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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lated February 2024 Patreon round-up: EXCLUSIVE - True Detective: Night Country + ADVANCE - TWIN PEAKS Character Series entry - Although I offered a couple standalone sci-fi episodes last fall, *True Detective: Night Country* is my first (but probably not my last) patron-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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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5, 2009

李零:当代学者中的异数吗?

江晓原  ■ 刘 兵

  □ 三年前我在《博览群书》上写过一篇文章,结尾那句话后来在网上流传颇广:“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如今三年过去,《读书》已经换了新主持人,而李零又出版了更多的书。

  记得第一次读李零的书,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我只是出于好奇买了他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书全部是职业抄手手抄影印的,读后推测这 是因为书中涉及的古字怪字实在太多,铅字排版难以应付之故。1988年恰好去美国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的年会,会后我跑到纽约的朋友那里呆了一 些日子,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去了几次,记得里面藏着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原件,就特意去仔细看了,印象特别深刻。没想到不久之后,我的中国古代天 学研究居然和李零这本书发生了关系,我还引用了他书中的论点。这本原先出于我“好古成癖”的好奇心而买着玩的书,也就不幸沦为“学术参考资料”矣。

  有趣的是,那时我并不知道李零何许人也,《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后记中也缺乏有关的信息,所以我很长时间都想当然地以为李零是一个老者,甚至将他想象成须发皓然的样子,却不知他那时也还是青年才俊呢。

  后来我知道他其实只比我年长7岁,也应该算同一代人。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又老和房中术联系在一起。先是他译了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记得当时 这书还要“内部供应”(现在有了商务印书馆的新版)。而1992年他在中华书局的《文史》上发表的长文“马王堆房中书研究”,让我读后有类似“崔颢题诗在 上头”的感觉——因为该文中的许多内容,当时正是我也打算写的,看到李零已经写得这样好,我就此息了念头。

  李零第二本让我印象很深的书是他的文集《放虎归山》。其中有一篇“汉奸发生学”,尤其让我击节叹赏。后来在他的另一个文集《花间一壶酒》中,又有一篇 “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开首就谈到了当年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引起的一些风波——不算太险恶,不过风波总是风波。“一念之差”文中颇多妙语,比 如“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之类。此文摘录了许多明清之际关于吴三桂的史料,间或也有一些李零自己的评论,这两篇文章 可视为姊妹篇。

  ■ 和你相比,真是非常的惭愧,也许是由于研究领域的关系(毕竟你的第一专业的研究涉及到古代文献,而你的第二专业又与房中术相关,甚至于你自小以来 对于古典作品的热爱,也都是重要的相关因素)的差别,我对李零的作品的了解就实在是太少了。到目前为止,也只读过他的《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和《丧 家狗》这三本书。不过,在读《放虎归山》中的“当代《封神榜》”这篇原载于《读书》上的文章时,我忽然记起,我是曾读过这篇文章的,而且记忆还挺深,并在 几年前我写的某篇东西中,引用过他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只不过,我以前并没有明确地把这篇文章与李零这个名字联系起来。

  尽管有这一个例外,而且,仅就我读过的那三本李零的书中的内容来说也有许多可评可议之处,但整体上讲,我对李零的学术,确实是不了解的。不过我以为, 尽管李零本人所期待的生活,是被“放虎归山”,跳出学术研究,去读野书,写随笔,而且他的随笔又写得颇有可读性,但这后者,总应该是和他的学术研究功底, 与他的学术眼光(或者说学术品味)是有相关性。那么,在后面我们也许更放开来谈之前,你是不是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对李零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他所说的“三 古”方面的工作,先简要地做一点总结和评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李零的追求,在学术的背景下以非学术的方式去谈我们想谈的问题了。

  □ 考古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李零的本行(他的《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烁古铸今》等书,就是这方面成果的集结),但这并非我们两人的本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多管闲事”了,对他这方面工作的总结和评论,我看还是让给考古界他的同行们去做算了(我就是做了评论也是一个外行的评论,没有多 少公信力,也不会给李零带来光荣)。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恰恰就是你所说的“在学术的背景下以非学术的方式去谈我们想谈的问题”。

  为什么李零会进入我们这个专栏的视野?我想首先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做过非常严肃、非常扎实的研究工作,而且现今仍然在学术体制内生存着的学者,却在近年屡次“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新京报》上的说法)。

  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有些学者很害怕这一点,担心一旦处于风口浪尖上,自己的“一世英名”就可能毁于一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或伪学 者)倒是非常想尝尝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滋味,无奈能量太小水准太低,拼命蹦哒也上不了风口浪尖。而如李零者,有足够的能量和水准,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所 以虽然“一不小心”上了风口浪尖,我看他似乎尚能“胜似闲庭信步”。

  那么李零自己愿不愿意“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呢?我的推测是:他愿意。

在《花间一壶酒》2005年的自序中,李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他甚至还说:“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接下来的推理就要有一点跳跃了。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说了“闲话”,那是要惹来是非来的呀;而且,不肯老老实实在学术的“苑囿”里呆着,总想到外面“长林丰草”的江湖上去驰骋一把,那就是对遭遇风浪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吧?更不用说对这样的驰骋还怀着“极大的敬意”了!

  ■ 好吧,那我就顺着你的思路来谈吧。我想,你之所以首先关注到学者与风口浪尖的问题,恐怕也与你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有关。就像你前面在说到“汉奸发生 学”一文引起的“风波”时,用了“不算太险恶”的说法。那么,这与“文革”时期常说的“风口浪尖”已有了不小的差别。或者,也许我们用成为一时文化争论的 热点话题这种说法会更确切些。

  但要这样讲,就与学者介入公众传播领域相关了。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说你更关心此事与你自己的经历感受有关。因为标准、规范的学术研究(即使是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不大可能有影响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也正像你讲的,一些想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或伪学者,也许更看重的是因此可能带来的“知名度”,但 却因能力有限(你用的是“能量太小”的说法,那也正是因为能力有限所以能量才小)而无法得到所期望的回报。在不少情况下,恰恰是一些更以“玩”的心态来做 这样的事,写那些“不正经”的杂文随笔而不是以SCI收录为导向的学术论文的人,反而会在公共领域中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引起争议。实 际上,在公众传播领域中,有争议是有利于传播的,有大争议是大有利于传播的,众口一辞地被认可,传播的效果就要差不少,而最惨的,则是连人们的注意力都没 有吸引起来就无声无息地被遗望。

  从另一方面讲,一些学者的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而且被人们认为值得去“争”,并不是因为其荒谬,过于荒谬的观点人们通常也不会有争论的兴趣。最大的可能,则是那些学者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的“缺省配置”不一致而看上去却又不无道理的观点。你说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抱歉我在你尚未回答之前就预先强加于你这个判断了),那么,在李零的例子里,你认为主要是在哪几方面他带来了与人们的“缺省配置”的冲突呢?

  □ 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对李零来说,情形似乎也不尽然。

  李零真正上了“风口浪尖”,我的感觉主要是在《丧家狗》出版之后,或者是他发表了《丧家狗》中的基本观点之后。主要是他对孔子的评价。他的评价固然与 现今相当“主流”的观点大相径庭,但现今这种“主流”观点,如果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算起,却也很难算是“缺省配置”。正如李零所说:“近百年来, 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

  不过在概念上稍作一点技术处理之后,你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在“尊孔”已渐成眼下的“缺省配置”之时,李零出来说道:“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 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大胆、相当反潮流的立场。难怪此言一出,立马就上了“风口浪尖”啦。

  当然,还有非常符合你上述说法的例子。比如李零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就在汉奸问题上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缺省配置”观念有所挑战。他对吴三桂表示了 某种同情:“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穆公。”他相信吴三桂自己也不愿意当汉奸,是被特殊的时势逼出来的—— 我们常言“时势造英雄”,在吴三桂身上就是“时势造汉奸”。这样的看法,当然是许多思想保守的人,对此问题未曾深思的人,以及那些“愤青”情怀浓烈,不屑 心平气和知人论世只爱占据道德高度口诛笔伐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 这就联系到了另一个我本来就想谈到的话题。近两年,像《论语》这样的传统文化书籍变得很热。这里面,既有像于丹那样的大众普及型畅销读物的作者的 功劳,也有像李零所说的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看看许多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就可见一斑。而李零也在北大开读《论语》的课,以更为学术 化的方式(又与标准的学术化方式稍有不同,至少在其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上是如此)讲授《论语》。

  我这里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将于丹和李零讲《论语》的书相比,你会怎么评论?非常抱歉的是,许多人听到这种比较可能就会愤怒(但不知李零本人会不 会),但确实就社会影响来说,于丹的书是比李零要大。那么,这是否意识着,在传统文化上,学术式的阐说与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确实有着很大的鸿沟呢?这样 的鸿沟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或某些种类型的努力而被弥合呢?

  其次,我读李零的书的另一个感想,是觉得他在骨子里并不追求时尚(比如说,在他的文章中几乎见不到那么多西化而且前卫的新理论——不过一个例外是他虽 然不以术语但却在基础观念上表现出与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的契合之处),又不简单地附和缺省配置的说法,而是以有些另类不俗(形式上倒有些大俗大雅的感觉) 但却相对朴素的方式,给出自己的新解读。而这样的论述风格,在当下的学者中确实是不多见的,也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也许他的文章相对来说(不是就大众传播 来说)为人喜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

  □ 于丹的书我没看过,也不打算看。我向来有一个毛病——凡是那些炒得满世界都在说的超级畅销书我从来不看。这是一种逆反心理。如果李零也在《百家讲坛》天天开讲孔子,《丧家狗》也印了几百万册,那我也要敬谢不敏了。

  这个毛病本身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学术式的阐说与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确实有着很大的鸿沟”,而且,我们根本不应该去弥合这种鸿沟。这种鸿沟是宝贵的,它至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学术庸俗化”的趋势。

  那么“如果将于丹和李零讲《论语》的书相比”,我会怎么评论?

  你记得我在吃饭问题上的怪癖吧——到了异地,总是找自己熟悉的食物吃,而对于尝试陌生的食物没有兴趣。李零的《丧家狗》就是我熟悉的食物,有了它我就用不着再去考虑于丹的书了——毕竟我又没有义务去评判李、于二人的水准高下或作品优劣。

  我既然不读于丹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将她的书与李零的《丧家狗》作比较。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媒体上有人从于丹的书中找出了许多硬伤,但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找出《丧家狗》的什么硬伤。

  当然,这可以引导到另一个问题:对于《论语》这样的经典,“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是不是可以容忍硬伤?也许有人会认为“可以容忍”,但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无论如何,有硬伤——其实我们也无法不容忍,那些硬伤已经存在了——总不如没硬伤好吧?

  ■ 在这个问题上,我持相对宽容一些的态度,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对激进的观点。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李零眼中书中的《论语》,是李零的《论语》,而于丹口中笔下的《论语》,又是于丹的《论语》。就像李零也不完全同意其他学者式对 《论语》的解说一样。当然,如果模仿李零的说法,用“《论语》解读发生学”的立场来看,各种解读似乎也都有其产生的环境,而且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在这里, 《论语》只是论说者的一个话题而已,在说这个话题时,作者都是在投射和演绎着自己的观念,只是演绎的规范不同。

  这样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本“真正的”“真《论语》”和一个“真正的”“真孔子”呢(这还是李零的语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又回到关于文本 及其意义的哲学讨论了。激进一些讲,至少从原则上,后人现在是无法得知孔子本人的意见了,甚至就算孔子本人说过什么,那也不一定算数,对之还可以有别的解 释。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学者自然可以坚持学者的解读规范,非学者(在专业身份上或有别于学者规范的意义上)也可以按他们的方式去解读,受众就更是多样 了。但规范也有差异,同一规范下解读的结果也有差异,否则到某一本书,学者的工作也就终止了。

  对此的进一步争辩,还可以用什么向“绝对真理”逼近之类的说法,但那种永不可及的“绝对真理”,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而且按你的说法就是“也无法不容忍”)更坦然地面对不同的、多元的各种解读版本了。只要选择和坚持(或不坚持而转变也无妨)一个你喜欢(出于各种可能的原因)的规范,你也就有了你的《论语》。

  □ 站在多元的角度来说,你的这个看法我自然赞成。

  从《去圣乃得真孔子》这样的书名来看,李零是相信历史上有一个“真孔子”的,而且相信他可以正确理解或“得到”这个“真孔子”。我不难预料,对于久经 后现代思潮洗礼的你来说,李零的这两条信念,你最多只能赞成前一条。因为事实上,“真孔子”即使曾经存在,我们今天也肯定无法“得到”他。于丹的孔子和李 零的孔子,乃至所有人的孔子,都是建构出来的。我们唯一能够比较的,是看谁建构的孔子相对来说更为合理——这就包括看谁从历史文献中得到的证据更多、谁在 解读历史文献时出现的硬伤更少。

  所以无论有没有“真孔子”,无论我们能不能得到“真孔子”,都不能成为替硬伤辩护的理由,有没有硬伤毕竟还是有点高下之分吧。别人未能在李零的文章或书里找出硬伤,当然说明李零的学术功底比较扎实;并可以进而推断,他建构的孔子更为合理。

不过说实在的,在李零的思想和文风之间,我更喜欢的是李陵的文风。

  杂志《新周刊》每年编一册当年的《语录》,在《2008语录》中,李零入选这样一条:“孔子不是软实力,老子不是软实力,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

  我其实并不十分赞成李零的上述说法,但是我却喜欢这条语录。我喜欢它什么呢?我想我是喜欢它的表达方式——简洁明快,直截了当。这就要引导到对李零文 风的评价了。我非常喜欢李零的文风,尽管我自己并不使用这种文风来写作。有一位优秀的美女编辑曾对我说,她感到李零的文章有“痞气”,这个表达也可能并无 贬义,甚至还可能暗含欣赏之意呢。“痞”者,不甚典雅之谓乎?通常我们习惯于认为知识分子说话行文应以典雅为好,然而李零说过“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 子”,他也许不屑于像通常的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行文。这和他对于“学术苑囿”日益厌倦,常有“长林丰草之思”,希望早日“放虎归山”,倒是一脉相承的。

  ■ 看来,你也没能完全避免后现代的影响。不过,从论证的逻辑上来说,这种“去真”的说法真是很难反驳的,除非要诉诸信念——但那就已经无需也无法对之进行逻辑论证了。

  关于“硬伤”,我姑且倾向于同意你的观念,但也还可以做点有限的辩护,当然,这并不仅限于《论语》和孔子的问题。从原则上讲,所谓硬伤,同样是在某种 规范中才被认可存在的。比如,相比李零,人们说于丹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中有硬伤,这当然是就传统中被比较一致认可的学术规范而言。于丹的解读,可以有其自己 的意义,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她的解读又无法完全独立于传统学术对于历史文献的理解。这是一个更基本层次的问题。在此层次之上,是更个人化的理解,在这个层 次上,李零同样试图给出与传统(或者说当下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说法。而且,他给出的说法,也是颇有新意的。他与传统古典文献阅读理解传统更相接受的学 术训练和对学术规范的把握,也使得他的新解读,更容易得到学者们的接受。正是李零和于丹的学术背景、学术训练、学术规范的不同,以及相应的解读方式和传播 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著作在社会上的影响的不同,以及其主要受众的差别。

  关于李零的文风,我完全同意你说的那位美女编辑的说法,实际上,我也很喜欢这种带些“痞气”但却有力而简洁的文风。也许某些比较传统的学者会对此有不同感觉和意见,但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欣赏,也就足矣。

  总之,如前所讨论的,虽然在最后一点最基本的、带有本体意味的“真孔子”这样的问题上,李零还有些传统,但在其他方面,从行文,到思想,李零足以成为当代学者中的一个“异数”。而他在学者圈中受到的欢迎和产生的影响,更说明目前学者中像他这样的“异数”还是太稀有了。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6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

李零:《烁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

李零(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

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三联书店,2008

李零:《放虎归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Thursday, June 11, 2009

台北淘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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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二手书店台大店

我喜淘书,且深感买不如淘,虽然二者本质上都是商品交易行为,但淘书之乐却非买书可比。游走台湾两月余,繁华风物固然润泽耳目,尤感欣悦的则还是台北淘书的点点滴滴。

  台北是书天堂,不仅有闻名遐迩的诚品书店这样基本上可以一站式购齐的大超市,亦有诸多特色书局和旧书店星罗棋布于华街陋巷,从“抵抗”意义上讲,我尤喜后者。

  台北市区较好的淘书去处有两个,一个是台大、公馆附近,一个是重庆南路一段。台大、公馆附近尤以旧书店为多,且有些颇为雅致精巧。譬如台大旁边 的一条小巷里,即隐藏着一家“雅博客”二手书店。店铺以咖啡色和黑色为主色调,略有些嬉皮风格,中午十二点才开始营业,虽名为二手书店,其实大多藏书品相 都可以打满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文史哲理工医都有,我在这里淘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价格也不 贵,百余台币而已。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近六百页的繁体译本亦只需四十台币,纸页虽已泛黄,读来倒更觉亲切。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1年版)也是我在此间获得的至宝,这一版本虽由大陆所出,但想必即使在今天的大陆也难以购得了,更不用说其满分品相了。此外还淘到许多关于媒介 文化的名著,譬如约翰·费斯克的《传播符号学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始人伊丽莎白·诺曼的《民意:沉默螺旋的发现之旅》、戴维斯和巴伦的《大众传 播与日常生活》等,这些名著迄今在大陆尚无简体译本,且译者都是台湾新闻传播学界的名家,读来自然甘之如饴。

  茉莉二手书店在台北名气也颇响,目前已有四家分店,我去过的是茉莉台大店,较雅博客规模略大一些,但窃以为正因其大而在人文气息上略逊一筹,经 管法律类书籍占了大半。但亦有其长处,一是专辟有茉莉影音馆,有许多旧CD、DVD和黑胶唱片,尤其是对黑胶唱片爱好者来说,这里可算是一个好去处;二是 有许多旧杂志,尤其是英文原版杂志,价格在二十台币上下,较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对杂志癖而言,亦是一个常常会有惊喜的小宝库。此外,茉莉还 经常搞一些好书拍卖,其中颇有许多珍品,比如台湾1960年代末出版的影印胡适手稿全十集,系胡适夫人胡江冬秀赠与他人的样本,上有其稚拙的题赠,只是竞 拍价已飙升到了四万台币之巨,非我等财力所能及。还有1960年日本名古屋出版的胡兰成的《今世今生》上下两册、张爱玲的小说《秧歌》(香港今日世界出版 社,1954年初版)、1948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的古本红楼梦、余光中早年的诗作《钟乳石》等,都是些难寻的珍品,当然价格也均不菲。

  重庆南路一段是台北市有名的书局一条街,这里汇集了台湾商务印书馆、三民书局、黎明书局等二十余家书局。在日据时代,这里就已经是台湾有名的书 店街了,后来正中、中华、商务、世界等老牌书局迁台,更使这里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重心。然而,受到商业势力的挤压,如今残存下来的书局也大多风雨飘摇, 而且风格也大同小异,经管励志类畅销书和教科书撑起了此间的门面,人文气息亦大不如前,只是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还有点人文味儿,商务印书馆空间也不像其 他书局般逼仄,还在二楼设立了一圈临窗的阅读区,更是难能可贵了。

  台北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二手书展卖会,譬如政治大学的中正图书馆举行过一次大型展卖,我淘到了李金铨教授1987年出版的一本《新闻的政治,政 治的新闻》,对于了解华人小区新闻与政治的交光互影亦不失为一本有趣的书。还捧回一本厚厚的《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手册》,对于像我这样进行传媒学术研究的人 而言,此书是一本必备的案头书。女友近来做文化研究,要我买些这一领域的书,而我恰巧也在这类展卖会上淘到一本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 和《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后者系由福山、亨廷顿、杜维明等关于文化的 著名论述,是一本万花筒样令人思的佳作。若不嫌寄回大陆麻烦,倒还是淘一些大陆出版的新书海运寄回,算来也相当划算,比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的世纪文库, 好多品相满分的书竟以十台币之价“免费奉送”,我只拣选了一本较薄的卡尔·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五台币而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出的《新 闻文存》,收录了松元君平的《新闻学》和徐宝璜、邵飘萍等的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大陆亦不易购到,一些大陆旧书网站已经炒到了两百六十元之高价,于此竟 然免费赠送了,可算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抵抗”。

  远离台北市区,有一个叫九份的胜景,许多台北人周末会坐高铁来这里避暑玩乐,逛逛老街,赏赏海景,然最令我欣喜的是老街尽头处的一间旧书店—— 九份乐伯书店。和台北市区大多数二手书店的拥挤狭小不同,这间书店凭海临风,坐拥二层小楼,书籍之多毫不逊色于台北同侪,尤以人文社科类书居多,可真算得 上是深巷里的小家碧玉,且书价也低。在这里,我淘到了贾德·戴蒙1998年获普利策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此书我心仪已久,然台北的书店卖得太贵,在 此以区区一百元台币觅得,且崭新完好,可不就是蓦然回首发现了灯火阑珊处的她?台湾辅新书局1989年出的《沈从文自传》倒是和我案头已有的金介甫的《沈 从文传》相得益彰,亦被购回,算是给老朋友找了个远方的伴儿。此外还有林语堂、柏杨、胡适、钱穆等人的全集或杂著,价亦不高。四书五经、四大名著、三言二 拍等古典著作的各种早年版本在此亦是俯拾皆是,有些书品相已然较差,但有版本癖者亦可纳而敝帚自珍。

  除是而外,我还闻知淡水有家不错的二手书店叫做“有河book”,以诗歌等文艺类书籍居多,而且据说颇适合河岸阅读,但我眼拙口讷,匆匆去过两次淡水,都没有发现这家招牌,只能算作是台北淘书之旅的小小遗憾了。彭利国

Wednesday, June 10, 2009

余英时 李约瑟问题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 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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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即将出版)。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 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 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作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 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 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陈述 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 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 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 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 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 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 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关论 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 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1943年访华时 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 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 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 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 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作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致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 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 “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 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 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 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1974年李 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 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 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 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 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 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 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 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 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 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 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 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 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 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作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 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 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 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 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决不是向壁虚 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 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 的成功 。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 所作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 ”(“mathematicization”) 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 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 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 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 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 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 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 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 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 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 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 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兰(字壬叔) 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 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 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 论的偏见。相反的,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 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 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 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 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 枘。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 其值得注意,他 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 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 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 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 ”(“pseudo-question”)。我 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 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 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拋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 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 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 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 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 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 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 ”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 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 “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 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 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 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 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 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 ”。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 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 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 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 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 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 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 (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1866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 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 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 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 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 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 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 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 ”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 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 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的,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 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 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 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二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下面我要把我所认识的 作者,他的为人与为学,介绍给读者,稍尽一点知人论世的责任。我的介绍虽然是从老朋友的立场出发,但仍将本于史家直笔之旨,决不作虚词溢美。

   我最初认识方正,是由陈伯庄先生(1893-1960)介绍的。伯庄先生是和赵元任、胡适同届(1910)的庚款留美学生。他早年读化学工程, 中年以后则转而研究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等,因此他曾自比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并颇以此自豪。晚年在香 港他广泛阅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名著,并常常邀约青年人和他一起交流读书经验。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一个忘年之交 。1959年底他拟定了一 个西方名著翻译计划,到美国来寻求有关作者的合作,哈佛大学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访问站。他一见面就说,他要介绍一位非常杰出的小朋友给我。这位小朋友便是方 正,当时正在哈佛读本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订交之始,方正在我心中留下的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是他一身结合了相反相成的两种品质: 一方面他朝气蓬勃,对于人生和学问都抱着高远的向往;另 一方面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他都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尽管我们之间相差九岁,但却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伯 庄先生为什么那样热心地介绍我们相识,我也完全明白了。

  方正早已选定了物理学作专业。但与绝大多数理科少年不同,他对人文学科一直保 持着深厚的兴趣。我记得他当时选修了康德知识论的课程,曾多次和我 谈到他的理解与心得。此外他知道我比较欣赏柯林武徳的历史哲学,也时时上下其议论。也许是由于家学的关系,他在中国文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我的记 忆不错,明末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也曾成为我们的话题之一。总之,方正年甫弱冠而竟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取得如此高度的均衡,他的心灵成熟之早,可想而知。但 最能表现他的成熟的,则是他学成回香港就业的决定。他很早便和我谈及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他说,他修完博士学位以后,不拟在美国就业,宁愿回到香港去从事教 学与研究。五十年前物理学在美国正盛极一时,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外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的不可胜数,方正却偏偏要赋归去。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与时风众势适 相逆反的决定?他说,他曾经细细考虑过,深感他留在美国不过是赶热闹,但回到香港则可以发生更大的作用,使最先进的科学有机会在亚洲发芽茁长。他说这话时 大概刚刚进研究院,其立身处世之节概与形势判断之明确,于此可见一斑。

  我再度与方正聚首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1973至1975年我 从哈佛告假两年,回到母校新亚书院工作,方正那时已在中文大学物理系任教。这次共 事的机缘才使我对他获得更全面的认识。1974至1975学年,大学在香港政府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一个“大学改制工作小组”,组员十余人,他是其中最年轻的 一位。小组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方正在这一长期讨论中充分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在质询行政各部门首长的过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最为 锋锐,并且往往一针见血。这说明对于中文大学的现行结构及其运作,他平时早有深刻的观察,因此才胸有成竹。在改制建议方面,他在口头陈词之外还写过几篇内 容丰富的备忘录,显示了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睿见。前面说过,少年时期他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均衡发展早已使我惊异,现在他刚入中年,却又表现出另一种均衡: 即一方面能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能承担起学术领导的工作。这也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相当于西方的所谓vita contemplativa和 vita activa,集结于一身更是难上加难。

  我自信以上的认识虽不中亦不甚远,而且方正以后的事业发展也印证了我的观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制以后,他成为行政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选择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他在中大的最后一片耕耘之地,更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以及研究与领导的合一。

  《继承与叛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我们对于它的作者多认识一分,也许便能对此书的价值与涵义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为序。

  2008年12月31日于普林斯顿

Sunday, June 7, 2009

朱大可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 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 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 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 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更多的 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 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张 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 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 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 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性 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 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好。 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 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 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 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这 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戒》 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 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 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在 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 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 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 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 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 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 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 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杰夫上传 朱 大可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 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 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 合小资的历史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 赞叹。更多的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 死。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 了自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 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 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这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 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 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 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 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 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 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革 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 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 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美 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 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并 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 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

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 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 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 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 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 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 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 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 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 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 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 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 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 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 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爱玲 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张 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藉此嘲 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給一位姓鄧的女子


来自:馬家輝 稿紙以外作者:馬家輝








馬某可以不理
陳丹青應該理一理,
賈樟柯, 則是暴走的對象了.
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貴賓室拍的.
另一張, 是梁生和賈導.
對了, 還有愛吃的王安憶, 風趣的陳子善,
以及, 永遠莊重的止庵. 都在上海.
在復旦大學演講後, 到夏朵咖啡室續聊,
梁生也來加入.
有一張簽名的名信片,
是一位大學生於日天向老師請假來聽座談,
老師要求他取得所有人的簽名以作在場証據,
很幽默的老師.

照片這麼多. 我對你其實是好的.

Friday, June 5, 2009

盧亭人

[历史沿革]城区移民溯源流
2006.07.26

  历史上的移民,以食物供应缺乏,自然资源耗竭和相对人口过剩或逃避战祸及天灾为出移原因,移入地区的选择,则由经济机会和生活水平之优越来决定的。还有心理的因素,即乡族感情的吸引,向外求发展的心态。这些因素,是导致外地移民珠海的原因。
   从史前至唐宋时期,珠海的地理环境属河口与海岛状况,在这地区居住活动的原始居民属百越土著人,如南宋以前三灶岛为瑶族居住过的地方,被封建统治者鄙视 为“瑶蛮”。中国古有移民的传统,总的趋势是自北而南,经济重心也随着南部不断开发而逐渐南移。单就珠江三角洲而言,也是呈现出这一趋势,珠海地区是珠江 三角洲最南端,移入的北方士民为时较晚。这同珠海孤意悬海外,生活条件恶劣有关。
  长期以来,我国境内发生过几次民族大迁徙,那些原先生活 在中原地区的先民,或避战祸,或罹天灾,一次又一次地迁徙到这片当时被视为荒蛮的海隅之地,寻求安居。按谱系探本溯源,珠海人的祖先,是从北而南,几经辗 转,不断开拓。所到之处,一旦感到人满之患,便另谋出路。移入珠海地区时,多系单家独户了。从目前布局,操粤语的大都聚在城镇或开发程度较高的水网地区生 活,客家人多住在山地、坑田,蛋民即生活在海岛或沙田地方。
  珠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方言复杂,约有十多种方言,其中白话、咸水话、客家话、 山场话四大方言共存,但语系不离其宗,皆保存了包括全部入声在内的中原古腔,足证他们并非百越土著。那么原先的土著人到底如何呢?原来这里的土著居民被后 来的氏族汉化了。在这千年以前路程越千里的大迁徙,是以望族为核心,靠雄厚的经济、文化、军事实力为后盾整体行动、这些新来者与生活习惯和语言不相同的土 著居民之间,为了争夺生息之地,就激发争斗,土著的少数民族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封建宗法制度以从属观与排他性的逼迫上,土著人不是逃窜他方,便是沦为 附庸,甚至将原来的部落名称改从汉姓,以求得生存。
  珠海外来居民的迁入,始见于东晋时期。据史籍、谱牒记载,卢循义军进驻广州,失败后其 余部有的流落在香山沿海一带的岛屿,成为海上居民,这些人原是苗裔,不通广东语言更无文化,生活“无所得食,生子孙皆裸体……常下海捕鱼充食。”宛似原始 人类,外间称他们为“卢亭”。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曾乘舟路经此地,因有感作《卢亭诗》云:“老万山中多卢亭,雌雄一一皆人形。绿毛遍身只留面,半遮下体松 皮青。攀船三两不肯去,投以酒食声咿嘤。纷纷将鱼来献客,穿腮紫藤花无名。生食诸鱼不烟火,一大鲈鱼持向我。殷勤更欲求香醪,雌者腰身时袅娜。在山知不是 人鱼,乃是鱼人山上居。编茅作屋数千百,海上渔村多不如。”反映了当年卢亭人过着的是一种非人生活。又唐朝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失败后,其余部有的流落 到珠海地区,如三灶岛斜尾村杜姓、西洋田村吴姓和苏姓就是他们的后代。根据考古发掘,在唐家、金鼎、香洲等地发现有唐代的村落遗迹,证明珠海在唐代开始就 有一批外地人落户了。如在唐代至德二年(757),朝廷在濠潭(今山场村)设香山镇,就有谭、陆、洪、萧四姓居此一带,并形成村落。历史上最早大批移民珠 海是北宋末年,当时珠海的香山镇有渔、盐、矿之利,其地理形势,在宋代日显重要。据《广州府志》记载:“北宋末,距香山横石矶偏南约百里之釜涌境,海隅有 银矿,庶民争赴开采,至有举家迁徙者,皆聚居于海边渍地。”这些到珠海采银矿和海盐的人们,应是香山邻县的居民。而外省迁至珠海的,据记载有“南屏郑族一 支始祖菊双,庆历四年自闽入粤,聚族谷都”。其次大量人口迁入珠海,是南宋时期。宋宁宗年间,因宫女苏氏逃匿在粤北南雄珠玑巷,朝廷严迫该地58条村迁 徙,村民为避兵祸,被逼举家向南迁移,从南雄珠玑巷经广州、新会等地,辗转南迁至珠海,该区“土广人疏,堪迁住址”,其中繁衍迁徙珠海的有唐家唐族始祖、 梁族始祖,山场吴族始祖、鲍族始祖,翠微韦族始祖,南屏张族始祖和南屏北山村杨族始祖等,都是南宋时期从南雄珠玑巷迁入的,迁移时间在宋宁宗开禧元年至度 宗咸淳年间。南宋末年,蒙古族入主中原,南宋朝倾覆,宋帝被元兵追杀,由张世杰等忠臣率军护驾南逃,从景炎二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这段时间,这支船队一直在 珠江口的海域巡徊,从市镇上补充物资。并把不适宜于航海作战的老弱和伤者安置在陆上,他们有些就此入山落户,择地聚居,成为滨海一带的居民。现唐家的文 姓、鸡山村的杨姓和三灶岛、横琴岛等地方的一些姓氏,就是他们的后裔,斗门县南门乡的赵姓乃宋家皇族的遗裔,已繁衍几千人。当时有宋末承节郎赵时(宋宗室 后裔)、翰林学士邓光荐,大理寺承龚行卿三人,流落斗门黄杨山,在山腰建金台精舍避元乱。从此,“衣冠萧散古遗民”。
  在公元1553年以 后,葡人在澳门开埠,与西方各国的贸易不断兴旺起来,终于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在东方的国际贸易中心。万历中期,澳门人口已拥有十万之众,但澳门的居民多为香 山人。这时期,珠海也迁入大批移民,在珠海立村的村庄达五十多个,就是在远离大陆的珠江口担杆岛,也有渔民定居。这些在珠海立村的人们,主要是开垦荒地。 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尤为显著,这对珠海的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初期,康熙皇帝为要攻占台湾,采取高压政策,对东南沿海实行“迁 界”、“海禁”,勒令广东沿海地区和岛屿居民内迁,不准居住,不准捕鱼耕种,越界者斩。珠海地区临南海,首当其冲,居民流离失所,田园荒废,不愿迁的惨遭 杀害,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平定,清政府废除“迁界令”,各地居民又大量流入珠海。清康熙以后在珠海立村的村庄达二百六十多个,遍及现珠 海所辖各区县。而且万山、桂山等岛屿也出现了定居的居民。这些在珠海立村的人们,除了一部分是当地村庄分出的新村外,大部分由外地迁入。澳门对岸的湾仔迁 入的居民甚多,人口也很复杂,由其他沿海地方来者有之,由内地来者有之,蛋民亦有之,为四方杂处。18世纪中叶,湾仔人口就达四千余人(最多时达一万余 人)。他们因农成村,因村成市。直到香洲开埠时期,又有一大批外地人移入珠海,使这块土地成为一个商业城镇。
  据考,宋代以来迁入珠海地区 的居民,他们有来自甘肃、湖北、河南、河北、福建、台湾等省和广东的南雄、四邑、潮汕、阳江、东莞、惠阳、河源、兴宁、紫金、五华、中山、佛山、花县、海 丰、宝安、顺德、香港等县市外来的移民,他们草莱初辟,筚路蓝缕,艰苦经营,积极开发,凭其才识和经济实力,不久在当地取得社会地位,也有的通过科举仕宦 或到海外谋业而成为名门望族,建祠庙、华表、牌坊,就是他们大族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其中较大祠堂有唐家唐氏宗祠、南屏容氏宗祠、南屏北山村杨氏大宗 祠、北岭徐公祠、梅溪陈家祠、吉大叶氏的“荣禄第”和斗门南门赵氏的“绿猗堂”等。珠海有不少的宗氏,追溯其先代都官宦出身,如三灶的张氏,先代是唐朝大 丞相张九龄的后代,唐家的唐氏,先代是宋朝宰相唐介之的后裔,沥溪的苏氏,先代是宋朝直史馆苏轼的后人。故此,这些南来定居的中原人,不乏有识之士,他们 带来了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对珠海地区古代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种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尤在近现代,珠海出现了一大批在军、政、文、体、商 方面的著名人物,一时群星璀璨,辉耀福州。
  而今,珠海试办经济特区,向国内外大举招贤,大批外来移民迁入珠海,鸾翔凤集,人才济济,共同开发这片土地,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将珠海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