非汉语世界的读者，但以为要选择目前中外学界一般认可的文本，主要是清中叶以来音训考 辨均属上乘的文本，但不能反历史地强调这就是孔孟时代的原典。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参考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吧？ 　　朱维铮：当然应该参考。问题是汉代经书的原型就是当时出现的简牍帛书,多为古文,而用秦汉文字改革之后的“今文”读写，意味着经过筛选才变成传 世抄本。如今的出土文献，也许是传世抄本的原型，也许本来是筛选后的弃物。假如将被改编或被否定的某种遗简当作某部经传的原型，可能有孤证不足为据之嫌。 比如郭店楚简里有没有思孟学派作品，就值得存疑。郭店楚墓唯一一件与墓主系年相关的器物，铭刻的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学者仍有歧见。如果李零 先生所释“东宫之杯”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墓主可能并非楚太子师。这位身份不明的墓主，只觉得这是件宝贝而拿来陪葬。据此推定墓葬年代就难以置信。再说用碳 十四测算年代的误差是两百年，而孔孟之间不过一百年，怎么能断定那些残简就是孔孟之间的文本呢？郭店简出土情况还比较清楚，可以作为了解思孟学说的某种参 考。然而有些炒得很热的战国遗简，尚不知出土时间地点，也不明流失过程，有学者声称其中内容当属《诗》、《书》原型，恐怕问题就更多了。 　　我相信“二重证据法”，更相信经过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考古文物证据。正因为相信科学，我对于单凭今存经传文字矛盾就大加臆断的“疑古”，以及过 度强调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献价值的“信古”，才都会存疑。出土文献很重要，但是得承认现在的科学手段还没有精确到令人难以置疑的地步。 　　汪德迈先生在“五经”翻译的会议上说在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的“五经”更紧急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古文明现在成了救世良药。 　　朱维铮：汪德迈先生是这次参加会议年龄最长的学者，他的弟子程艾蓝教授是“文革”以后第一个来华跟我研习中国经学史的外国高级进修生。他们对中华文明史都深有造诣。 　　现在的五经翻译，发起者、策划者和参与者，来自中外不同领域，共同目标是用多种语言重译中国传统的“十三经”。因为是翻译，就决定了域外阅读对 象是对中国经史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我以为，翻译这些传统经典，可以让域外世界不懂汉语的学者和非学者，能够了解这几百年来中国人所读的经典 的面貌，了解近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说话、交往的特点的教化由来，从而了解历史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基础，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些文本在流 传过程中的变形及其历史效应。这是件好事，我很支持，以为有助于增进现代人在全球化氛围中的互相理解。 　　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一直说历史上有真孔子和假孔子，一直说研究后世的假孔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真孔子。直到“文革”中我堕入“牛” 群，“无聊才读书”，重读十三经二十五史，始渐悟周师所述中国经学史，否定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谓至理名言。还在抗战中期，傅斯年、顾颉刚秉承 蒋介石的意旨，宣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抹煞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的复合共同体。当时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便彰显了学者敢 于坚持历史事实的勇气。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历史，现在的汉族有复杂的形成过程。北朝隋唐的皇族都是胡汉混血儿；南朝的权贵也无不是中夏与南蛮结合的产 物。从晚唐至清末近千年，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后来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生活以后都渐渐融入汉族了。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的现状，但不承认 是不行的。中国各民族的语言、风尚、传统、信仰都不一样，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才能增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向心力。所以我们讲历史，应该反对华夏中心论，反对大 汉族主义，反对任何非历史的民族特殊论。 　　最近续修《孔子世家谱》的新闻您看了吗？据说现在孔子后裔的数目已经达到了两百万…… 　　朱维铮：我是研究经学史的，很重视家谱族谱之类史料。以前我常说，如果血亲联系无法证明，那么任何谱系就都难免有伪造的嫌疑。史书上明明白白记 载着孔子的嫡系，到他的二十世孙孔融被曹操灭门，就中断了。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无也”。建立金朝的女真权贵痛恨此说，攻打北宋时到曲阜就 放火烧了三孔。当时跟随宋高宗南逃的人群里有孔子的族裔，就是迁居浙江衢州的“南孔”。稍后金朝海陵王突然想到要尊孔，就在民间拉出一个人封作衍圣公，于 是“北孔”就续起族谱了。这样的历史在蒙元又重演。有历史记载可证。 　　历史上暴发户认名人当祖宗，屡见不鲜。唐代的三教问题，就是从鲜卑与汉人混血的李唐皇室，认孔子之师老子即李耳当祖宗开始的。认了老子当祖宗以 后就有儒教、道教谁先谁后的问题。以后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当皇帝后要掩饰乞丐出身，也想学唐高祖认个名人当祖宗，于是想到了朱熹，可惜当时学者没有现在“ 体制内学者”聪明，绕来绕去，如吴晗所说，最后就是有一代怎么也连不上。朱元璋火了，便学刘邦干脆自称老子就是淮右布衣出身。最佳近例是蒋介石，这个流氓 出身的独裁者，连生父是谁都闹不清，得志后修家谱，却宣称他的祖宗是“周公之胤”。 　　《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认祖归宗，前提是弄清血统，否则祖先神灵不会享用祭礼，下属民众也拒绝承认贵族所谓的本族祖 先。所以要续家谱是可以的，但只应续到自己记得的祖宗为止，不要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来哭，乱烧香可是要引来野鬼的。孔子死后，他的子孙历尽劫难，以致 他的八世孙要抱着家族遗物投奔造反派领袖陈胜。不幸陈胜称王，仅半年就被反秦的异己攻杀，孔鲋也跟着牺牲。直到汉初其子孙才再度现身。假如不是大史学家司 马迁曾拜孔鲋的侄曾孙孔安国做老师，做了一篇《孔子世家》，后人能够痛说孔子家史吗？现在要重新接续历史记忆固然是好事，但接续的结果多半都是想象吧。 　　我知道说这话有得罪自称孔子后裔的两百万人的危险。今年已有五十六个“孔子后代”联名写信给我，斥我诬蔑孔子及其子孙，宣称如我不公开认罪，就 将诉诸法庭。还有北京某研究院的孔研究员，致函给复旦校领导，要求处分我，说我污蔑孔子。我还是三十年前那句话：欢迎质疑，请提供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