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地福人
2017年5月5日《信報》
劉健威 <此時此刻>

在潮州老城參觀了饒宗頤學術館。

好豪氣的一座學術館，傳統中式建築，樓高兩層，還有園林亭台；是在饒公故家舊址重建的。

館內展示了饒公畢生學術成就，包括了四十個「第一」——在不同學術領域上的開創性。更親切的是讀到饒公的書畫，那畢竟是直接的藝術接觸。

有熟悉，也有陌生的感覺。熟悉，因我是饒公的不肖學生，念研究院時，因為大家都住跑馬地，有兩三年之長，饒公天天坐我的車子回中大，無所不談；陌生的是，我不是做學問的料子，對饒公涉獵的許多學術領域並不熟悉。

但印象深刻的是，饒公認為，沒有香港，就沒有今天的他：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間，饒公受聘廣州中山大學，只是其時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澄江，饒公繞道前往，但在香港得病滯留；哪知因病得福——獲王雲五邀請參與《中山大辭典》編纂；又應葉公綽邀，參與《全清詞鈔》的編輯工作，由是博覽群籍，眼界大開；饒公自是成為「香港人」，其後赴日本、印度、歐洲、美國、新加坡……講學，成為國際知名學者。假如饒公不是居留香港，其後數十年，他也像大部分中國學者，被政治環境折騰，人身眼界侷促於一隅，蹉跎歲月，枉費才學——我現在所居，是學者陳寅恪留港舊址，他的遭遇就是例子——他通曉二十多國文字，是清華大學四大導師之一；晚年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雙目失明仍然捱批捱鬥，遂發出「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的哀號。

相對而言，饒公福氣——自由研究學術，又得到肯定，在不同城市都有向他致敬的學術館。香港成就了饒公，饒公也成就了香港——誰敢說香港沒有文化？

從加拿大回來，趕着去看「董橋書房」。看了一個多小時，其實只是粗略，但已感到精神上近來少有的滿足。臨離去時給董橋發一短訊：「欣喜陶冶，很有意思」。他回訊：「讓你受累！……幸好你看了舒服！」
跟董橋認識有三四十年了吧，我比他稍長幾歲，來往不多，以前我們這一輩都叫他小董。十多年前他在《蘋果》當社長，我也在那兒寫稿和做過編務，跟董橋接觸多了。後來我二人都成了高齡人士，於是互稱「老頭」。當社長，要管行政，更統領編務，難免會做些受歡迎或不受歡迎之事。不過，受歡迎的多出自他的認知及本意。跟他聊天，就知道他學貫中西，熟悉新聞，是非明辨，獨具鑑別文章好壞的慧眼。
董橋與我都是文人，卻是不同路數。我早年也醉心文藝，但後來主編政論雜誌和寫政論之後，就一頭栽進直接針砭時事的編寫志業中，無論寫文章、出書，都比較隨心隨意，常常是急就章，因為政治一天都太長。董橋一直很藝術，為文極少觸及時政，他一直固執於自己的喜好，寫文章，出版書籍，精雕細琢，嚴謹認真，以至達到寫作人的精緻境界。這個時代，這個地方，還有董橋這樣的人，實屬稀有。而在一切都講快速，講及時，話題迅速消費迅速消失的時代裏，幸而香港或中文世界還有董橋，讓我們放慢腳步去欣賞去傳承中西文化中的美。而美，是比歷史比新聞更真實的東西。
甚麼是「董橋書房」？它的意思就是在這樣的書房中，這種對美的事物的收藏喜好中，塑造了一個董橋這樣的人，這樣的文，這樣的志趣，這樣的涵養。香港有不少書畫藏家，他們的收藏或許比董橋豐厚，但他們收藏的是「價錢、價值」，董橋收藏的是志趣。他的文章解釋了他對藏品的欣賞和品味。在紛紛擾擾的社會中，特別寄身在各種荒謬新聞的傳媒中，要堅持這樣的書房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就是有了。
董橋寫下的李商隱詩，最末兩句是「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佛經認為，世界萬物都只不過是微小的塵埃；後一句有人解作「我為甚麼還再沉溺於愛恨之中」呢？也有人解作「即使萬物只是微塵，我也寧願選擇人世的愛與憎」。不管哪一種解釋，萬物包括我們自身都是微塵，愛與恨都會成為過去，都可以放下，但是，喜好和厭惡卻是活着即不可免不可少的感覺。人生不能無感。這或許是董橋、至少是我，喜歡這兩句詩的原因。
董橋在一篇講習字的手稿中，提到晚清第一書家何紹基一句話：「寫字亦如做人，先把脊樑豎起。」他謙稱學何紹基得形似而未臻神似，或與此有關。
「先把脊樑豎起」，太精采太應時的一句話。我知道董橋很少公開議論政事，但他是一個豎起脊樑的真人。對美有癖好者，很難容得下虛假與醜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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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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