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我在《博览群书》上写过一篇文章，结尾那句话后来在网上流传颇广：“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如今三年过去，《读书》已经换了新主持人，而李零又出版了更多的书。
记得第一次读李零的书，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我只是出于好奇买了他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书全部是职业抄手手抄影印的，读后推测这 是因为书中涉及的古字怪字实在太多，铅字排版难以应付之故。1988年恰好去美国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的年会，会后我跑到纽约的朋友那里呆了一 些日子，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去了几次，记得里面藏着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原件，就特意去仔细看了，印象特别深刻。没想到不久之后，我的中国古代天 学研究居然和李零这本书发生了关系，我还引用了他书中的论点。这本原先出于我“好古成癖”的好奇心而买着玩的书，也就不幸沦为“学术参考资料”矣。
有趣的是，那时我并不知道李零何许人也，《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后记中也缺乏有关的信息，所以我很长时间都想当然地以为李零是一个老者，甚至将他想象成须发皓然的样子，却不知他那时也还是青年才俊呢。
后来我知道他其实只比我年长7岁，也应该算同一代人。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又老和房中术联系在一起。先是他译了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记得当时 这书还要“内部供应”（现在有了商务印书馆的新版）。而1992年他在中华书局的《文史》上发表的长文“马王堆房中书研究”，让我读后有类似“崔颢题诗在 上头”的感觉——因为该文中的许多内容，当时正是我也打算写的，看到李零已经写得这样好，我就此息了念头。
李零第二本让我印象很深的书是他的文集《放虎归山》。其中有一篇“汉奸发生学”，尤其让我击节叹赏。后来在他的另一个文集《花间一壶酒》中，又有一篇 “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开首就谈到了当年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引起的一些风波——不算太险恶，不过风波总是风波。“一念之差”文中颇多妙语，比 如“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之类。此文摘录了许多明清之际关于吴三桂的史料，间或也有一些李零自己的评论，这两篇文章 可视为姊妹篇。
■ 和你相比，真是非常的惭愧，也许是由于研究领域的关系（毕竟你的第一专业的研究涉及到古代文献，而你的第二专业又与房中术相关，甚至于你自小以来 对于古典作品的热爱，也都是重要的相关因素）的差别，我对李零的作品的了解就实在是太少了。到目前为止，也只读过他的《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和《丧 家狗》这三本书。不过，在读《放虎归山》中的“当代《封神榜》”这篇原载于《读书》上的文章时，我忽然记起，我是曾读过这篇文章的，而且记忆还挺深，并在 几年前我写的某篇东西中，引用过他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只不过，我以前并没有明确地把这篇文章与李零这个名字联系起来。
尽管有这一个例外，而且，仅就我读过的那三本李零的书中的内容来说也有许多可评可议之处，但整体上讲，我对李零的学术，确实是不了解的。不过我以为， 尽管李零本人所期待的生活，是被“放虎归山”，跳出学术研究，去读野书，写随笔，而且他的随笔又写得颇有可读性，但这后者，总应该是和他的学术研究功底， 与他的学术眼光（或者说学术品味）是有相关性。那么，在后面我们也许更放开来谈之前，你是不是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对李零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他所说的“三 古”方面的工作，先简要地做一点总结和评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李零的追求，在学术的背景下以非学术的方式去谈我们想谈的问题了。
□ 考古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李零的本行（他的《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烁古铸今》等书，就是这方面成果的集结），但这并非我们两人的本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多管闲事”了，对他这方面工作的总结和评论，我看还是让给考古界他的同行们去做算了（我就是做了评论也是一个外行的评论，没有多 少公信力，也不会给李零带来光荣）。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恰恰就是你所说的“在学术的背景下以非学术的方式去谈我们想谈的问题”。
为什么李零会进入我们这个专栏的视野？我想首先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做过非常严肃、非常扎实的研究工作，而且现今仍然在学术体制内生存着的学者，却在近年屡次“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新京报》上的说法）。
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有些学者很害怕这一点，担心一旦处于风口浪尖上，自己的“一世英名”就可能毁于一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或伪学 者）倒是非常想尝尝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滋味，无奈能量太小水准太低，拼命蹦哒也上不了风口浪尖。而如李零者，有足够的能量和水准，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所 以虽然“一不小心”上了风口浪尖，我看他似乎尚能“胜似闲庭信步”。
那么李零自己愿不愿意“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呢？我的推测是：他愿意。
在《花间一壶酒》2005年的自序中，李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他甚至还说：“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接下来的推理就要有一点跳跃了。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说了“闲话”，那是要惹来是非来的呀；而且，不肯老老实实在学术的“苑囿”里呆着，总想到外面“长林丰草”的江湖上去驰骋一把，那就是对遭遇风浪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吧？更不用说对这样的驰骋还怀着“极大的敬意”了！
■ 好吧，那我就顺着你的思路来谈吧。我想，你之所以首先关注到学者与风口浪尖的问题，恐怕也与你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有关。就像你前面在说到“汉奸发生 学”一文引起的“风波”时，用了“不算太险恶”的说法。那么，这与“文革”时期常说的“风口浪尖”已有了不小的差别。或者，也许我们用成为一时文化争论的 热点话题这种说法会更确切些。
但要这样讲，就与学者介入公众传播领域相关了。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说你更关心此事与你自己的经历感受有关。因为标准、规范的学术研究（即使是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不大可能有影响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也正像你讲的，一些想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或伪学者，也许更看重的是因此可能带来的“知名度”，但 却因能力有限（你用的是“能量太小”的说法，那也正是因为能力有限所以能量才小）而无法得到所期望的回报。在不少情况下，恰恰是一些更以“玩”的心态来做 这样的事，写那些“不正经”的杂文随笔而不是以SCI收录为导向的学术论文的人，反而会在公共领域中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引起争议。实 际上，在公众传播领域中，有争议是有利于传播的，有大争议是大有利于传播的，众口一辞地被认可，传播的效果就要差不少，而最惨的，则是连人们的注意力都没 有吸引起来就无声无息地被遗望。
从另一方面讲，一些学者的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而且被人们认为值得去“争”，并不是因为其荒谬，过于荒谬的观点人们通常也不会有争论的兴趣。最大的可能，则是那些学者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的“缺省配置”不一致而看上去却又不无道理的观点。你说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抱歉我在你尚未回答之前就预先强加于你这个判断了），那么，在李零的例子里，你认为主要是在哪几方面他带来了与人们的“缺省配置”的冲突呢？
□ 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对李零来说，情形似乎也不尽然。
李零真正上了“风口浪尖”，我的感觉主要是在《丧家狗》出版之后，或者是他发表了《丧家狗》中的基本观点之后。主要是他对孔子的评价。他的评价固然与 现今相当“主流”的观点大相径庭，但现今这种“主流”观点，如果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算起，却也很难算是“缺省配置”。正如李零所说：“近百年来， 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
不过在概念上稍作一点技术处理之后，你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在“尊孔”已渐成眼下的“缺省配置”之时，李零出来说道：“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 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大胆、相当反潮流的立场。难怪此言一出，立马就上了“风口浪尖”啦。
当然，还有非常符合你上述说法的例子。比如李零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就在汉奸问题上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缺省配置”观念有所挑战。他对吴三桂表示了 某种同情：“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穆公。”他相信吴三桂自己也不愿意当汉奸，是被特殊的时势逼出来的—— 我们常言“时势造英雄”，在吴三桂身上就是“时势造汉奸”。这样的看法，当然是许多思想保守的人，对此问题未曾深思的人，以及那些“愤青”情怀浓烈，不屑 心平气和知人论世只爱占据道德高度口诛笔伐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 这就联系到了另一个我本来就想谈到的话题。近两年，像《论语》这样的传统文化书籍变得很热。这里面，既有像于丹那样的大众普及型畅销读物的作者的 功劳，也有像李零所说的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看看许多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就可见一斑。而李零也在北大开读《论语》的课，以更为学术 化的方式（又与标准的学术化方式稍有不同，至少在其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上是如此）讲授《论语》。
我这里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将于丹和李零讲《论语》的书相比，你会怎么评论？非常抱歉的是，许多人听到这种比较可能就会愤怒（但不知李零本人会不 会），但确实就社会影响来说，于丹的书是比李零要大。那么，这是否意识着，在传统文化上，学术式的阐说与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确实有着很大的鸿沟呢？这样 的鸿沟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或某些种类型的努力而被弥合呢？
其次，我读李零的书的另一个感想，是觉得他在骨子里并不追求时尚（比如说，在他的文章中几乎见不到那么多西化而且前卫的新理论——不过一个例外是他虽 然不以术语但却在基础观念上表现出与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的契合之处），又不简单地附和缺省配置的说法，而是以有些另类不俗（形式上倒有些大俗大雅的感觉） 但却相对朴素的方式，给出自己的新解读。而这样的论述风格，在当下的学者中确实是不多见的，也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也许他的文章相对来说（不是就大众传播 来说）为人喜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
□ 于丹的书我没看过，也不打算看。我向来有一个毛病——凡是那些炒得满世界都在说的超级畅销书我从来不看。这是一种逆反心理。如果李零也在《百家讲坛》天天开讲孔子，《丧家狗》也印了几百万册，那我也要敬谢不敏了。
这个毛病本身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学术式的阐说与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确实有着很大的鸿沟”，而且，我们根本不应该去弥合这种鸿沟。这种鸿沟是宝贵的，它至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学术庸俗化”的趋势。
那么“如果将于丹和李零讲《论语》的书相比”，我会怎么评论？
你记得我在吃饭问题上的怪癖吧——到了异地，总是找自己熟悉的食物吃，而对于尝试陌生的食物没有兴趣。李零的《丧家狗》就是我熟悉的食物，有了它我就用不着再去考虑于丹的书了——毕竟我又没有义务去评判李、于二人的水准高下或作品优劣。
我既然不读于丹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将她的书与李零的《丧家狗》作比较。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媒体上有人从于丹的书中找出了许多硬伤，但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找出《丧家狗》的什么硬伤。
当然，这可以引导到另一个问题：对于《论语》这样的经典，“公众可接受的讲解发挥”是不是可以容忍硬伤？也许有人会认为“可以容忍”，但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无论如何，有硬伤——其实我们也无法不容忍，那些硬伤已经存在了——总不如没硬伤好吧？
■ 在这个问题上，我持相对宽容一些的态度，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对激进的观点。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李零眼中书中的《论语》，是李零的《论语》，而于丹口中笔下的《论语》，又是于丹的《论语》。就像李零也不完全同意其他学者式对 《论语》的解说一样。当然，如果模仿李零的说法，用“《论语》解读发生学”的立场来看，各种解读似乎也都有其产生的环境，而且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在这里， 《论语》只是论说者的一个话题而已，在说这个话题时，作者都是在投射和演绎着自己的观念，只是演绎的规范不同。
这样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本“真正的”“真《论语》”和一个“真正的”“真孔子”呢（这还是李零的语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又回到关于文本 及其意义的哲学讨论了。激进一些讲，至少从原则上，后人现在是无法得知孔子本人的意见了，甚至就算孔子本人说过什么，那也不一定算数，对之还可以有别的解 释。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学者自然可以坚持学者的解读规范，非学者（在专业身份上或有别于学者规范的意义上）也可以按他们的方式去解读，受众就更是多样 了。但规范也有差异，同一规范下解读的结果也有差异，否则到某一本书，学者的工作也就终止了。
对此的进一步争辩，还可以用什么向“绝对真理”逼近之类的说法，但那种永不可及的“绝对真理”，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而且按你的说法就是“也无法不容忍”）更坦然地面对不同的、多元的各种解读版本了。只要选择和坚持（或不坚持而转变也无妨）一个你喜欢（出于各种可能的原因）的规范，你也就有了你的《论语》。
□ 站在多元的角度来说，你的这个看法我自然赞成。
从《去圣乃得真孔子》这样的书名来看，李零是相信历史上有一个“真孔子”的，而且相信他可以正确理解或“得到”这个“真孔子”。我不难预料，对于久经 后现代思潮洗礼的你来说，李零的这两条信念，你最多只能赞成前一条。因为事实上，“真孔子”即使曾经存在，我们今天也肯定无法“得到”他。于丹的孔子和李 零的孔子，乃至所有人的孔子，都是建构出来的。我们唯一能够比较的，是看谁建构的孔子相对来说更为合理——这就包括看谁从历史文献中得到的证据更多、谁在 解读历史文献时出现的硬伤更少。
所以无论有没有“真孔子”，无论我们能不能得到“真孔子”，都不能成为替硬伤辩护的理由，有没有硬伤毕竟还是有点高下之分吧。别人未能在李零的文章或书里找出硬伤，当然说明李零的学术功底比较扎实；并可以进而推断，他建构的孔子更为合理。
不过说实在的，在李零的思想和文风之间，我更喜欢的是李陵的文风。
杂志《新周刊》每年编一册当年的《语录》，在《2008语录》中，李零入选这样一条：“孔子不是软实力，老子不是软实力，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
我其实并不十分赞成李零的上述说法，但是我却喜欢这条语录。我喜欢它什么呢？我想我是喜欢它的表达方式——简洁明快，直截了当。这就要引导到对李零文 风的评价了。我非常喜欢李零的文风，尽管我自己并不使用这种文风来写作。有一位优秀的美女编辑曾对我说，她感到李零的文章有“痞气”，这个表达也可能并无 贬义，甚至还可能暗含欣赏之意呢。“痞”者，不甚典雅之谓乎？通常我们习惯于认为知识分子说话行文应以典雅为好，然而李零说过“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 子”，他也许不屑于像通常的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行文。这和他对于“学术苑囿”日益厌倦，常有“长林丰草之思”，希望早日“放虎归山”，倒是一脉相承的。
■ 看来，你也没能完全避免后现代的影响。不过，从论证的逻辑上来说，这种“去真”的说法真是很难反驳的，除非要诉诸信念——但那就已经无需也无法对之进行逻辑论证了。
关于“硬伤”，我姑且倾向于同意你的观念，但也还可以做点有限的辩护，当然，这并不仅限于《论语》和孔子的问题。从原则上讲，所谓硬伤，同样是在某种 规范中才被认可存在的。比如，相比李零，人们说于丹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中有硬伤，这当然是就传统中被比较一致认可的学术规范而言。于丹的解读，可以有其自己 的意义，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她的解读又无法完全独立于传统学术对于历史文献的理解。这是一个更基本层次的问题。在此层次之上，是更个人化的理解，在这个层 次上，李零同样试图给出与传统（或者说当下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说法。而且，他给出的说法，也是颇有新意的。他与传统古典文献阅读理解传统更相接受的学 术训练和对学术规范的把握，也使得他的新解读，更容易得到学者们的接受。正是李零和于丹的学术背景、学术训练、学术规范的不同，以及相应的解读方式和传播 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著作在社会上的影响的不同，以及其主要受众的差别。
关于李零的文风，我完全同意你说的那位美女编辑的说法，实际上，我也很喜欢这种带些“痞气”但却有力而简洁的文风。也许某些比较传统的学者会对此有不同感觉和意见，但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欣赏，也就足矣。
总之，如前所讨论的，虽然在最后一点最基本的、带有本体意味的“真孔子”这样的问题上，李零还有些传统，但在其他方面，从行文，到思想，李零足以成为当代学者中的一个“异数”。而他在学者圈中受到的欢迎和产生的影响，更说明目前学者中像他这样的“异数”还是太稀有了。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6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
李零：《烁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
李零（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
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三联书店，2008
李零：《放虎归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读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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