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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9, 2010

010年1月30日

留下盛世的記號 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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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永遠一頭長髮、一副黑超,可他已不再是八十年代初那個叱吒潮流的《號外》雜誌主編,也不再寫中英夾雜文章、講西方歌劇與同性戀的番書仔。

眼前陳冠中的最潮話題,既不是Giorgio Armani與Gucci春裝新款,也不是法蘭西佳釀馥郁與雪茄飄香。他今日最想談的,是新中國知識分子腳下那條分叉路。

陳 冠中去年底出版政治小說《盛世》,紅彤彤封面印有金色的方陣圖案—那是去年國慶六十周年,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看到穿短裙女兵排出的巾幗方陣。書名《盛世》 下面寫着「中國,二○一三年」,還有法國文藝復興哲學之父伏爾泰(Voltaire)的名言:「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是最好的。」

手執《盛世》眼前浮現北京中關村高聳入雲的玻璃幕牆商廈、朝陽區高檔商場內全身歐洲名牌的性感女郎、七九八藝術區每幅開價逾十萬元的七色當代畫……啊,多麼的紙醉金迷、多麼的繁榮昌盛。過去十年,陳冠中就住在這個國度,與八十年代初那個鈔票味濃濃的香港,一樣迷惑。

此刻陳冠中眼前盡是人民幣鋪出來的康莊大道,但同一時間,他身處皇城卻收到各方傳來以言入罪重判劉曉波的訊息觸動腦神經,讓他深思,眼前所謂的「太平盛世」,可是個捉不住的幻象?危言盛世難道才是真象?

去 年十一國慶前夕,陳冠中留意到,北京的街道和報章隨處可見「盛世」一詞,文人揮筆寫下「盛世華誕」,陳冠中沿着鐵畫銀勾走回漢唐盛世,穿越時光隧道,於萬 里長城的巔峰,細看建國六十年當今最興盛的光景。然後,他黯然發現,盛世真象原來一直被那個燦爛虛浮幻象掩沒,那其實和封建皇朝一樣:「都是專制盛世、用 金錢箝制知識分子發聲的嚴打盛世。」

由古而今,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視風骨 - 不屈於權貴威勢、不移於富貴名利,懷有赤子之心揮筆捍衛公義。但陳冠中卻看到:「如今新中國的盛世,造成知識分子嚴重分化。」

主流士大夫不再視風骨為高高在上的凌人氣節,巨龍下的天之驕子,被金錢迷惑得天旋地轉,話語中盡是真真假假大兜亂。如劉曉波心懷知識分子最高情操,深信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的文人雅士,卻被打成過街老鼠。

這是什麼樣的盛世?陳冠中在大紅燈籠大鑼大鼓中,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迷失與朦朧。

當今青年知識分子 — 向錢看,沒歷史感:

《盛世》的青年主角韋國,二十四歲、北大法學院高材生、夢想成為中宣部高官圖掌控人民精神。為了登上權貴階梯,韋國在大學裏刻意攀附有勢力教授。得悉母親在網絡大發反黨論,即向其上線黨領導告密把母親關進精神病院。

陳冠中塑造韋國這人物,令讀者恨得咬牙切齒,可原來韋國並非百分百虛構:「當今新中國,很多年青人都是韋國。」如此恐怖?「真有不少人跟我說:『我周邊的人都是韋國,大多是北大、清華明日之星。』」

韋 國艷羨中國當今的經濟成就,認為祖國是全世界最偉大國家,國勢之強定要加大力度打壓異見分子,如今卻是「太寬容了」。陳冠中如此分析:「韋國就是國內八 十、九十後的精英心態:看不起一般老百姓、極之懂得計算走位、隨時出賣身邊人為求上位。」陳冠中希望藉韋國帶出訊息:精英青年為權為錢效忠共產黨,但原來 忠於黨,可以埋沒一個人的道德良知。

在北京住了十年,陳冠中發現青年人愈來愈愛說客套官話,一切源於學校由細到大教導要醒醒定定識做人識講好說話。「北京有家名牌小學國際部,叫學生用『春天』為題作文,小孩清心直說春天潮濕令人煩悶,結果被老師罰重寫:『春天必須是欣欣向榮心花怒放。』」

「講套話的問題,近五年在內地愈見嚴重。」套話令人想起文革期間無人敢說真話的黑暗歲月,怎麼在這個「盛世」年代,青年人的城府卻深不見底?「都因他們不肯也不敢說真話。」

「年輕人,覺得如今中國強大有錢,心頭泛起陣陣幸福感。」但所謂的「幸福感」卻又是多麼的虛無飄渺而捉不着。幸福,除了物質,精神上有什麼?卻其實想不出來。

「年青人其實有很大壓抑:入名牌大學為搵好多錢,然後買層樓娶個老婆。」陳冠中感慨,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忙於在競爭激烈的物質圈中打拼周旋,卻無人願意背負沈重的歷史包袱,從前人往事反思當今的社會問題,皆因眼前的物質包袱,已重得教人透不過氣。

韋國,偉大之國,它源源不絕的銀彈,洗脫了千年傳統士大夫與商人之分野。曾幾何時,知識分子引以為傲的獨立思考與隱惡揚善,已被泛紅的幸福感掩蓋,還漸漸埋沒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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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知識分子 — 心中有條底線:

韋國的母親韋希紅,是陳冠中筆下女主角、中國近代所謂的良心知識分子代表,卻被新一輩看成瘋婦異類,其價值觀與兒子韋國有強烈對照。

韋希紅是在改革開放搖籃中成長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八三年北京政法學院畢業,因為在法庭上捍衛不該判死刑的犯人,講真話而被革職,後於八十年代初辦酒館沙龍,八九民運時跑到廣場支持學生。

近年,她不解為何中國盛世後人人不再批評政府,陳冠中給韋希紅配上一段自述:「令我震驚的是,我跟他們談以前的事,尤其是八九六四,他們都不想談,甚至是一臉茫然。談到文革,他們也只記得下鄉插隊好玩的事,都變成青春期浪漫懷舊,連憶苦思甜都談不上。」

她還說:「(中國人)某些記憶好像集體掉進了黑洞,再也出不來。」失憶,成為當今中國人的特點。

陳冠中舉例:「六四之後,八九至九二年間,其實發生了打擊個體戶、思想檢查、言論自由被趕盡殺絕等事件,那是一段黑暗歲月,但又有幾多人記得?」

「如今,中國人只記得,六四後就是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就是欣欣向榮。」

國民集體性失憶成為盛世的副產物,但沒有了泛黃的歷史軌跡,知識分子慢慢失去說真話的勇氣,正如韋國。「你認為年青的真不知道文革六四麼?要找史料一定找到,只是他們不願意反思。」

小說中的韋希紅,具有萬千個網名,朝夕於網絡討論區大罵政府、引來憤青和下鄉工人把她連環追擊。陳冠中說,韋希紅和韋國,都是現實生活兩種知識分子的折射:「我身邊有很多個韋希紅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虛構的互聯網,成為他們唯一可說真話的平台。」

在紅色的盛世大國,中年知識分子欲講真話真的如此艱難?「很多人的底線是:我不講假話,但我也未必講真話。」

陳冠中身邊的一些中年文人才子,雖然和韋希紅差不多年紀,卻和韋國一樣都被金錢迷惑至神魂出竅,「有勢力者來派錢,會千叮囑萬叮囑他們:『你未必要大力支持我們,不反對就行。』知識分子自然識做,察覺社會有問題也不敢出聲。」

「當然也有士大夫主動獻媚成為中央打手,得到無窮無盡的物質好處,不言而喻。」

陳冠中又可是「上大人」收歸的對象?「我是外來人,無人給我好處,也無人叫過我收聲。」

當今知識分子身邊都是誘惑,卻突顯被判刑十一年的劉曉波,揮筆疾書《零八憲章》如俗世洪流中的清泉。現實中的劉曉波和小說裏的韋希紅,是同一個世代的知識分子,都是不甘於真話與良知被埋沒的,卻同樣落得堪虞下場。

劉曉波被捕後,陳冠中說,北京文藝界有兩種反應:一是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另一是感到極度憤怒。「中國社會現在很畸形,奧運開放過後有很大反彈,言論自由不斷收窄,政府引用『嚴打』一詞愈來愈頻繁,不說真話除了利益,也就是不敢說,不想成為另一個劉曉波。」

陳冠中說,如今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欲繼續發聲,唯有棄用古時的進諫直言,改為踩鋼線撰寫「擦邊球」式文章 - 心中先畫一條底線,落墨時採「以條文反駁條文」,拿出憲法理據來批判,同時隱瞞帶出觀點,但不會表明自身立場,「所以在中國寫一篇暢所欲言的評論很困難。」

「那條底線還是不會破的:不講假話,也未必講真話。」

沒有古時的血書、也沒有皇帝面前的跪拜,知識分子那片丹心,千年來也只能瑟縮於月亮下的一角,暗暗把酒當歌。

陳冠中當然明白,在中國自居知識分子是多麼沉重悲涼、矛盾無力,所以他在過去十年間,都把自己當成局外人,以觀察員身份從旁細看,反而輕鬆自在。

大多數知識分子 — 心懷幸福感:

《盛世》裏的韋希紅,說真話落得被親生子出賣的苦下場;韋國,說套話在黨的祝福下因「大義」滅親步步高陞。陳冠中對照兩人帶出重點:

「在中國,做好人原來很難。假,才是生存之道。」韋希紅與韋國母子,帶出兩代知識分子的分化。陳冠中說,當前主流的文人,還是以韋國一類較多,即使並非人人如韋國般攻心計,但大多數都有四個特點:一,心懷幸福感;二,不想反思歷史;三,不說謊也不講真話;四,不表態。

北京日復日的三百六十五日,陳冠中也沾染了點點主流知識分子的特質,才得以為自己找到一個安全位置自處。但當前的盛世中國,令陳冠中想起三十年前,他創辦《號外》時那個香港盛世的年頭。

香 港與大陸的軌跡相依,陳冠中在時空交錯的重疊中,回望言論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如今北方文人卻不能在物質進步的同時,為社會帶來文藝復興式的思想衝 擊,停滯不前的思維變相是另一種落後。陳冠中用他的小說來引證:「當前的中國是極度複雜與矛盾,硬件營造的盛世,不代表軟件也同時有進步。」

既是畸形盛世,是什麼吸引陳冠中繼續留在北京?「未來的焦點,仍是中國。」

陳冠中打算繼續見證盛世,但北京人的幸福感,他這個局外人無論如何也難感同身受。反而劉曉波獄中所言:「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近日不斷在陳冠中的耳邊迴旋跌宕。

中國現有九成自由

陳冠中早有心理準備《盛世》不能在內地出版:「書,是寫給關心中國的海外人看。」

十年來,他一直想寫關於北京城的書,風格如張愛玲的《上海閒人》,但有感自己對中國認識不深不能提筆。至○八年中國經歷政治年,起起落落翌年即一百八十度攀上所謂盛世顛峰。陳冠中感到是時候了,寫的就是二○○九年中國:

「封面說二○一三年,只為方便作一些故仔。」

他希望藉小說讓人細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國,應是個怎麼樣的大國?知識分子應如何自處?眼前可是最壞情況?

陳冠中的看法是:「中國現有九成自由,另一成,是碰也碰不得的。」

「但那九成自由,都是政府開放賦予,為何並非人享有與生俱來的權利?」

陳冠中在香港與我們暢所欲言。他說,寫畢《盛世》後會繼續長居北京,沒有提心吊膽,大概因為他沒有在書中道出自己的立場?這一點小聰明,又可是他從中國主流知識分子身上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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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盧曼思、蔡傳威 撰文:盧曼思

攝影:黃潤根 版面設定:賴永源

監修:袁耀清

Wednesday, January 13, 2010

杨小凯胞妹杨晖回忆小凯的一生,感人至深 糊涂一塌

2009-05-06 00:34:05 来自: 糊涂一塌(触到了这个世界,却触不到我的心)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仍旧枕寒流”
。2004年我两番到澳洲,可两次的心情却截然不同。7月,在墨尔本瑟瑟的冷风中再次来到小凯郊外的那栋红砖楼房时,是与那么可亲、那么优秀、那 么年轻的哥哥告别。院蓠边,小凯亲手种下的那排松柏依旧挺拔、青翠,我却只能在树下独自徘徊!思念的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在心中千万次地呼唤:回来吧,小 凯!

□ 告别你恍若在昨天
我是在7月5日中午接到小娟的电话说小凯不行了,我马上定到了7月6日晚飞澳洲的机票。飞机在7月7日墨尔本时间6:55分落地,行李等了很长时 间,大概二十分钟吧,更不幸运的是我被抽查了,出到大厅已是7:36分。在我们驶完了近50分钟的车程,于8:26分走进家门时,小凯已耗尽最后一点气息 而离去,那是在澳洲时间7月7日7:49分,这时的北京时间还只是5:49分。
抚着小凯不闭的眼睛,握着小凯仍然温热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伤痛欲绝的我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含混不清地重复:小凯!小凯!小凯……
墨尔本冬日的阳光撒满整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悲伤的我和安静的小凯。我就那么坐在床前,坐在那张今年农历春节我来澳洲陪伴小凯,曾许多 次给他朗读圣经篇章,让他能静静地休息一会的椅子上,看着如今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和迅速苍老的小凯,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坚强,从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小 凯怎么就没抵档住癌细胞的攻击盍然而去!要知道,你曾是老父最后的希望,母亲心中的痛惜,兄妹眼中的骄傲,你也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更是你所开创事业的舵 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你付出的最多,可却没等到收获!你的壮志未酬,你的妻儿还那么弱小,你实在走得太早!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为准备小凯的悼念,我与唐人电视的蒋勤女士一道匆忙编辑了一组小凯的生平照片。看着影像中幼稚的小凯、成长的小凯、瘦削而沉 思的小凯、壮实而颇有学者风范的小凯,我的思绪才开始忘掉这两年见得太多的病痛中的小凯,而回到与小凯共同度过的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童年和敢想、敢说、 敢干的充满理想的青少年。

□ 跟随你走过和煦的春天
在兄妹中由于我与小凯的年龄最相近,我小他两岁,读书时他只比我高一届,所以我与他跟得最“紧”。从小小凯就是机关大院里家长们口中孩子们的榜样 和学校及机关少年之家中孩子群中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小凯的优异成绩和当着学生干部并不是我羡慕的,我佩服的是他总能干出些别人想不到、干不出的事情来, 就我这个“跟屁虫”来说,这是最大的骄傲、信赖与依靠。
记得我们同在省委机关新湘幼儿园时,那时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小孩子肯定是喜欢回家罗。有一次不是星期六的晚上,他居然带着我从幼儿园翻 窗而“逃”回家。我们,当然主要是小凯的行动让父母大吃一惊,在幼儿园也是件大事。小凯总是想做就做,而不象我羞羞涩涩从不敢随思而动。58年我们住在省 政协时,正是大跃进时代,小凯居然能带着我们在院子里试着自炼废铁。三年困难时为改善伙食家里喂养了一些鸡鸭家禽,小凯是最积极的饲养员,我们都笑称他 “鸭司令”。一次阁楼上的免子死了,他居然能象课堂上老师说的那样把它来个全身解剖,看得我又惊又喜。1962年我小学五年级、他小学六年级时,父亲作出 一个决定,让小凯带着我到北京亲戚家过寒假。父母给我们俩买了个软卧,我们两个没有大人带领的半大孩子很快就成为乘客们注目的对象。小凯沉着、镇定、睿智 的态度得到大人们的一致赞扬,同车箱的是一群回北京的海军,一路上照顾我们俩竟成了他们的义务,在他们的讲述和介绍下,我们甚至吵着下车后一定先跟他们去 看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雄伟的天安门。
成长中的小凯在我们同龄人的眼中是能干大事的人,起码也是准备干大事的人。他勤于思考,敢于实践。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开始记日记,他多次向 我及他的同龄伙伴们介绍写日记的好处,既练习写作,又记下所思所想,回过头来翻看日记是一种很好的回味与享受。可惜我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小凯从小学 到初中的日记已记了一大摞。文革抄家时我曾想方设法将小凯的一摞用活页本记下的日记辗转保存,只可惜在我回城后,在父亲家多次的动迁中失散了。身处长沙, 毛泽东的长沙第一师范旧址是肯定要去的。印象中小凯对毛泽东青少年时的雄才大志很是敬仰,特别对于那种毛泽东也推崇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儒学警句牢记在心。寒冬季节,他在家和在学校都多次象毛泽东那样洗冷 水浴,中学时每天上学都坚持跑步。我那时上学与他同路,他经常从那个湖南省委后门通向一中的长坡开始,绕着之字形向上跑,一直跑到学校。他告诉我,中学运 动会上他参加的是5000米的马拉松跑,我说,那太难跑了,他说,那最能锻炼耐力。而鼓动几个同学到桔子洲头去畅泳和横度湘江,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之一。
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很早就开始了。这与我们家的经历有关。父亲1959年被打成“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 舟)”右倾分子余孽和1962年的甑别平反给小凯的印象很深,他曾多次和我谈起62年他随平反回城的父亲住在省委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时的人和事。那一年他 在唯成绩论甚嚣的气氛下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长沙市一中,父亲很为他高兴,他也是省委干部子弟中少数几个凭成绩考上的人。逐渐长大的小凯很愿意接触社 会,1964年他曾随在省总工会工作的母亲到湘潭锰矿参加社教,体验那种与工人同吃同住的生活。那时中国的形势已很左,我们都受到很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 育,在小凯65年初中毕业时,曾闹着要到基层参加“四清”工作队,又提出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师范学校,把父母急得要命,拼命做他的工作才又考了一中高中。 进入高中时已是文化革命的前夕,我最记得小凯对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的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很感兴趣,认认真真地抄录下来,还让我帮着抄录,对其中那 些批判5分制和中国高干和高干子女的特权等说法很有同感。我一直觉得,小凯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思想都源于他的经历和教育,他是个很能独立思考的人,并且勇 于实践与表达,并不象后来很多人说的,是因为父母亲的被批斗而参加造反派。可惜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和小凯来说只是一段永久的伤痛。

□ 不堪回首的那个年代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凯参与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反工作组行动就完全是他的独立思考。这是长沙中学生最早的造反行动,我的父母当时还没有遭 到批判。虽然后来工作组的人把父亲的历史问题拿出来压制了他,随着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何等地高兴。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省委院子里拦住 一中工作组干部的自行车,那种执拗地要干部向他说清问题的神态令我印象深刻。这时的我一如既往地是小凯的追随者,哥哥的反工作组行动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 也成为班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鼓动同学们自由出去串联的学生。第一次串联我们就是三兄妹一起走的,我们从长沙经武汉到北京一起参加了66年11月 25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最后一次红卫兵接见,之后小凯就忙于到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而我则随表姐去了大庆油田。从北方回来后,我知道小凯正组织同学步行 串联到瑞金,并且还准备沿途进行农村调查,那时的那种劲头很有点象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67年上半年。小凯67年 2月的第一次被捕我的感觉并不深,因为那时被抓的造反派太多了,可是妈妈却吓坏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我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小凯被关押的湖南绸厂,可是看守却 拒绝我们看望小凯,往回走时夜黑风寒,妈妈坐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看着妈妈那种焦虑的神情,我这才感到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天真。
67年年中,长沙的文革形势比较混乱,武斗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这时虽然也参加了和哥哥一样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长沙红中会”,但态度比较消 沉,一般就跟同学们出去看一看,没有什么行动。记得6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妈妈找到我们学校寝室,把正在睡午觉的我叫起。那时我和哥哥都住校,很少回家, 父亲被隔离在单位,妈妈虽不允许回家但在单位还比较自由。我的学校离妈妈的单位很近,妈妈是听到外面武斗的消息寻来的,为我特别是哥哥的处境而担忧。她一 再叮嘱我叫我一定劝劝哥哥,不要那么“冲”,说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事情的轻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可母亲那种对于孩子们的担忧和痛惜令我年轻的心第一 次颤动。我知道那时哥哥基本是红卫兵造反派默认的思想家,我不断听到他的言论和文章的消息,我对他是又敬佩又担忧,敬佩他敢思敢想敢说,担忧他的那些激进 想法总是那么鹤立鸡群不合时宜。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专门跑到一中找到哥哥,和他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是雄辩家,他批评 我散布灰色论调。
67年下半年随着湖南省革筹的成立和长沙“工联”的“正统”化,与之相对立的“省无联”(红中会是省无联的学生团组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 舆论压力,到哥哥的“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继抛出来时,对当时长沙“省无联”类的 “极左”造反派的批判舆论已如黑云压城。我听说哥哥这时离开了长沙,想避避风头,而我则在“一•二四”批示的前夕——1968年1月23日早晨听到母亲自 杀的讯息。我第一个跑到母亲的单位,闹着要见母亲。记得23日下午母亲单位的人叫我去时,我首先见到是满院的“揪出省无联‘黑手’——陈素”的大标语和大 字报。我先被叫去谈话,单位造反派头头是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很熟的人,在一通革命道理之后,他突然感叹道:小凯我看着长大,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又好, 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突然激愤起来,争辩道:哥哥不是反革命,妈妈也不是黑手,你们都是乱说!之后我边哭边历数当时的大字报及报纸上对于哥哥和我们家的编 造和诬陷直至声嘶力竭。晚上他们叫来了父亲,我们一同去看了妈妈的尸体和收拾妈妈的房间,默视着母亲被收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曾就着月光和着泪写日记,可惜那几页日记后来怕被工作组当“罪行”而被撕掉了,但我肯定是指责了哥哥,我不知道那时他在 那,但我知道妈妈的死与他很有关。我能体会到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当时的气氛下,对心爱的儿子可能是黑暗的前途绝望的心情,对当时的形势也没了任何指望,用后 来爸爸的话说,妈妈是被逼死的。在单位他们给我看了据说是妈妈遗言的一个笔记本,那应该是在67年年底左右写的,很短的一段话,除了对我已成婚的大哥大嫂 有几句交待外,对我们小的三个就是让我们当个好农民和好工人,在那时她希望的是我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妈妈这个遗言我传递给了哥哥,在哥哥逃离长沙前他曾 给我带过一个条子,写了很多关于妈妈,伤心之情跃然字里行间,但他却没有妈妈悲观,他对他的观点与理论仍然是坚信。
1月24日晚,那个着名的“批示”就在长沙大街小巷广为广播。大约是批示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红中会一个与我哥哥走得很近的同学在我们学校门 前的路上堵住了我,递给我一个条子,是哥哥的笔迹,说他现在很好,想到外地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搞到一点钱。父母的工资当时都冻结了,机关给我们每月18元 的生活费,我手上并没有余钱,所幸我在家里的书柜内找到父母遗留在书籍里的几百元钱。我给红中会的同学带去了200元,还带去了我的同学陈玲琅和从武汉来 找杨曦光未果而留在我这的哥哥一中初中同学曹某的地址,我的意思是哥哥如果没地方去可去找他们,一个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曹某也曾对我这么许诺。没想 到哥哥后来真到了陈玲琅家,一直住到离开长沙,并托陈给我带来了那个字条。离开长沙后他也直接去了武汉,却被曹出卖在长江大桥上。曹曾在哥哥的同学们中倍 受指责,我也很懊恼怎么给了哥哥这么个地址。今年春节我在澳陪伴小凯时他却说到了曹,他告诉我2003年他回长时与同学们有一次聚会,在大家都指责曹时, 他却表示了对曹的理解,认为自己曾是中学校政治老师的“爪牙”,批判过曹的日记,使曹也受到伤害。
哥哥被抓回长沙的第一次批斗会在长沙一中,我去参加了。虽然在会场的角落,但对哥哥的无穷批判和凌辱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校园内游 斗时,鞋也掉了,衣衫凌乱地被人呼喝推搡,使我再也看不下去而悄然离去,以后他的批斗会我再也没去过,只是开始了奔波于河西父亲的“学习班”和关押哥哥的 城南左家塘看守所给他们递送东西。这时的我再没有文革初期的激情与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观点的是非争辩,我想起的是母亲的嘱托和母亲走后我应承担起的对亲 人的担忧和关爱。给左家塘送东西被审查得很严,一些书籍那怕是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和马列单行本也不让送,所以每次只是送一些衣衫和日常用品。很多年后当我看 到哥哥的那本《牛鬼蛇神录》时,我曾深深地自责,当时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正值20岁青春年华的哥哥曾经那么饥饿,我却没想到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想办法给 他悄悄地送进去一点营养品。68年12月我下乡后,送东西的任务留给了妹妹小成,但小成在69年也离开长沙去了山西,69年杨曦光正式判决后,一段时间内 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
70年冬天,我在插队的湘西南村落接到一封写到我的中学再转来的信,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哥哥的来信。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已到了劳改农场,很长时间 没有接到家人的音讯,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不希望家人与他断绝联系。我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读那封信的心情。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能把这封信转给我,我 马上决定这年春节一定回长,并去农场看望哥哥。那时的我从68年12月到达农村后还没返过一次城,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只埋头干农活的状态中。那年春节我回 到长沙,并根据信上的地址奔到岳阳再渡过洞庭湖来到建新农场。第一次农场之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那天我找到哥哥所在的三大队时天已很晚,随便在大队的 食堂吃了点剩饭菜,就等着与哥哥的“接见”。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哥哥被带来与我相见,见到我他十分高兴,一口气问了家里的很多事情。两年多没见我觉得哥哥 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劳改队的管理没左家塘那么严,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说一些话,只到管教干部说“号子”里已息灯催促哥哥回去。那一夜劳改队安排我住在他 们大队部晒谷坪中的一排茅草房内,一排草屋仅住我一个人,冷彻的湖风从满是缝隙的芦苇墙灌入,昏暗的灯泡随着风声在屋子的上空晃来晃去,床上的被子又黑又 硬,我和着衣根本不敢入睡,几次走到坪上遥看不远处哥哥他们居住的那个有着高墙铁丝网、还有炮楼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的犯人驻地,我无法想象哥哥他们在那 里面的生活,身处寒风瑟瑟的草屋,我自忖他们的情况应该更加糟糕,所以那一夜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与哥哥再见一面,可没被允许,他们说他要 出工。我跑出去,正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小门洞中鱼贯而出,走向远处的田野。
之后我每年都在春节回长时去到农场看望哥哥,逐渐适应了建新农场那种阴冷的空气,认识了哥哥的小师兄——卢国安。哥哥总是事先给我写信需要些什 么东西,要得最多的是书籍,我每次都用旅行包给他拎来资本论、英文辞典和数学书等,74年父亲回长恢复工作后更带去了他的关心与爱护。最记得有一年我离开 三大队准备搭车回岳阳时,田间小径上跑来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卢国安,一个并不认识,他们交回我给哥哥带东西的旅行包,并示意内面有东西,看着他们神色 慌慌地躲避着干部和武警,我心里很紧张和害怕,拎着包赶紧向汽车站跑去。回来后一清点是一大叠哥哥写的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72年邓小平初次复出后 出现的很重的复旧风潮的一些评论,我心中嘀咕,哥哥怎么“本性不改”,仍在这“大放厥词”,我不知将这些东西收藏在那好,记得是放在床板底下,很遗憾后来 这些东西就没了踪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走向结束,建新之旅越来越轻松,这主要在心情上,那怕我曾因为没赶上回岳阳的班车而徒步70华里走到洞庭湖边,我再也没住过茅 草房,最好时住的是场部干部招待所,特别是哥哥到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后,行动自由多了,我曾看过哥哥在学校上课,结识了与哥哥处得很好的农场干部子弟出身的 赵老师,89年我再回建新为哥哥英文版《牛鬼蛇神录》拍照时就和她同眠同聊于她在子弟学校的宿舍。77年哥哥刑期将满前在出监队时,为争取能按时释放,我 也在思绪不安的哥哥的示意下,积极地对出监队长周某贿赂。那是我第一次给这样的干部送礼,在我和哥哥到周某家聊天时,周透露他儿子将结婚,我就给他带去了 用当时超出一般干部一个月工资的60多元买的一床上等湘绣被面,后来周某执法犯法出了事,省公安厅曾找我去询问,把我也紧张了一把。
1978年4月,哥哥终于被释放可以回家了,我在单位请了假去农场接他。记得把他从出监队接出来时他满面喜悦,来到场部汽车站购回程票时却被告 知,今天湖上可能有大风,汽车不一定过得了湖。听到这个消息哥哥心情顿时焦急起来,不停地在附近来回走,他跟我说,他一天也不想再呆在这里,如果今天没有 汽车,我们就走到洞庭湖边去,总有渔船可以过湖。所幸汽车还是来了,坐上回岳阳的汽车,哥哥心情十分雀跃,从岳阳转火车到长沙,再乘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 哥哥对什么景象都感慨万千。火车上回忆起1972年“一打三反”时他也曾被押上火车回长沙,那次险些遭遇极刑之灾。公交车上,眼见到长沙熟悉的街道,则忆 起童年在这些古老街道上的有趣时光。由于我在岳阳给父亲打了电话,看得出父亲一直在焦急中等待,见到哥哥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其实我是在 很多年后才看到香港版的《牛鬼蛇神录》,我很感慨哥哥能将那一段经历记下来,他还是那么勤于思敏于行。文章中几处提到了我,看过书又认识我的人总是给我打 来电话,感叹我们的不易。我却十分惭愧,那几年我并没给哥哥更多的支持和安慰,我就象他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的人,在与他的相见 和与他的信中常常讲“大道理”,俨然第二管教。我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一点,可是出监后他对很多人说起过对我的感激,小娟也多次与我说起小凯很珍惜我们的这段 经历与情谊,就连最后的小凯还记着我,接到小娟的信我真是热泪涕泣。(小娟来信告诉我,在小凯的遗嘱中也有关于我的段落)

□ 期待你扬帆远航
出狱后的小凯还是那么满怀抱负与追求,父亲这时对他的支持最大。因为杨曦光的名声太大,哥哥在出狱后找工作和想参加高考的努力总是因政治问题而受 阻,父亲就带着他和后母等出去旅游,说是让哥哥放松心情,见识大好河山。小凯曾多次与我说起那一段庐山、苏、杭之行确实使他心境开阔,重拾勇往直前的信 心。这时的小凯很想继续在牢狱中并不系统的知识学习,高考不让考,他就到在湖大任教的父亲的老同学彭教授手下旁听了一年的大学课程,后在父亲的老朋友时任 湖南省出版局长胡真的帮助下,在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结识了后来的太太吴小娟。在新印二厂时,哥哥仍没放弃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在监狱中所钻 研的经济学理论的追求,曾准备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考试,结果不给准考证。这时还是在父亲老朋友李锐的帮助下,使于光远过问了小凯的这件事,80年于光 远筹建技术经济研究会时把小凯借调到了北京,并参加了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考试,结果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而被录取。后来小凯与我说起他出狱后到北京的 那几年时很是兴奋,认为那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复出而弹冠相庆,思想开放并开始向西方经济学习使他有机会参加了很多交 流会,更重要的小凯自己在这两年中也异常活跃,在清理小凯的遗稿时我发现,就是在数量所那时他一年中就发表了23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还参与了对国民经济 线性规划模型的设计。正是由于他的这些成绩,1982年武汉大学聘请他到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任教,而小凯决定去武汉更因为他能与太太小娟和刚出生的女儿小 溪共同生活,因为他的政治问题他根本进不了北京户口。他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也一直在为他的反革命罪进行申诉,甚至把状告到 中共中央,直到胡耀邦出面干预,几经周折到83年出国前夕才获完全改判。
历经劫难的小凯对父母倾注了深重的感情,而父亲对“尚能争气的小凯”更倍加关爱和引以自豪。82年光明日报在头版第一次公开报道杨小凯时,父亲 高兴得遍打电话广告亲友;83年小凯出国前,父亲作下了在家族内广为传颂的“甜甜苦苦一家尝”的七律;1990年父亲得知小凯在世界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被 收入《世界名人录》更写下《沁园春》一首,以“喜获佳儿,八载相约,此愿得酬。”(父亲与母亲曾相约,为投入抗日战争,暂不要孩子,直至到东北后才有了小 凯)而告慰先去的母亲。小凯对父母的牵念也一直萦绕在心。小娟曾对我说,小凯拿到博士学位后,有一美国大学相聘,但因身份问题而拿不到工作签证,有人提议 小凯以他在国内的经历,申请政治避难即可都解决,但小凯反对这么做,他说他还要回国看望父亲。1995年小凯接八旬老父到澳洲小住,让父亲尽享天伦之乐。 2002年9-10月,父亲病危,小凯不顾重病在身和旅途劳顿一月内两次赶赴长沙看望和送别父亲。他鼓励父亲与疾病作斗争,父亲则笑着说要等到看小凯拿诺 贝尔奖。父亲不知从那里听到了这种说法,这个希望最后真成为父亲临终前的期盼,在我陪伴父亲的最后一夜,父亲曾悄悄告诉我,他不会走,他要等到那一天!
早逝并以那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母亲一直是小凯心中的痛。出狱后、出国前和每次回国时,在望江陵园与母亲相见时,小凯总是沉默不语。他悄悄地在 家中找到父母在延安时期的一张珍贵合影带回了澳洲,下次回国时,一张修整一新、加工放大的父母历史照被他放到了父亲书柜中最显眼的位置。如果说小凯自信而 坚强的个性来自于父亲,那么善良仁爱之心和厚道谦和之性则出自母亲,母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十余年,一直是亲和力很强受人爱戴的干部。1998年小凯在其 中文着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国内出版时,在扉页上赫然署上:献给我已经逝去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对父母的的敬重和对母亲的追念饱含其中。
雨过天晴之后的我与小凯的关系反到没有过去那么紧密,可能是大家都忙于生活,亦或是我逐渐地现实与平庸。79年小凯赋闲在家时曾燃起过创作的热 情,当时我正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学教文科,他把他写的第一篇小说给我看,是一个以红卫兵造反及武斗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我以内容太政治化而泼了他的冷水,我想 他肯定大受打击。不过我听说他写《牛鬼蛇神录》时很支持,我以为他会写成自传体,却很惊讶他的这种“无主题”的新颖结构。我问他为什么写成这样,他说他最 希望记下的就是牢里认识的这些朋友,那是一个特殊的“浮世绘”,他说牢里的故事太多、太有意思,也耐人寻味,还有好多故事他没能写出来,如老地主、国民党 军官等。他到北京后还常常给我写信,谈他的理想抱负和针砭时弊,我却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只关心怎么干好工作随波逐流,我想他肯定对我有些失望。但我们的亲 情关爱仍在,83年我出差路过武汉去看望小凯,火车在凌晨二、三点到达武昌,小凯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们在寂静的东湖边边骑边聊。小凯告诉我,他一定要在 35岁前出国,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还好在他出国的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邹至庄教授、赵紫阳总理、刘道玉校长,都给了他帮助。 我这时才感觉到,除了我们的亲情、友情外,他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与境界。
小凯出国后,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包括他写给父亲的信也又少又短。我们只知道由于英语基础不好,上完课后他常常要借别人的笔记 抄,每天二、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他在信中给我们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现在正要拚命在战场上奋斗。在小娟和小溪去了美国 后,为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不能说中文,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中文,不写中文,不讲中文,难怪在他写回家的信中总有空着字的句子,那是他忘 记写的中文字。我们曾对小凯的这种全盘西化不甚理解,只到他生病后与我聊起那一段,才知道他那一贯所提倡的“先爬进去,再走出来”的自律,我这才理解了他 全盘西化的用心良苦。他告诉我,他一直坚持不吃“中国饭”,而是要用自己的学术努力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搭建中国人自己的平台和道路,他虽然评论政府,关心中 国政治经济改革,但他从不参与组织,他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十年后他终于有所成就,也最终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入中国。

□ 你的精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2001年9月小凯因久咳不愈作了检查,结果是四期肺癌。告诉结果的电话是小凯给我说的,电话那头的小凯声调十分缓慢与平静,他说肺癌在癌症中是 比较好治的,但医生不给他开刀,他要我给他找中国的医生给他开刀。看得出癌症的疹断虽然对他是个打击,但对命运的劫难他并不善罢甘休,他不甘心澳洲医生对 他悲观的估计,他象研究学问一样开始钻研对疾病的治疗,并以极大的毅力与耐心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步行锻炼。在小凯去世前我到过三次澳洲,除第一次在小凯的 陪伴下从南到北地在澳游玩了一回外,后两次的作业主要都是陪着小凯走路,哪怕在长沙给父亲开追悼会时陪他在长沙烈士公园走,到深圳后陪他在梅林水库走,他 说毕竟是湖南的山水养育了他,他喜欢北半球的植被,他的身体也适应中国南方温暖、潮湿和季季都绿意盎然的气候,他甚至希望能在老家修一座房子,能在退休后 回来住一住。只可惜他的病发现得太晚,虽然经过他与大家的努力,有一段时间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终因癌细胞扩散至骨髓而无药可治。
小凯得病后开始信奉基督教,并以学者的态度写下颇有篇幅的“见证”,我看到小凯去世后网上对小凯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最疑惑甚至批评的。我不信 教,最开始我对小凯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很不理解,小凯给我说,基督教存在有2千年,在西方社会有这么多人信仰是有它缘由的,你应该去了解它。我说,从我与你 们的教友们的交往中,我的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小凯说,他最初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与我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 有人说小凯的信教表现了他的软弱,以我的体会,基督教给了他战胜疾病的希望,并为他营造了一个支持、鼓励、慰藉他与疾病作斗争的氛围。在我有限的时间陪伴 小凯的日子里,我参加过他们的圣经学习班,听他们讨论过如何面对死亡,最使我有感触的是集体为小凯的祷告,那种通过手与手相握的传递,以及每个人的祝福, 使任何一个弱小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支持与安慰。“他赦免我一切的错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性命,并且以慈爱的怜悯环绕我。……”圣经 的这些篇章无疑给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中的小凯以信念的依靠。小凯告诉我,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是永恒的,如对人的爱、兄弟姐妹的平等等,我发现,病中的小 凯,在教义的感召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包括他对功名名誉追求的太过强烈,包括他太玩命于事业而疏忽了家人和孩子。他与我说,得病信教的几年,是他最 平静的几年,如果“自然疗法”(指练深呼吸的气功和行走锻练)真能医治好他的病,他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学,去做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干回他在监狱中所学的泥瓦 匠。
在最初与小凯讨论基督教时小凯就曾劝我也信教,小凯笑着说,信了教我们就可以在天国相见了。今年春节我和小成先后去澳洲陪伴小凯,小凯又提起这 个话题,希望我和小成都能信教,都能在天国相见。这似乎成了小凯最后对我们的希望。我跟小凯说,你相信天堂,我们就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都信它的存在,我 们就一定能在天国相见。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有没有天堂,虽然你的身形将不复存在,但你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照耀于我们,你的精灵不论是人间亦或天堂将永远 与我们同在!

写于2004年8月20日,2005年2月16日修改。

Sunday, January 10, 2010

村上春樹 獲獎感言

1979年,村上春樹的處女作《聽風的歌》獲得日本群像新人獎,從此,村上踏上文學之路,迄今為止已有30年。30年中,村上的作品日漸成熟,聲望 逐年提升,他本人曾多次被猜測是否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2009年,村上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值新一輪巴以衝突高峰期,支援巴勒斯坦的各方力量極力 勸阻村上不要前去領獎,但村上經過慎重考慮之後,最終前往以色列受獎,並發表了以人類靈魂自由為主題的獲獎感言。

今天我作為一個小說家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職業撒謊者。

當 然,並不只有小說家才撒謊。政治家也撒謊,外交官和軍人有時也說他們自己的那種謊,二手車銷售員、肉販和建築商也是。但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的不同,因為 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甚至,他說的謊言越好、越大、製造謊言的方式越有獨創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眾和評論家的表揚。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 的回答是:通過講述精巧的謊言,通過編造看起來是真實的虛構故事,小說家能夠把一種真實帶到新的地方,賦予它新的見解。在多數情況下,要以原初的形態領會 一個事實並準確描繪它,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用虛構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為了完成這點,我們必須首先釐清真實在哪兒。要編造優秀的謊言,這是一種重 要的資質。

不過,今天我不打算撒謊。我會努力盡可能地誠實。一年裏有幾天我不說謊,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讓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很多 人建議我不要來這兒領取耶路撒冷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來,他們就會策劃抵制我的書。此中的原因,當然是肆虐於加沙地區的激烈戰爭。聯合國報導,有 超過一千人在被封鎖的加沙城內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無寸鐵的孩子和老人。

收到獲獎通知後,我多次問自己,是否要在像這樣的時候到以色列來,這是否會造成一種印象,讓人以為我支援衝突的某一方,以為我贊同某國決意釋放其壓倒性軍事力量的政策。我不願予人這種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不支援任何國家。當然,我也不想看見我的書遭到抵制。

然 而仔細考慮,我下定決心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議我不要來。或許,就像許多其他小說家,對於人們要我做的事,我傾向於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們告 訴我——尤其當他們警告我——「別去那兒」,「別做那個」,我就傾向於想去那兒,想做那個。這是我作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異類。他們不能真正相信任何 他們沒有親眼看過、親手接觸過的東西。

那就是我為什麼在這兒。

這並不是說我來這兒,是來傳達政治訊息的。當然,做出是非判斷 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然而,把這些判斷傳達給他人的方式,要留給每個作家來決定。我自己寧願把它們轉化為故事——趨向於超現實的故事。但請你們允許 我發表一條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寫小說時一直記在心裏的。我從未鄭重其事到把它寫在紙上,貼到牆上,我寧願把它刻在我內心的牆上:

「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其他人會不得不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也許時間或歷史會決定。如果一個小說家,不管出於何種理由,所寫的作品站在牆那邊,那麼這樣的作品有價值嗎?

這 個隱喻的涵義是什麼?有些情況下,它實在太簡單明白了。轟炸機、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彈是那堅硬的高牆。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燒焦、被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 這是該隱喻的涵義之一。可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義。這樣來想,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 裹在一個脆弱的殼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著一堵堅硬的高牆。這堵牆有個名字:體制。體制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不再受任何 人所控,然後它開始殺害我們,及令我們殺害他人——無情地,高效地,系統地。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使個人靈魂的尊嚴顯現,並用光芒 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響警鐘,使一道光線對準體制,以防止我們的靈魂陷於它的網路而自我貶低。我完全相信,小說家的任務是通過寫作故事來不斷試圖釐清每 個個體靈魂的獨特性——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發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日復一日,以極其嚴肅的態度編造虛構故事的 原因。

我的父親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師,兼佛教僧人。讀研究院時,他應徵入伍,被派去中國打仗。我是戰後出生的孩子,經常看見 他每日早餐前,在家裏的佛壇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在為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他說,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 禱,無論敵友。我的父親死了,他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不可能瞭解的記憶。但潛藏在他周圍的死亡氣息卻留在了我自身的記憶裏。這是少數幾樣我從他那兒承繼 下去的東西之一,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是脆弱的蛋,面對著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的牆。 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強——也太冷。假如我們有任何贏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於自身及他人靈魂絕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來自於我 們靈魂聚集一處獲得的溫暖。

花點時間想一想這個吧。我們都擁有一個真實的、活著的靈魂。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來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失去控制。是我們造就了體制而不是相反。

那就是所有我要對你們說的話。我很榮幸獲得耶路撒冷獎。我很榮幸我的書正被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閱讀著。我也很高興今天有這機會向你們演講。

來源:《南都週刊》(http://www.dajiy

雨舍紀事 高爾泰



我是一株無根的轉蓬,鉤留在大西北,將近三十年。那些連綿不斷的雪山,日夜浩蕩的河聲,遼闊戈壁上若有若無的羊腸小道;那些在一往無垠的朔風中不息地搖弋 的高高白楊,和薄暮時分荒寒山村里凝聚著畜糞气息的炊煙……於我都有了一份鄉情。當轉蓬又開始滾動,不禁頻頻回首﹐如同离鄉背井。

內地有幾個學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說。擬取道成都,經津、京、寧、滬,南下汕頭。汕頭大學副校長李時岳先生一連給我寫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個美學研 究室。聽說那邊的政治氣氛寬松得多,我很動心。夢想著有一個臨海的陽臺,幾扇臨海的窗。夜深人靜時分,聽水和石的交響。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這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城市。殘留著許多古城的韻味,語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圓。街頭巷尾茶館很多,家家滿座,一股子休閑的氣 氛。似乎生活的節奏,比其他城市緩慢。同人們交談,常感到地靈人傑。有時你會發現,一個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論素質之好,超過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 時你會發現,一個吊而郎當的傢伙從口袋里掏出來的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著一首好詩,擲地有金石之聲……。

可以栖身之處,有兩個:四川大學和四川師范大學。前者和蘭大一樣,在市中心。“全國重點”,經費足資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門人擠人,日夜市聲喧,我怕。后者是省屬學校。房舍陳舊,設備簡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長郊綠無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靜,我喜歡。

川師中文系主任蘇?先生,校長王鈞能先生﹐和校黨委書記袁正才先生都勸我留下。他們說,現在戶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單位卡住糧食工資人事檔案,誰都難辦。 你既然喜歡這里,就讓我們先試試。辦不成,再去汕頭不遲。辦成了想走,我們不卡你,算是幫你搭了個橋。言辭懇切,也在理,我感謝地接受了。

學校在請示省委以後,派了兩位老師,萬光治老師和鄧元宣老師,持外調證明到蘭大看我的檔案,趁機把它偷了過來。這種事,連我都覺得匪夷所思,一貫保守的蘭 大黨委,反應之強烈,可想而知。但是隔著省,川師大不回應,他們也沒法,只能通過甘肅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結果是,蘭大答應放我。為防節外生枝,學校派周 治虎老師代替我回去辦手續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師就把高林帶來了。稍後書籍和行李也都運抵。

此事如此順利,得力于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層政治色彩。剛安頓下來,省委書記馮元蔚和副省長韓邦彥兩個,前呼後擁,到師 大來看我。說,歡迎到四川來。說,有什麼解決不了,找我們就是了。據說自師大建校以來,他們誰都沒有來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說明他們不過是演 戲(正如甘肅演堅持原則,他們是演改革開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當作道具,我還真的以為,可以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呢。



學校在剛落成的家屬樓里,給了個四室一廳的單元。與鄰樓很近,窗子對窗子。看電視炒菜,聲味與共。在蘇?先生的幫助下,我用它換了一套山坡最高處年久失 修、三室一廳的老屋。蟲蝕木,如石鼓文,雨漏牆,若抽象畫。但有六個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霽色晴光,氣象萬千。我得之,很慶幸。但校園里議論紛 紛,說我怪。有人寫了篇《教授學雷鋒》,說我是“哪里困難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偶然見報,哭笑不得。

蘇?老師說,可以理解。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著你。和大家一樣,就沒人管了。人管人的文化,是產生大一統主義的溫床。

搬家後一直很忙。除了教書,有寫不完的東西要寫。高林在師大附中插班,進度比甘肅快,日夜趕功課。屋里一直很亂,風過處,一地的書籍紙張翻飛。直到和小雨 結婚,她從首都博物館調來我校藝術系教書,一同粉刷了牆壁,油漆了地板門窗,購置了必要的家具。書上架,帘上窗,才象個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當窗的老樹,原始的山野,帶著云影霞光和草木气息的風,沒有電燈的夜景,不摻雜著噪音的雨聲,和若有若無的淡藍色的地平線……都是我們極為寶貴的財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較順利的時期。上面給了我一個叫做“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的頭銜。是全國統一的政策,各省都有几個名 額。就像五七年分配坏角色,這次是分配好角色。好角色有好角色的待遇:漲兩級工資,“以資獎勵”,外加當“政協委員”。我得之,如同中彩。

可惜我演不好這個角色。听說在政協會上,有人(川大教務長唐正序)因我不去政協,罵我“不識抬舉”,預言我“沒好下場”。罵對了,也預言對了。漸漸地,麻 煩來了:巴蜀書社出《高爾泰文選》出不來,哈佛邀我講學出不去,甚至南開錄取高林也被取消……直到后來的捉、放一場,都莫明其妙。

關鍵是莫名其妙:都沒有人說明理由,也沒有人承擔責任。

經歷過太多的大張旗鼓,覺得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權力無限的他們,怎么還用得著鬼祟?其實新中國的三個時間板塊,無非也就是三場游戲。“十七年”玩 替天(歷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時期玩無法無天,“新時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這一層的時候,鬼祟已滲透到整個社會。權錢色交易成了平常買 賣,假酒假藥像假歷史一樣的泛濫。

与鬼祟并行的是冷漠。一大群人圍觀一個流氓殺人而無一人出來制止的事,報上屢見。与之相應,文化界也出現了各种各樣對于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辛辣嘲 笑:“天下是你家的嗎?”“連自己都救不了,說什么救世?”……我不認同,發表了《看客的文學》等十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概無回應,全沒入冷漠的海洋。

小屋如孤舟,濛濛水云里。



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發了震撼全球的八九民運。這是中國人到底還有血性的證明。我很振奮,但是又沒跟上。
川師大雖在郊區,也突然熱鬧起來。許多精明實際或玩世不恭的青年,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理想主義者。許多平時謹小慎微唯党是從的老教授,也都紛紛簽名上書和學生一起進城游行。來勢之猛之盛,大有誰不參加誰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勢頭,形成另一种強大壓力。

我向來怕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壓力愈大,我愈躲。來找的人很多,都說他們感到奇怪,怎么一貫偏激的我,關鍵時刻不說話了?說校園里有大字報要求我“站出來”,該去看看。我沒去,說,沒人說話的時候我說几句,現在大家都在說了,我就不湊那個熱鬧了吧。

反應遲鈍,和個性有關,也和思想問題有關。八七年方勵之先生來訪,八八年溫元凱先生來訪,都說我落伍了。老朋友劉賓雁海外來鴻,提到費爾巴哈因久居鄉村而落後於時代,也是同一种批評。不論和什么有關,總之我因此,同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擦身而過。

由于記者們的安排,与溫元凱有一場公開對話。我說你同嚴家其的對話是向上喊話,沒用,我只向無權者說話。他說他們是要確立憲法的權威,變人治為法治。我說 有保護統治者的憲法,也有保護被統治者的憲法,有能操作的憲法,也有不能操作(用一些條款取消另一些條款)的憲法,不能混為一談。他說修憲得小步走,跑太 快會翻車。我說人在車上,一步都走不動。他說這次七屆人大公開報導有反對票,就是前進了一小步。我說不,就象民主黨派是老裝飾,反對票是新裝飾,它只能賦 予非法地給定的“表決”結果,以一種比“一千票對零票”更為合法的外貌。他說起碼一千九百萬私營企業家的出現,有助于形成民間社會。我說所謂民間社會須能 獨立于國家,沒有獨立的工會和獨立的農民組織,只有與體制共生、利用雙軌制經濟的漏洞和官員的腐敗巧取錢財的一群,何來民間社會?……

誰是誰非,是另外一個問題。總之我因此,從一個宏觀的政治背景上剝离了出來。僅僅由于對王元化先生個人的尊敬,參加了兩期《新啟蒙》的編輯。僅僅由于同蕭 雪慧女士個人的情誼,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參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師的會議。在會上,我對大家唯一的勸告,是要吸取緬甸的教訓。那是剛剛發生 的事情,帶著亞細亞的特點。

“六四”的屠殺,我絲毫也沒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過是因為它發生在歷史舞台上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廣大的黑暗深處,四十年來無聲無息的大小屠殺從未間斷。我沒有預見能力,但我來自那黑暗深處。僅憑直覺,就知道它會發生。

盡管如此,我還是沒有想到,置身事外的我,會被抓進監獄(見《鐵窗白日》)。



入獄前,毫無預感。只覺得周圍鬼祟的气氛越來越濃。這個,我不在乎,沒法子在乎。但雨舍周圍自然環境的破坏,我在乎。

隨著城鄉經濟的迅猛發展,短短幾年間,從市區穿過田野通到師大的公路,都快變成街道了。校園四周,也冒出了越來越多的人家。很快地就有人在雨舍附近丈量土 地,釘下寫著數字的木樁。遠處拖拉機和推土機的轟鳴越來越近,包圍圈收縮得越來越快。我和小雨,都想換個地方。

不計較工作的性質,能生活就行。不計較學校的大小,能教書就行。選擇的條件只有兩個,安全,風景好。打聽過峨眉山下的樂山師專、洞庭湖邊的岳陽師專、和九 寨溝里的阿壩師專,以及臥龍山中的自然保護區(能當守林人嗎?)。想像在那些地方工作,人事必定稀少。還想過待高林上了大學,到某個深山古廟里去當文物保 管員。我曾在敦煌十年,小雨曾在首都博物館十年,熟悉那套業務,也喜歡那些東西。

先后跟著兩個學生,分別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

听說丹景山上,曾有一座千年古寺。燬于文革,正在重建。方丈濟塵法師年逾九十,是著名的高僧。那真是崇山峻嶺。不過隨著人口爆炸,它已被農村包圍,山下村 落繁密。山門前有一個彭縣人民政府的“園林管理處”。處長是復員軍人,帶著我們看山。浩蕩山風里,指給我們看這里那里石頭上新刻的字,“通幽”、“曠觀” 之類,都有門或窗那么大,十分触目。他說,都是“名人題字”。縣上要在這里開發旅遊點,正在進行文化建設。

回到管理處,拿出特大斗筆,要我也寫了兩個,說是要刻在某處。充當“名人”完畢,我要求拜謁濟塵法師。他說沒問題,說著就派人去叫。我說別別別,人家是長 老呢。他說沒問題,老頭子能跑。我說別別別,我們去就是了。于是一同上山。山上是工地。新廟即將落成,鋼筋水泥廊柱,不復叢林風貌。長老自工地出,手上有 石灰和泥土,鞋襪和灰色僧服上也有。合掌相迎,動靜有古風。

一起到工棚坐下,他擦汗畢,用草帽扇風。處長說,來,同客人照個相。剛擺好姿勢,處長說,呔,穿上袈裟照呀。我擋住長老,說別別別,就這樣,這樣很好。長 老站定,看了看處長。處長說,去,快去穿呀。長老匆匆而去,處長說,你們看,象個九十多歲的人麼?又說,他會气功,可以發气弄彎竹子,等會儿我叫他表演給 你們看看。我說別別別,算了算了。

青城山在都江堰,相傳漢末張道陵創道教于此。山有道觀,倖免劫火。建築群落高下有致,依崇山,臨奔河,人工自然渾然一體,旋律感很強。主殿堂為木結構,重 檐九脊。斗拱鉤心,飛檐斗角,雄偉壯觀。屋頂有廡殿、卷棚、息山、硬山、懸山、攢尖多種,脊上皆塑有鴟吻、天馬、仙魚、麒麟之類,光怪陸離。我和小雨遠望 近觀,嘆為觀止。惜乎地近成都,白天遊人如織,無復方外清寂。 道長包志清,是赫赫有名的全真重鎮,也九十多歲了。長身白眉,黑巾黑袍,茶室對飲,清氣襲人。我說廟好。他搖頭,說廟是空的。幹部們大的大拿,小的小拿, 連文革都沒弄掉的東西,現在也沒了。他說廟是出家人的家,如果讓出家人自己管,東西拿來拿去都在家里,想丟也丟不了。他一再上書,要求政府歸還廟產,沒人 答理。領導上陪外國人來參觀,當面對他很恭敬,外國人一走就訓他,哪句話不該說,哪個殿沒掃淨,都是丟了黨和國家的臉……

說著門帘子一掀,進來個中年男人,風衣披在肩上,如同樣板戲里的楊子榮。握手說歡迎。道長說,這是我們領導。我問領導,是統戰部的嗎?他說不是,是文教局的,文物處處長某某某。見我不解,補充說,統戰部宗教處管人,我們管廟----廟是個文物嘛。

打發了道長,他帶我們去養頤殿吃飯,席上說,他原先在縣劇團演楊子榮,劇團解散後到文物處。順便收集了一些東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文物,想請我們到灌縣城里他家看看,幫篩揀一下。他說他有個很“前衛”的想法,將來要建立一個私人博物館……

我們雖遲鈍,到底還是明白了。真要當上文物保管員,頂頭上司就是這些人。高僧大德有人管,看山護林更有人管。教書也一樣,偏僻處學校閉塞,更不安全。往那 些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躦。還不如京畿沿海一帶比較開放的地區,大城市名牌大學,信息流通、眾目睽睽、當權者鬼祟起來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反而安全些。

正好南京大學副教授趙憲章來訪,說南大中文系要設立文藝美學博士點,需要一個博士導師和學術帶頭人。南大管文科的副校長董健,和中文系系主任許志英都希望我能去擔任,問我可願意。

南大在市中心,沒有自然風景。但是魚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和小雨商量,還是安全第一。決定接受。

在收到董健先生和許志英先生的正式邀請信以後,我向蘇?先生、王鈞能先生和袁正才先生請辭。在川師五年,備受保護。當我被非法剝奪了出國講學的權利時,他 們都全力幫我爭取。事雖不成,好意銘心。提出要走,我很抱歉。他們表示理解,還說要是那邊也這樣,歡迎你再回來。

不久,南大派了趙憲章和校人事處處長樊道恆兩個,來幫我們辦手續和搬家。我們一家三口,從此告別了雨舍。



走以前,又去了一趟青城山。是應邀參觀一個制藥廠的熊膽工場去的。

工場在一處懸岩削壁的瀑布下面,林深石黑,水聲隆隆,都在高山的陰影中。幽暗的背景上,一道陽光透過瀑布沖出的霧氣,映照出一彎彩虹,使我惊訝莫名。時值 嚴冬,卻有繁花幾樹,如碧桃,映著斜射的陽光,特別新鮮明亮,更使我惊訝莫名。偶有數聲好鳥,不知來自何處。舉目四望,一股子仙家的祥和。

工場是一棟苔封蘚蝕、爬滿青藤的鐵皮大屋,里面陰暗潮濕空氣腐敗。擠著一長排一長排生鏽的鐵籠,每個籠中躺著一只熊。供定期抽取膽汁之用。籠很低小,熊在 其中不能站立,不能轉身,只能定向躺著。髒得分不出黑熊棕熊和灰熊。籠子下面綠苔污垢的水泥槽中,積穢醺人。我們和記者們及有關領導十幾個人喧嘩著擁進 去,熊們都毫無反應。要不是肚皮一起一伏,真看不出還是活的。

我無法知道,牠們還有沒有痛苦和絕望的感覺。

但是我突然有了。獨自溜出大屋,在水邊石頭上坐了很久,直覺得毛骨悚然。

幾年後,我從監獄里出來,下決心逃出了中國。

但是,即使在地球的另一邊,有時候讀到關於亞洲價值、或者穩定优先的種種高談雄辯,就不免要想到那棟鐵皮大屋,那些熊們,依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悚然中,總要想到雨舍,那棟在憂患危殆之中給了我們許多慰藉和喜悅的窳敗老屋。聽說它已經被拆掉了,那一帶,早已經矗起了繁密的樓群。

打開書櫃




2007 年夏天,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出版了能夠讓人捧在手心細讀的小書《四代香港人》,不過在內容上,這本著作卻一點都不袖珍,藉它而引發的香港社會討論,在這兩 年多以來從沒休止,當中待發掘、待探討之處仍有不少。來到2010年,呂教授亦已移師陣地,從中文大學走進了香港大學,此刻與他坐於港大咖啡店再探四代香 港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新增與重拾的論述對本地不同世代的人來說依舊極具啟發性。 

讀: 《讀書好》
呂: 呂大樂

讀: 《四代香港人》這本書,已經推出了兩年,你覺得它對社會有哪方面的影響? 它是不是變成了熱門的討論話題?
呂: 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用心跟進那個討論,部分原因是它與我原先期望出現的討論有所不同。我寫這本書原本是向第一代致敬,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我的父親過身了。

讀: 可是,出來的情況卻有點不同,討論變成了是對第一、第二代香港人的指責和控訴。
呂: 結果變成是第三、第四代站一邊,然後第二代人站在另一邊,當中不幸是第一代人沒有出現在討論之中。原本我想寫第一代人如何栽培第二代,以及第二代又可能重 新在第一代身上學到些甚麼,然後去幫助第三、第四代。但是這個現象卻沒有出現。部分原因是第二代人沒有參與討論,只有第三、第四代的參與,遺憾是沒有勾起 第二代人對自己和對父母那代的反思。

讀: 你認為第一、第二代人不參與討論的原因是甚麼?
呂: 我自己接觸到的第二代,大部分都不以為然,覺得沒有甚麼好討論。曾有位教授跟我說,你那本書好像很多人看的樣子,跟着他說,其實這很易理解,第三、第四代那樣糟,可是你就說成沒有問題,他們當然很喜歡!

讀: 你說第二代人對這個話題缺乏興趣,但第三、第四代人之所以熱烈討論,原因何在?是真的社會流動低了,還是只是一種感覺?
呂: 我經驗覺得是感覺多於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低了。我自己對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2006年那個數據便指出,社會依然是有流動的機會。

讀: 若然在客觀上工作機會沒有減少,流動的渠道仍然是開放,那為甚麼第四代人會借這本書宣洩了他們不滿?那種感覺從何而來?
呂: 我相信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可以想像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在長大的過程中會聽到很多雜聲。你身邊不斷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要這樣做,要那樣做,不然就死定了。現在有很多這些聲音,以前相對較少。

讀: 可能是由幼稚園開始的吧。
呂: 由幼稚園、小學,跟着到大學。入到大學,有人會告訴你要怎樣作出選擇,要特意去「上莊」,要去找些地方做點東西,然後去找internship,借意去找 個mentor。總之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要去儲齊它們。現在很多這樣的聲音,是很擾人的,你會感覺到那種frustration。

讀: 這種frustration,也許比起沒有晉升流動的機會更嚴重。
呂: 因為晉升流動機會的煩惱一直存在嘛,你我都試過廿多歲,都應該知道。我也會同情部分第四代或第三代末的人,對於我那代,去到30歲可能就真的起飛,而且起飛的幅度還很大;但是現在部分人會覺得到了30歲仍是差不多,沒有明顯分別。

讀: 我在《明報》看到梁振英寫了幾篇文章,談social mobility和青少年工作等等,他提到一個觀點,他覺得八十年代高流動性和起飛是例外,即是Perfect Storm Theory,幾樣條件巧合同時出現。最主要是84年前途問題,跟着就是人才外流和移民潮,同時經濟擴張,那麼就變成你剛才所說,到了30歲之後就 「boom」一聲準備彈起。其實,根本就不是一代壓迫一代的問題,而是客觀上香港發展的一個階段,一些特殊的條件造就了八十年代的booming?
呂: 但那個booming的出現,又不是只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其實已開始。你可以說現在很難會有同樣的高速增長,但我覺得七、八十年代讓人舒服的原因,不純 粹在於一個量的問題,多元路徑也很重要。現在的年青一代當中,出現了兩極化的情形。如果我發現一個「叻」的新一代,我必須承認他比我讀大學的時候「叻」。 他們的認識比我們多,他們的英語口音好和exposure都比我們多。

讀: 說到frustraion,第四代香港人當中最frustrated的一群,是大學和副學士畢業的那一群。
呂: 我看到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若你將他們放在七十年代的環境下,他們並不能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可能已經出來工作了,可能在做merchandiser,又或者做teller之類,只不過現在他們變成了學位人士而已,因此與路徑收窄有點關係。

讀: 我的印象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有很多偷渡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會「盡地一鋪」,在街邊賣水餃也好,或者在酒樓做兩年,之後便自己開餐廳。
呂: 以前和現在有點不同,以前香港人很相信:「我不理你學歷,只要你打得就可以了。」譬如說在以前的娛樂圈和文化界,小學畢業也沒有所謂,以前我出來寫稿的時候,有很多編輯也不是大學畢業的。我最初出來寫作的時候,在報社裏大學生是少數來的。

讀: 其實這是任何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這種屬粗放式成長,好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只要打得就可以,不理你是工人還是耕田出身。直到發展至某個成熟階段,就會開始講學歷講資格,然後大家就會要在拿到那個資格之後,才可以由那個平台起步,那就是到了另一個階段。
呂: 可以說是,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們自己本身被不必要的制度化。在經濟上由粗放型變成秩序型,是會收窄了某些空間。經濟開始成熟,增長速度會開始下降,這 當然是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但是,當中亦有部分人為因素,譬如面對轉型,有需要將所有人才市場都納入一個學歷系統裏面嗎?其實,一個頂尖的世界城市,在文 化、藝術、時裝設計方面等等,它都不是遵行單一套大學制度;它需要可能是某種學歷,但不是純學歷。

讀: 可能是設計資歷,不是綜合大學學位。
呂: 對,那不是學位來的,大家要知道那個行業,需要哪種東西。但是現在的香港,無論是文化或經濟發展,我們將很多的東西都收集在一起,將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學歷制度,而且還是同一款大學式的文化和學習方式,像現在我們連工業學院也沒有了。

讀: 會不會是參與競爭那些人本身的問題?從小到大已經被灌輸一種策略性的行為,去選擇升學和就業,去選擇甚麼科目等。將來若果發現自己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怨憤就出現。過去那個年代的人不同,他們不跟主流遊戲規則玩,只依自己的遊戲規則玩就好。
呂: 問題與兩代人都有關係。第一方面就是後生的是否有膽量抽身出來,用自己的方法去闖,去衝擊它。但同時你會面對一個處境,坦白的說,第二代還活於現在,依然繼續在無須受到挑戰和威脅情況下,繼續延伸他們的遊戲規則。

讀: 因為他們是主流吧!
呂: 是主流。我有一個比喻,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我們並沒出現新生產力,不像當年美國。美國最初在克林頓上台前,Generation X是有很多憤怨的,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出路。你看Reality Bites那套戲,大學生出來最初就只是賣時裝和做店員,其實都一樣如此。

然後有Internet Boom,跟着其他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大轉型,於是便出現了新生產力,會有些東西是只有這群新人懂得,以前的人不懂。但是香港現在的煩惱是,我們不斷在重複去做一個商埠。

讀: 問題是Youtube也好、Facebook也好、Twitter也好,最開始的Amazon也好,其實它都不是大型的資本運作。背後都只是一群人,在自 己的車房中自己製造出來。但是internet革命中的那些business model,着重的不是的科技,而是idea,如何執行idea。所以到了第二代末的香港人,我會覺得是他們的問題,是沒有那種執行創意的能力,沒有了決 心,只希望跟着那個主流遊戲規則去玩,但是又想快點贏,一切變成IPO玩意。第一、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又或者是如他們所講的純粹是role play。
呂: 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

讀: 如果你要超越他們的話,就要擁有和他們一樣的執行能力,但要比他們更加creative。
呂: Creative之餘更要夠膽去做一件東西出來,不只是在說其他人有甚麼不足。從我的角度來說,如果第二代還在要求自己進步的話,我覺得他們要搭道橋出 來。不然的話,我面對的問題就是連我生活中的事也開始重複,就連自己都覺得悶。如果你想看到事情改變,就會有一種力,這是由第二代散發出來的。到了那時, 你又會不會搭道橋讓別人來撞一下自己,讓新的力量出來?

讀: 這不會發生,很簡單以CR為例,如果我是俞琤,無論如何都會找回葛文輝和林海峰。第一是那由我自己創造傳奇;第二就是我有權;第三他聽我話,不會「起我飛腳」。
呂: 所以到了現在我們還是在聽同一樣的東西。

讀: 十多年前我們聽軟硬《老人院》,到現在廿年後,依然還在聽。但當你想一想,在商台如果再選下一級,就會是I Love U Boyz,這時你會發現俞琤的選擇未必是錯。他們連「搞gag」也不好笑,執行力比不上林海峰,於是我們連少許的收聽動機也沒有。
呂: 我相信要在第三、第四代裏找,總可以找到執行力比較強的人。

讀: 在流行音樂方面,當Beyond出道的時候,沒有大公司支持,他們第一張唱片就失敗,第二張唱片就變成亞拉伯跳舞女郎,弄得古靈精怪,連原本的fans也 對他們不滿,主流樂迷又不接受他們。他們經歷過兩、三年的掙扎,四個人差不多連食都沒有得食,後來才有一、兩首主流的情歌,開始紅了起來。他們都不是因為 大公司,也不是因為參加甚麼音樂比賽,如嘉士伯流行音樂節等被發掘。
呂: 他們出現的時間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同一時間出現達明、出現樂隊熱潮。

讀: 問題就是,我從來不相信黃貫中的結他技巧是無法被取代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是為甚麼到今天你還是沒找到一隊樂隊的結他手可以勝過他?這個問題就等於問為何同樣有人「搞gag」,卻未能勝過林海峰?責任在林海峰?在俞琤?還是在I Love U Boyz?
呂: 我依然相信這是兩件事,坦白說句,你肯選多幾個,肯試多幾隊,自然就會有多點機會。但是若果最後結果都是沒有的,那就不關別人的事了。我的重點是,第二代自己都覺得很悶。

讀: 第三、第四代人以為,他們無需要經歷一個去鍛鍊他們執行能力的年代,以為只要讀完演藝或理工的multimedia出來,就可以立刻埋位,他們不會理會許鞍華也好,徐克也好,就算黃貫中也好,都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當nobody苦捱。
呂: 答案可能是,在23至35之間的一個調整。現在很多第三、第四代看到的,是第二代於30歲之後的遭遇,但是卻看不到他們在23至30歲之間的遭遇,那就是人人在埋首苦練的時候。

讀: 他們的執行能力就是從那裏來的吧。
呂: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確是比較有利的。有一次我和冼杞然談起,我在讀大學一年班的時候已經在中學教書了,亦有在大專界或青年中心演講。那個年代又真的很奇怪,沒有甚麼人會理你在幹甚麼。

讀: 討論發展下去,會不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問題?當然你說第二代沒有反省過,但是第四代和第三代香港人有沒有反省過?是他們太早放棄?他們要在主流之內成功,就必然要面對第一、第二代的主流坐在那裏──即是說陶君行必然要面對華叔。
呂: 從社會學上來說,我們六十年代的時候其實也一樣很多frustration。

讀: 我想五、六十年代的frustration很簡單,任何年青人對主流社會和建制都會有不滿。有獨立思考的人,學校年代就已經會培養出一種反叛的行為、反叛的思想。有一段時間可能你會出來參加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呂: 有時候當你講frustration,那件事未必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是看到有這件事情存在。

我覺得社會是有惰性的,這個惰性部分來自第二代,他們鼓勵不到新的事情出來。至於第一代,他們走過難,打過仗,對某些東西的看法很不同,他們寧願自己沒有也要給下一代。

讀: 即使第一代本身有很多成就也好,總會覺得下一代人讀書比他多?
呂: 對。這就是第一代的特點。

讀: 他們會尊重讀書的人。
呂: 但是第二代不是,第二代的人覺得自己讀書比人多,所以就將下一代框起來。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會開始出現惰性的原因。

讀: 但其實可以集結勢力去將這些東西改變。例如五區公投,你既然覺得民主黨代表了第一和第二代香港人那種建制精英的看法,他們永遠都在建制當中玩;你是可以另立旗幟的。
呂: 對,但很不幸地,其實五區總辭也只不過是一些激進的第二代的一個遊戲。他們始終都走不出那個框框。他們都是建制派來的,就算總辭,最後都一定要返回建制當 中。此外,第三、第四代都走不出這個框框。作為社會學家的,當然會嘗試去想在甚麼環境之下,他們會走不出這個框框。

讀: 相對其他國家,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一種特殊性,還是都一樣?
呂: 在制度上說,我覺得其他地方和國家始終某些條件很不同。

讀: 是政治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呂: 有時候會有一種機制催促你去迫人上台,英國政壇很明顯的吧。因為之前那群人已弄到一團糟,大家說來說去出不了新東西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新的議程,無論你 說甚麼都好,我們就有了這樣一個決定。你剛才說Youtube也好,internet也好,都是走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應用新的idea。

讀: 你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在哪裏?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停滯,令我們沒有人才更替,帶領不到社會變革?
呂: 我覺得沒有輪替是一個問題。香港社會的輪替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輪替。當董建華在推行某些政策的時候,他找了一些經濟專家做智囊。之後換了人,卻都是那一幫。自由市場的時候是那幫,不是自由市場的時候也是那幫。這和美國不同,你是民主黨,我是共和黨。

呂: 可能由1976開始到大概83年中英談判附近,那時候是最天馬行空,百花齊放的,無論做甚麼也可以,你做甚麼社會都有反應。但是到《英雄本色》出現之後, 就出了問題。好像《英雄本色》就是文化的天堂。資本運作到了84年之後又是另一個天堂、炒樓又是一個天堂、政治又是一個天堂,所有的東西出現了一個整整齊 齊的香港模式之後,就再無需移動似的。

讀: 就是因為太成功。
呂: 回想之前,其實那也是有點不可思議,實在是厲害。一個爛鬼地方操作的事情,還有人去模仿學習。

讀: 是不是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普及文化及中產階級文化的發展?
呂: 不止這樣,你想想大部分地區的開放改革模式都是一樣,興建的第一座大廈一直要是圓形的,一定要有旋轉餐廳。22層和27層的旋轉餐廳,就是用回香港合和的 模式,而且還相當之多,差不多去到任何地方也是這樣。每個城市要證明自己現代化就是要有旋轉餐廳。我們當時改變了很多東西,因為實在太成功了。

讀: 這也跟希望將一切凍結在八十年代的心態有關。
呂: 是有關的。

讀: 那即是說,我們不需要世代交替?如果當時已是最成功模式的話。
呂: 但在97之後,發現那不是最成功。

讀: 是社會變了吧,香港人從來不講美學問題。第二代人是不關心這些事的,大會堂和康樂大廈等,他們會覺得沒有問題,蠻好看。問題是現在那一代人關注的重點不 同,他們看的世界多了,他們知道北京有一個鳥巢,有個建築師叫Herzog,或者知道巴黎有一座建築物是可以這樣子興建的。
呂: 部分是這樣,部分是在97之後的不景氣,破壞了原有最成功的模式,沒有人再相信。

讀: 所以新的情況就沒有出現。
呂: 所以我才要寫《我的2047》,因為若果再凍結,在哪兒都不行……

讀: 但是問題其實是新的難產,社會對此沒有共識,也沒有甚麼衝擊。
呂: 衝擊很多時是來自第四代香港人。

讀: 像反高鐵運動,嶺南文化研究學系或義工,已經不是菜園村的人,像何芝君、司徒薇他們。但在入面投票的那群人,不論政黨其實都是第一、第二代心態,是發展功 能、效率導向的香港人。若沒有辦法令到這些人進入主流的討論中,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是說吸納他們進去,但起碼大家都要有討論的機會。
呂: 還有就是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是否可以建制之下,夠膽和建制派開火?但是現在我是看不到很多。要進入當中,用可以和他們對話的方式去對抗。

讀: 現在他們用上了道德精神勝利法。
呂: 現在大多數人都選擇這方法。我們以前是受「老毛」影響,我們要走到群眾去說群眾說話。會說你們這群人貪慕虛榮,飽食終日,所以我不理你。以前會覺得必須要走入群眾,讓群眾聽得到你的說話,你才算成功。

讀: 但會不會欠一個世代交棒的潮流式?經過大選如奧巴馬,然後好像是一支旗號,有一個號召作用,然後影響到其他層面。
呂: 問題是,香港直到今天,走出來選舉的那班人,全是第二代。難聽一點說,你在自己的組織裏也做不到一個這樣的趨勢。

讀: 或者你要跟隨着做第二代的,即是甘乃威模式。他要等到上一代不做了,他才有機會上去。

讀: 第四代需要有一個自己的身分吧。
呂: 要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否則你永遠也是甘乃威、或余若薇與陳淑莊。就算是陳淑莊也不會想過,要當今次民主運動中的主角,或是借這個機會去擺脫余若薇的陰影,憑自己團結、甚至成為一個新的世代,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她未必有這個想法。
呂: 問題是,我看不見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看不到。所謂的「新民主運動」,也只是一個sound bite。
呂: 現在的討論層次是想像不到的低。

讀: 現在根本就不清楚,又不能說他們完全反對走議會路線。
呂: 因為所有人也留了一手。

讀: 對,就是第二代人sure win,risk free。
呂: 但其實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鬥爭。

讀:你應該說如果我選不到,我就2012年也不選。
呂: 應該這輩子從此就不參加,以後都就在外面,不回來。

讀: 也許,第二代香港人的問題就是甚麼也要sure win。
呂: 但這是一個慣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強的傳統。

讀: 香港的東西就是永遠有潛規則。不單只政治、民主、選舉,其他事情也是。表面上是搞文化產業,實際上是IPO。表面上是代際交替,實際上是「收」。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是想吸納他們,想去改變他們的看法,而不是接受他們的看法。
呂: 我想個別人士是以為自己正在接受的,不過沒有一個獨立的議程。

讀: 本身以為自己很另類的人也是正在找尋主流社會影響及認同。
呂: 這才是令我覺得很不安的地方。我有時會說,你跟他決裂就決裂吧。

讀: 可是他們又要sure win。
呂: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很完整的決裂可以自圓其說,倒是沒所謂,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我挺喜歡1978年以前的左派。

讀: 就是完全不參與主流社會。
呂: 自己看自己的電影,自己參加自己的旅行團。好像自己給自己說一次話一樣,也挺好的啊。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樣子,反而更尷尬。你一方面說你不玩,不過只限今次。

讀: 就是我跟你決裂,不過只是一會兒吧。

也 許,香港人很怕失去自己的身分。就算入到議會也好,他覺得精神勝利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得到,他實際上是在參與建制,可是他仍然是用一種建制外的 mentality在建制裏玩。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你政治上怎樣努力去推動改變也沒有用。例如政府發展優秀產業,你看得到,不論是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也好, 還是企業家也好,他們心中只是想如何把廠廈包裝成酒店。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甚麼可以engage社會然後一起去做。這認為這個情況會改變嗎?
呂: 我想要換一批新的人才可以了。若要博一博的話,我也不介意讓年輕的一輩試一試。就算做不了甚麼,也願意博一博。我看不到現有的反對系統班底可以出到甚麼有趣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困了在這裏。

讀: 我想你是少數,有反省能力,才會覺得悶。第二代香港人不會覺得悶。
呂: 第二代香港人不會像我一樣覺得悶,可是他們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出來。例如我最近去了深圳一趟,跟同一世代的人,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人。你會發現很奇怪的,就是他們看了深圳所有東西也說好,我覺得這是一種釋放焦慮的方法。

他們就是覺得香港不行。於是另一方面,他們就說深圳甚麼也好,有很多地方我也忍不住問:這樣也好?事實上,大陸很多建築物也是大而無當。高不等如好啊。這種甚麼也是好的心態也是很可怕的。

讀: 如果用他們的核心價值來看的話,他們一定是覺得內地比我們好。高鐵從廣州去武漢走380公里只需三個半小時,以前大概20小時吧,他們當然覺得很神奇。只有容易收地的國家,才能建一條這麼直的鐵路,但第二代人不會想這一點。
呂: 所以你是很實質的見到,第二代表達焦慮的方法就是大陸甚麼也說好,然後就是說快,「你看人家多快!」他們不會想別的問題,這是他們的表達。他們就只是覺得 我們慢,但問題是他們又忘了我們慢的原因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慢,為甚麼我們要去處理。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悶,可是他們的焦慮就是我們甚麼也比人慢。人家的 東西又快又大又漂亮,好像很厲害,可是一年後倒塌了,又當成另一回事。

讀: 內地差不多每月都有最大的按摩休閒中心開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的東西一個月之後就很殘破了。然後就有一個新的按摩中心來取代舊的。
呂: 有一次我在上海,在那最新、最高的Hyatt喝東西,向下望,我真想不到,怎麼浦東這麼快就破落成這個樣子?

讀: 你看東方明珠塔附近,那裏才開發了沒多久,怎可能這樣殘破?你看看深圳地王大廈那裏,建築物很快就很破落了。你再看深圳的地鐵,才建了三年。你覺得如果主動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話,可以改變這個狀況嗎?除了令他們沒有那麼frustrated之外。
呂: 我覺得應該多給他們機會。如果我是領導公民黨的,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制,就無謂戀棧了,就給一些比陳淑莊還年輕的人上去試試,看看有甚麼改變。

讀: 會不會是他們很快就建立了一個思維模式,就是效率至上,覺得用這麼少時間選一定選不到,會失去市民的支持,知名度不夠。於是如果想用最少的時間選贏,結果還是派了舊的人出來選。然後又墜入了功能效率的思維中。
呂: 一定是這樣的。但如果他們願意走這一步,我認為會有新的生命力。

讀: 舉例說,請了一班副局長、局長助理。其實對那班政務官來說,他們更是不願放手給他們。
呂: 我覺得更奇怪,是到了第三、第四代也參與批評陳智遠的時候,他們仍然在運用第二代人的角度。

讀: 說到最後,不是社會上某個人設計了一個制度,令社會停滯不前。你看陳智遠的問題就最清楚了。批評得很狠的人就是來自同代那群人。
呂: 這當然是很不幸的。

讀: 這不是不幸,而只是冰山一角。
呂: 所以我一直說第三、第四代根本沒有一個身分,沒有一套獨立想法。

讀: 根本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如果這是一場Generation War,你應該把陳智遠捧為你們的教主。
呂: 對,如果我仍是廿多歲。我一定捧他為教主。

讀: 為何不行?由二萬人工一跳而變成十多萬人工,有何不可?
呂: 根本就覺得很應該。還覺得應該多開幾個位給我們。你用另一個角度想,他以前一表人才,在現有的大學制度來說是如何糟蹋了他,哈哈。

讀: 其實這個惰性本身是體現在香港人的性格之中。
呂: 這種性格不是第三、第四代獨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也有。

現在整個社會也是risk free問題,政改出現問題的時候,「掟蕉」是最容易做的事。大聲一點說,起碼到現在我們仍然有幾個人在寫一些文章去說政治委任制度是必要的,只是應談論 怎麼去「優化」,次次也給人狠批的了。扒逆水永遠是辛苦幾十倍的,「掟蕉」就容易成為話題了。

讀: 可是對社會發展沒有幫助。
呂: 這也是香港其他方面的問題,香港很少想共同富貴繁榮的想法。我常舉的一個例子,Harry Potter這書推出時,英國文化界、媒界的反應是大家一起捧它為教主。之後大家心底裏一起說:唓,其實這本書沒有多厲害。這是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如果 一旦成功了,就大家有份有着數。我出來捏死你,其實只是捏死了另一隻螞蟻,大家也沒有得益啊,當然是捧你出來對大家有利。其實奧巴馬也是一樣,社會上覺得 如果出現一件新事物,社會上就要說新的事情,要有新的議程。大家自然有新的機會,有些人可以翻身,起碼可以一試。可是香港不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就是要把你 擊敗了才算。

讀: 可是香港的精英也不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就算是不同年紀的精英,他們也沒有一種齊齊成功的意識。
呂: 現在就好像去冒險樂園一樣,有空就玩玩射擊遊戲,無限復活。不過人會死啊。我不相信第二代可以永永遠遠下去。但當第二代死了,如果再由第三、第四代去延續,然後我們發現他們說的話、做的事原來也是一樣的,事情就真的會很糟了。

讀: 但這很悲觀嘛,需要等年紀大那一班人死掉……
呂: 那死之前也會慢慢老的。沒辦法的了,唯有看年輕的一代有否這種挑戰的能力。

讀: 那你是否應該寫一個續篇呢?
呂: 名叫《第二代香港人》嗎?就只集中談論第二代!哈哈。其實是值得的,因為《四代香港人》爭議並沒得到第二代人的參與,因為內容不中聽嘛。

讀: 對呀,對於你預期出現但最後在討論裏面沒出現過的東西,包括第二代裏面成功的香港人,他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讀書好》


讀:《讀書好》
陳: 陳雲

讀: 過去你曾寫下兩本指出港式中文弊病的著作,請問時下港式中文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
陳: 是洋化的官僚中文,例如「不排除」、「不存在」、「有保留」,說時像很有權威,但其實內容空洞,句子有頭無尾,不符合中文章法,聽起上來簡直是廢話一堆,侮辱市民,教壞下一代。

讀: 在日常生活裏,隨處可見一些叫人摸不着頭腦的中文,好像寫着「前往此區者不在此限」的路牌,中英混雜。究竟應怎樣解讀此標示?
陳: 標示裏的英文是能夠讓人理解的,可是要人家先有理解英文的能力,再自行翻譯成中文,這是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有點自我作踐。這些中文告示,完全不站在讀者角 度來理解,顯示政府官員智力低下,思想貧乏,缺乏溝通能力,更顯示他們傲慢無禮,掛了告示,便不理會人家如何理解;但若你不跟從,便是犯法,會被抄牌。正 確的說法,是「此車道只通往某區」或「往某區專用車道」。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行政歷史很悠久的國家,中文詞彙非常豐富,表達力非常準確;出了這些荒謬的告示 牌,顯示香港政府官員荒廢學問,或者根本無能。

讀: 曾見過一張宣傳單張,着駕駛人士讓路予緊急救援車輛,英文口號是「Give Way to Emergency Vehicles」,而中文就譯作「禮讓緊急車輛」,好像不太正確。請問中文該怎樣寫才正確?
陳: 「請讓路予緊急車輛」。任何頭腦正常,粗通文墨的官員,都懂得這樣寫。「禮讓」是人情,是修養,但不是必需的義務,例如禮讓老人先走;但對於救護車,是必 須讓路的。「讓路」是中文的固定說法,任何人都懂得,不須查字典。政府寫出這樣的中文告示,根本不是從日常的中文着手去思考,而是以英文思考,被英文圈死 了語言的表達能力。

讀: 港式中文,有否值得推崇、維護及保存之處?
陳: 香港的傳統正體字和粵語的唐音,是中文的正宗,現在全中國只有香港將它保存了下來,是香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另外,有些源自粵語的單詞和古雅用語,也是值 得保存的,例如:「求之不得」、「多謝幫襯」之類。即使俗語說的「有請某某嘉賓上台」,或者搭小巴時講的「前面轉彎有落」的那個「有」字,就是先秦時期所 用的虛詞,《書經》亦有用到,今天北方普通話中已經不再用了。又例如用粵語說「我去九龍」,就是古文語法,一字一義,簡單直接;反而普通話的「我到九龍 去」,用「到……去」的講法,便很麻煩。可是,現在我們偏偏接受普通話的口語做書面語的標準,若寫「我去九龍」,可能反而會被老師說是粵語口語,不合語 法;但其實以前梁啟超、孫中山都是這麼寫的。此外,如要將廣東話轉為優雅的古文亦非常方便,就是「吾往九龍」。

讀: 你在著作裏講到,商家為了爭生意、吸引顧客,會用到極端語言,好像某名牌咖啡店,以前賣的細杯裝咖啡叫「short size」,現在則改為叫「tall size」;又例如海景一定要「無敵」,打造一定是「全方位」,落實必然是「盡力」。這種文字上的通脹,聽得多,會不會叫人麻木,甚至有反效果?
陳: 聽得多,用得濫,就會失去效力,但人人都用的時候,不用又不行,於是就出現了「超級無敵」、「極度遺憾」,甚麼都用到極級的形容詞來推銷或宣傳,漸漸令人 失去選擇詞彙的能力,最終會廢掉語言溝通的基本能力。例如「遺憾」,本身已經是強力的實詞,加上「極度」,只是削弱遺憾本身的震撼力,令整個詞句變成廢 話,看了也不會動容。久而久之,人會變得蠢、變得冷漠。不過,這樣就容易統治和控制了。
讀: 這現象,你覺得純粹是個文字上的問題,還是反映內地政治文化已全面入侵香港?
陳: 內地因為過去有幾次大型的政治流血鬥爭,都用上了這些激烈而空洞的詞彙,因此到了今天,有時兩個本身是互相排斥的詞句,都可以連用,例如「嚴重同意你的看 法」。又例如在正式演講的時候,說「我們對閣下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本是冷漠的中文,但內地人卻認為這是很熱情的中文,這顯示內地人的語言感性已 經凋謝了,而香港亦可能走上這條歪路。

讀: 除了用字,在譯音方面,香港很多時都會與內地看齊,好像在新聞報道裏,有主播會將以前所說的「維珍尼亞州」譯成「弗吉尼亞州」;不過球星碧咸的譯名,香港則不會跟隨內地叫「貝克漢姆」,為何會如此混亂?
陳: 因為內地以普通話為交流語,北方話的語音自不然成為了霸權,他們不理會其他方言地區的發音,也不太禮貌,甚至不顧廉恥。翻譯語句要講求順暢和文辭優雅,可 以用譯名來讚譽他人,但不能詆譭人家。像「維珍尼亞州」的發音,不論是粵語還是國語,都接近英文,反而「弗吉尼亞」就像是「不吉利呀」,是詛咒人家,而且 發音也不準。既然中文無論如何也發不了英文的V和G音,反正「維珍尼亞」和「弗吉利亞」都一樣不準,那為何不取一個意思優雅的字呢?至於足球明星的名字 「碧咸」,因為是流行文化,商人不敢得罪本地球迷,於是就用粵語來翻譯。雖然粵語的「碧咸」發音不準,但卻只有兩個音節,貼近英文,依然比四個音節的「貝 克漢姆」好得多。

讀: 若果不想受這些「壞鬼中文」影響,希望學好中文,有甚麼方法?
陳: 那就要鄙視港府和大陸的官僚中文,要把這些官話視作廢話,是有毒的中文;如要引述,便要改寫。此外,不要貶抑粵語口語的正當性,因為將粵語轉為優雅的中 文,比起普通話更加容易。還有要多讀古文、明清小說和舊時的公文,學習簡潔明朗的表達方法。我們要記住,中國的古文,有四千多年歷史,可以描述許多複雜的 事態,這些語文經驗,可以用於現代中文。

文:梁文道 打開書櫃



從 前我一直都說不準陳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書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後來創辦《號外》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後來他寫電影 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就像我的舊上司梁濃剛,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電視台任職高層。也許那一代香 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遊歷豐富,但卻不太張揚,無論幹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最後都總是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 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 人汗顏,開啟了香港集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於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 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麼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陳︰ 陳冠中

梁︰ 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sensibility會這麼cool?
陳︰ Cool的確是最貼切的字,香港不喜歡sentimental,不喜歡濫情。

梁︰ 譬如說進念那種劇場,台灣不會有,大陸也不會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為藝術做了這麼多年,但是從來沒有好像大陸這樣一做就沸沸揚揚,就讓人覺得厲害,覺得是世界第一。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陳︰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個題材,也要做得輕一點,也要將那個主題說得小一點。我覺那真是某個階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說五、六十年代歐洲那種存在主義的 品味,或者是後來結構主義與美國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調一些的,就是不喜歡說一些激情大主題,不喜歡激情到連自己也感動。起碼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簡約的方式去說 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書的朗讀會中,一位讀者就選了一篇我寫的東西來讀。但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那篇東西,因為當時我的寫作策略是在西藏問題鬧得最激烈的時候,特地用很溫情的東西去說服一些憤青。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讀者卻很喜歡,很奇怪。
陳︰ 大陸的官方論述也永遠是華麗的,帶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講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會,那些主持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漂亮的。其實那都是套句,陳腔濫調。這可能是一個訓練。即便台灣,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將感情元素削減了。

梁︰ 台灣很強調一種很溫暖、很sweet的東西。譬如他們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詞的小書根本是放不進去CD盒,因為它太厚了,每一頁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寫下自己在錄這首歌時的心情如何如何,我們香港人看了就會說,有沒有搞錯。
陳︰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較cool,由劉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點童真,有點樸素;或者後來的黃碧雲比較「激」,但就是沒有那種溫情。

梁︰ 所以在這兩者之間,香港才有了一個特別的文化的感性存在。這種感性很世故,乃至於我們的電影沒有很多溫情戲,寧願喜歡「笑爆咀」,苦中即時求樂。
陳︰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經開始會去嘲諷「文藝腔」,去拒絕這種東西。起碼我自己成長、寫作的時候,就很害怕給人說是「文藝腔」。於是這 個「文藝腔」的傳統就在香港被切斷了。我們又怕被人認為是「扮嘢」,寧願「存真」也不要「扮嘢」,總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們對浪漫本身就有疑問,香港 人並不浪漫。我們更不喜歡那些自怨自艾,然後覺得自己很悲慘的情感,譬如說台灣的「悲情」和大陸的「百年國恥」。

梁 ︰ 所以當台灣一份刊物叫我寫四九年的香港時,我才發現香港相當有趣,很多人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很慘很失敗,我們在香港住了這麼久,你何時聽過香港人會這樣說? 所以龍應台那本書,就只有台灣人才寫得出來。你父母那一代從上海逃來香港,他們會不會常常這樣喊苦?沒有呀。我認識很多人都是由大陸下來,而且當年還真 苦。但問題就是他們從來不講,也從來不會拿這些事來說,更不會將這件事變作一種cultural element。
陳︰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沒有太強調那種苦。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整天圍繞受害者這個主題,然後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怎麼會這樣苦。我們很快就可以轉 換心境。我記得小時候他們有講過香港是一個福地,說香港真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起碼與在大陸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不同,他們都向前看,很樂觀, 然後急急要「搵食」。

梁︰ 台灣是外省人覺得自己很慘,流離失所;本省人也覺得自己很慘,受人壓迫。香港人就很少覺得自己慘,反而會覺得自己很幸運。話說回來,你是不是到了北京之後,才更加醒覺香港特別的地方?所以《我這一代香港人》和《什麼都沒有發生》都是你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對嗎?
陳︰ 是,這都是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但我覺得那個源頭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間自己有一個香港的意識出來了,譬如突然之間懷舊,那究竟要懷念甚麼呢?七十年 代尾懷舊,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歲時成長的過程。其實那不是很多年後,就在懷念自己十多歲的日子。另外就是覺得香港是我們的家,所以要說說香港。那一種 衝動是最重要的。

梁︰ 那就是辦《號外》的時候?
陳: 對,辦《號外》的時候。譬如說當年看Q仔(黎則奮)寫灣仔,我也覺得很震驚,他把灣仔說得這樣有趣。我就覺得,對啊,我們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個震驚是 很大的。但是,雖然有了這個意識,卻沒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後回頭再看,就是來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開始進來,才有一個大的比較去感到大陸與香港的反 差,然後在97年前後開始寫《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本小說,連名字都是有比較之下才知道,原來自己長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學的語言來說,就叫做「什麼都沒 有發生」。

梁: 那是很cool的。
陳: 很cool,相比起台灣和大陸的同齡人來計,如果沒有比較就不會想到這一點。這種東西現在想起很幸運,也很平淡。相對來說,我們的經歷是比較平淡。譬如說在大陸,我是屬於老三屆的。

梁: 你辦《號外》的時候有一個很清晰的城市文化意識,對嗎?
陳︰我自己覺得《號外》有兩個源頭,首先是因為去了波士頓,看到當時美國的那個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戰差不多完結,嬉皮士開始淡出,氣氛開始靜下來的時候。我記得75年我離開波士頓前,剛剛開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 個享樂年代回來了。我心想,嘩,為甚麼會這樣?我們前一陣子還在說要對抗越戰,還要與政府抗衡,怎麼現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碼不跟音樂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們當時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沒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個大型慶祝會慶祝越戰結束,跟着忽然之間就開party跳Disco了。那時候有一些地下報紙,特別是波士頓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紐約則有Village Voice。甚麼趣味的都有,很適合我們自己的趣味,從左翼政治到飲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羅萬有,然後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賞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畫。我覺得這種事情我們應該做。

但香港其實是做過的,六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年青人周報》,七十年代的《七○雙周刊》,其實都是這類型的東西。然後在七十年代中,忽然之間這種以 整代人作為對象的刊物全部「死掉」,《七○雙周刊》已結束,《中國學生周報》也結束了,《年青人周報》是碩果僅存,可能還有一兩份在喘着氣,但最後在76 年辦《號外》之前就都沒有了。

但我覺得我懂得做,能夠編一本這樣的東西,能做到美國的那種感覺。所以起初是很模仿西方的,因為那時候比較崇拜英美。當年他們那些小報都叫做「tabloid」,所以我們就叫做《號外》,一開始做了五期雙週報,就像是地下報一樣。但因為發行太困難,所以才改做雜誌。

梁︰ 當時你們是否都很有意識要說香港的事情?
陳︰ 這反而是遲一些才出現的。我們起初是講英美,以大學和大學畢業生等年青人喜歡的題材為主。我們對輸入新潮洋文化最有興趣,就是在別人未說起之前,我們先 說,然後才說回自己的成長過程。我們說香港不是由開埠說起,而是從五、六十年代說起;鄧小宇的記憶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記憶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 國學生周報》。再加上我們知道成長階段比我們稍為大一點的人,例如唐書璇這一類。

這兩種東西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是剛由外面回來的人。我們那一代出道了,讀完書回來了,很多在外國學過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發覺我們的雜誌會介紹 這些小眾的東西,所以他們會聚過來一起做。譬如有次我們寫到一些關於同性戀的東西,可能我們的態度寫得比較好,立即有人來和我們接洽,表示想替我們寫文章 和替我們做點事情,後來就開了一個專欄,叫「少數權利」,其中一個activist叫小明雄。還有一個做時裝的朋友剛從加拿大讀完書回來,說自己想替我們 編一些時裝的內容。當時走過來的全部是同代人,大家集合起來,只不過因為當時我們提供了一個平台。

梁︰ 你們一整代的Baby Boomer留學回來了。
陳︰ 那是第一代的Baby Boomer回來,剛剛開始佔有了一點位置。我們最早的廣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後可以給我們一些廣告。在八十年代 初,如果掌權的是個30歲左右,在外國讀design回來的,他就會將那些廣告先給我們,又或者找我們的雜誌去寫一點東西。另外當時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 還是大一設計學院出來的,我都已經忘記了,反正都是學美術的,他們成立了一個「插圖社」,對設計很發燒。他們自動跑來找我們說︰「不如讓我們替你做封 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沒有收錢。

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鮮明旗幟,現在我才想到這事情。如果像是《七○雙周刊》這樣有一個鮮明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會是另外的一群。反正《號外》的旗幟不鮮明,就連創刊號都沒有發宣言就開始了。

梁︰ 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沒有創刊詞?
陳︰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但我連雜誌也不肯儲存,我覺得過了就算,沒有甚麼大事要說,我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梁︰ 這真的「很香港」了。
陳︰ 沒錯,我們連宣言也不肯寫。因為當時我在美國學新聞,有一個新聞記者的態度,但我不肯講一些很大的態度,譬如先講一下甚麼關懷呀,完全沒有,反而整天都當「知識分子」四個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識分子,把它當成是取笑老一輩的字眼。

梁︰ 你現在這種對於《號外》的描述,是不是在你來到了北京之後,回想起才更加清晰?
陳︰ 是,現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當初也的確知道,總之見到有趣的,就會把它放進去,見到新的東西也要放進去,時髦的更要放進去。我所謂的「時髦」是我自己心 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發現一個人很有型,他叫榮念曾,為何他穿的衣服這樣闊?那時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闊衣,還穿一身黑色的闊衣,這樣很有型 呀,原來他從紐約回來,我就決定一定要拉他過來,無論他做甚麼也要給他大篇幅。其實真是沒道理,我根本就不認識他所做的範疇!就是這樣,我們沒有甚麼胸懷 大志,要做些甚麼大東西出來的宏願。

梁︰ 所以後來大家都說《號外》是華文世界第一個城市文化雜誌,其實你們當時根本沒有去想這回事。
陳︰ 沒有。用「城市」這個字,只是覺得它很有趣。我們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開始,也參考了《中國學生周報》、《七○雙周刊》,但它們在消費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國又有一些新雜誌出來了,例如講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Interview,於是我們就學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後來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說紐約的有趣東西,我們一套上去,又發現香港也可以這樣做,於是我們的副題就叫做「城市雜誌」。

雖然如此,但這個概念當時在商業上是不成立的,整件事沒可能成功,但是一直說要結束也沒有結束,起碼有五次決定要結束,但每次有人肯「夾錢」,又有人肯投 資。好像林秀峰,後來是最大的投資者,但我們不認識他,是他主動打電話來說想投資在我們身上。然後這樣子又再捱下去,捱到廣告名人施養德進來,說要將雜誌 變得更大,更改版面,使設計變得愈來愈重要。其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甚麼叫設計,因為Illustration Workshop,因為施養德,我才知道這是設計。

儘管如此,但那時雜誌的生意還是不行的,直至美國新聞界創作了Yuppy這個字。因為有了Yuppy這個字,於是就有Yuppy產品;當Yuppy產品來 到香港,香港的廣告公司便問香港的Yuppy媒體在哪裏?而那時全部廣告公司都不知道甚麼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雜誌叫《號外》,那麼乾脆把 《號外》當作Yuppy吧。自此之後就有很多廣告了。回看起來是有一點幸運,不然就捱不了那麼久了。

梁︰ 你也挺幸運的,在每一個地方也趕上有趣的時刻。在波士頓時,是某種文化運動的尾聲;然後在台北呢,你度過了最有活力的時候,就是戒嚴前後。
陳︰ 做電影是戒嚴前,做《號外》就是戒嚴後。

梁︰ 後來你去台北住,正好碰上了台灣文化出版界和文化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對吧?
陳︰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長住台北做有線電視,恰巧是李登輝當上了總統,但未經正式民選,民進黨跟國民黨吵得最厲害的時候。

台灣發展得很快,94年雜誌已做得很好,書也很蓬勃,甚麼都已經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進的性解放,很多人寫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麼也 有。台灣在九十年代後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進外國的東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種各樣新的思潮也有人談論,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間我 寫得很少,因為在台灣甚麼也有人寫。舊日我能夠寫東西,許多時是因為沒甚麼人寫,我覺得我不寫,便沒人寫了。雖然我不是專家,也略知一二。

但我反而在台北寫了一本書,是電視劇本,叫做《總統的故事》,後來皇冠把它當作影視小說出版。原本我們打算拍李登輝的故事,請了張大春寫十集,平路寫十 集,希望從兩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寫,因我知道他倆的態度有點不同。結果二人都寫不出來,張大春沒時間寫劇本,寫了個《撒謊的信徒》,但那沒可能拍得出來, 因為它不只是談李登輝;平路一樣也寫不出來。原來在94至95年,寫李登輝是很難的,那怎辦?要拍了,於是我自己寫了十集出來,由賴建國當導演拍成電視 劇,但後來決定不播了。就因為這樣,我下了不少工夫,反而有助於我理解台灣。要從日治時期開始探討台灣人為甚麼會視李登輝為台灣之子。也許太近了,所以張 大春和平路寫不出來。我作為外人反而比較好。

梁︰ 然後你又到了北京。
陳︰ 2000年,別人的時代已超越了我們的。我到大陸,是想做一點網站的東西,怎料人家網股也爆了,阿里巴巴和QQ又已經開了,我還能做甚麼呢?另一方面,《時尚雜誌》集團也在,同時還看着七九八一直旺。後來我乾脆甚麼都不做,寫東西算了。

梁︰ 所以香港人在2000年才來北京發展,想打一個龐大的事業是沒可能的。
陳︰ 現在的門檻更是太高。我們沒甚麼優勢,沒甚麼比人叻。舊時叻,是因為整個社會走得前一點,你只要跟着自己社會的步伐,便會比人走得快一點點。內地在92年 時和我們有很明顯的差距,我記得當時做唱片,根本不宣傳,只要找記者寫點東西,便賣到不得了,就是這樣容易。

梁︰ 你在《號外》時期寫的東西跟現在的不同,現在的你很critical,是從根本處去說香港的過去發生了甚麼事。這些想法醞釀了很久,還是來到北京才出現的?
陳︰ 那「衝動」是長時間的,但後來一邊寫一邊整理,有時是寫了一些才想出來的。我想把自己的經歷整理好,將從前有趣但含糊的地方寫出來,如此自己也會比較清楚 一點。從前在香港,我寫過很多沒人看的東西,但你沒可能依靠寫些沒人理會的東西維生,所以轉了做一些比較有反應的工作,例如寫電影劇本,至少有錢收。結果 我也走了不少不同的路,如今才決定純粹寫作。

梁︰ 2000年來北京的時候,你已打算要寫小說?
陳︰ 對,一直想寫小說,關於大陸的題材。但就是寫不出來。你青少年時期不在大陸生活,根本寫不到。每次我開始寫了一點東西,便會心虛,因我不太知道那些人是怎樣活的。直至08年有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及奧運,我才看清楚要寫的是一個盛世。

梁︰ 中國一直變得很快,既有很多樂觀的期望,也有很多灰暗的東西。但究竟怎樣命名這種狀態?很難。它變得太快,很難捉住。
陳︰ 捉不住,定不到型。08年便可以了,特別是西藏和搶火炬的事發生後,你看到年青人變得很清楚了,開始了另一個新世界,他們有了態度。今年更不用說,西人也在說中國盛世。

梁︰ 上兩星期Newsweek的主筆Zakia寫了一篇東西,說金融風暴裏中國是唯一的贏家,今期的Time封面用了中文「五」這個字作背景,主題是「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的五件事」。近來我看參考消息,所有的外電翻譯都在說中國有多厲害。
陳︰ 2000年還在講中國可能會崩潰,經濟方面不行,現在都沒人說了。2000年香港及台灣人肯定也覺得自己是先進的、發達的,中國是落後的。不知從何時起,中國變成領先的,我們不太行。

梁︰ 為何你選擇以一個像科幻或幻想小說的形式去寫《盛世》?
陳︰ 我覺得自己想說的東西還不夠清晰。若我把它推至2013年,那便可以更誇張一點,整個趨勢也會更清晰─那時中國會比現在更強、更富、更自信。所以《盛世》 其實是關於現在的,這個故事是說現在的中國,我只是把時間推遲了一點。這個未來跟現在相差無幾,只不過我們用放大鏡把現在的事放大一點,我希望做到這件 事,告訴其他人中國正走向一個更強、更富的盛世。

梁 ︰ 這就是這本書讓我最好奇的地方,你的選擇很奇怪。最初我看的時候,覺得它就像《美麗新世界》和《1984》。中國60年來沒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我常常問 一些大陸作家,我們有很多「反動」小說,但沒一本寫得像《古拉格群島》,而寫dystopia的更加沒有。我一看你這本書,便知道你是走這條路線,但若真 的是這樣,又有幾件事是不成立的。第一,那時間太近,近得不能構成一個很大的幻想元素。所以我猜這是個刻意的設計,因為它的時間太近了,2013年一下子 便過去了。這是刻意設計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是一個以目前現實可以合理預測的推演結果。

另一方面,它的科幻程度很低,當中的人物都很實在,有些影射作用,這些人物即使不是任何一個具體人物,你也會覺得他們的形象很清晰,像你曾經在哪裏見過這些人。譬如說方草地那種人,還有與他一起的張逗、小希,是有這麼一類人明顯經過六四。
陳: 這些人物當中是存在着一種真實性的,當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讀的時候會enjoy,我希望它能夠是本可讀的小說、好看的小說。因為當年的反烏托邦小說像《我 們》,其實是相當乾澀的。我借用了一點點政治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和推理小說的手法,它帶點懸疑,各個類別也有一點點。當中的人物那麼多,故事有那麼多條 線,可卻沒甚麼結尾,有點像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我受了她影響,將人物和處境豐富化了,而非單純的將一個論點寫出來,盡量有多點聲音,一種混雜的聲音,讓各種人將自己的觀點說出來。那會比較能夠說出中國的複雜性。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的定論在裏頭,不是說我必定要說出某種感覺,說整個中國就是如此。

小說的包容量很大,可容許你說很多的東西,那是論文、評論所無法做到的。我在2005年替台灣《思想》雜誌寫了一篇長文,評論當時的一本書《歧路中國》, 我用了「絳樹兩歌」的比喻,講到若要說中國的好,你會說不完;要說中國的壞嗎,也會說不完。但現在的問題是,它比兩歌更複雜,不只是好與不好,那種心境的 轉變是多樣化的。絳樹一張嘴可唱兩首歌,但原來兩首歌還是未夠的,要同時唱幾首歌才行。是很難作評論的,所以我嘗試用小說。

我一邊寫一邊想人物角色。我2000年來了北京以後,特別是我的女友于奇的朋友圈子內,大概有一半都是公共知識分子,這是我身邊最熟悉、最大的一個圈子。 近八、九年,我跟從前工作的傳媒、娛樂圈、電影圈及文化雜誌那些朋友,反而來往少了。現在來往最多的是公共知識分子,我常常聽他們說話,那些事我沒地方插 嘴,但我感覺到他們思考的範圍是甚麼。這一個小說,就是寫這個圈子的人。

梁 ︰ 其中一個最令人心痛的角色是韋國。因為現在有很多這種年青人,覺得自己是精英,一方面很真誠地相信某些價值,覺得去中宣部工作是一件很浪漫的工作;但另一 方面,他又充滿了機心、計算;是兩種東西的結合。一方面是一個有一丁點理想,真的相信國家前進,另一方面是一種個人功利的極端計算,是兩者的結合。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的感覺,大陸的年青精英,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傾向,因為他們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時候說假話,在某些時間要做一些經營的事, 然後才能爬上去,所以他們是內化了這套東西。同時他們又覺得自己生在一個很好的時候,亦很相信官方話語,大部分的官方話語,他們根本不太願意去挑戰,他們 希望去相信自己是活在一個好的時代、一個有作為的時代。上一輩再苦難,也不關他們的事了。我經歷過一次飯局,李慎之也在場,竟然當場跟一個年青作家吵架。 年青作家覺得李慎之真的很多餘,還在說這樣的老話,常常抱怨,他說現在有甚麼問題呢?現在有多好等等。他就是這樣跟李慎之吵架,完全是沒大沒小的,旁邊的 人看在眼裏,都呆了。李慎之又是很認真的人,竟然也真的跟那年青人吵。

梁: 有趣的是,這群年青人即使知道了一些被官方史學掩蓋了、扭曲了的歷史真相,也覺得不太要緊。
陳: 對,他們甚至覺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時他們在面對一個很大的競爭,他們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樣去得到較好的位置,例如入黨,現在是一件很盛的事。
其實入了黨是不是真的有幫助,不一定,他就當多買一個保險。但入黨後會要你檢討自己,所謂檢討自己,就是供出身邊的人,說他們做錯了甚麼,然後知道了這些 是錯的,之後自己就不做。就是把身邊的人的反動、反黨行為說出來,他們不覺得這種告密行為是一回要事。可能他們覺得上行下效,你們都可以做,為甚麼我們不 能做?這變成了已接受的道德底線。但同時我也碰到一些真的很精英、很厲害的才子,他們真的很精英主義,覺得精英應該掌握所有的控制權,還說中國傳統就是 「士」,簡直覺得人應該分等級。

梁: 新中國在建國的時候已經根深柢固地埋伏了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最喜歡說的口號是「落後就要捱打」,對吧?如果你這樣理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你很容易在內部也是這樣理解,所以中國的市場競爭比其他地方更赤裸、更無情。因為我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太強。另外,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盛世》的氣氛描 寫,就是那種盛世的感覺,那一種自我中心的氣氛是很可怕的。例如我前日在一個沙龍介紹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有一個中科院年青人走來跟我說:「全球暖化是一個 西方發達國家的陰謀,用來箝制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梁老師你不要只說西方的觀點,也要留意一下我們這些中國的觀點。」我心想,這是甚麼中國觀點啊? 全球暖化,你以為人家是廿多年前想這些點子出來害我們中國嗎?陰謀論也要有一個懷疑的根據,人怎麼會這樣思考的啊?
陳: 這也是很常見的,他們說甚麼也被西方影響了。現在體制吸納了精英,精英也背靠大國。現在中國的學者也背靠大國,他們的思想開始改變得很厲害,他們知道自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支持。

梁: 其實這個制度是令很多人得到滿足的制度。譬如一個中國學者,他已經厭倦了再去做一個二流國際地位的學者。他想做一個國際級的大師,可能出發點就是我們中國 人想到自己的一套,是跟你們不一樣的,大家可以平起平坐,我甚至比你更厲害呢。這不只是一種向官方獻媚,而且包含了一種作為一個學者的某種尊嚴的追求。而 你所說的背靠大國,就是這個制度令一些像韋國的精英得益,他又能替國家得益。對學者來說也一樣,國家在他身上得到好處,他本身也得到好處。
陳: 大國的確是有分別的。如果我寫一個小說講今天的香港,反應肯定差得遠了,因為大家現在都對中國有興趣。

梁: 你還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就是大膽預測了中國模式到底是甚麼。我看《盛世》看到後來很錯愕,想不到小說最後是像這樣子的演講,使我覺得你在用一個小說的形 式去表達一個社會評論。而且這一個評論包含了某些預測,例如說在經濟上中國怎樣擺脫了令全世界進入「冰火期」的困境。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覺得可能的一個現實。不過它多數也不會是這樣子發生的,因為西方不一定發生冰火期,中國也未必能那麼完美地執行一套計劃。我只是覺得有這個 跡象,例如日本跟中國的發展,是比我想像中快。我寫書的時候,東亞共同體是沒有人提及的,現在就突然有人提出來了,以前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未來甚至 連農村問題也得到緩解,因為經濟好了、收入多了,資源能轉付農村,所以消解了很多農村的矛盾。中國現在的資源、能力可以應付很多局面。如果這個亂是因為全 世界的經濟不景而引起,可能也不是一件大事,因為中國人不會全怪到政府上頭,只會覺得禍是美國搞出來的,大家也只是罵美國。所以這樣的一個盛世我覺得真有 可能會出現。中國可趁機會增強,就像這一次的金融風暴。

梁: 書中那神秘消失的一個月更妙,因為是幻想小說的格局,讀者一定會以為是政府下了藥,令大家失憶。誰知道原來是人民主動去忘記了那一個月。這個月的消失一方 面很可信,另一方面又很令人寒心,就是因為我們也看到了六四是如何從記憶中消失的。雖然其他事已做得這麼好了,可是這個政府有些本質性的東西沒有改變,基 本上仍是一個專制。
陳: 你提得對,六四就是了。另外,由89年到92年南巡中間還經過一個寒冷期,可是已經沒有人記得,明明是這麼近的事。改革開放後,83年甚至還有過很厲害的嚴打。

梁: 對,那時候是打流氓。我記得我昨晚才聽一群娛樂界的人在說,現在的狗仔隊流行偷拍誰人車震。嘩,這些東西要是換作83年嚴打的時候是流氓罪呀,可能會死刑的,但也沒人記得了。
陳: 他們已經完全忘了這些事。但這些事隨時會再回來。這一次我書裏有場很強的嚴打,用作一個專政的比喻。我們害怕的專制獨裁就是對某一個階層的人可以隨時嚴 打。其實中國自49年建國以來有很多次不同形式的嚴打,只是有一些我們不叫嚴打而已。甚至四清運動或是法輪功,也都是對某一階層的嚴打。嚴打是超越了法律 程序,是人權沒保障的時候,是國家權力變得絕對、可以濫用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冤案,有很多人枉死。但這些都是一定可以再發生的,其性質沒有變。所以我很 強調把嚴打定義為一個專政的標誌。

梁: 你在書中寫到像何東生這樣的官員比較令人疑惑,一個高層的官員會不會是一個這樣的人呢?
陳: 我覺得如果寫一個貪官污吏就沒意思了。你捉一個這樣的人來說甚麼呢?我覺得我要寫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官員,而且基本上不是一個很差的官員。不見得他完全不曾 貪污,因為他也供小孩出國讀書,但他基本上仍然是想好好的幹一些事。就算他基本上是一個共產黨官員,他是在想共產黨的棋應該怎樣走,政權應該怎樣保證,然 後同時令中國進步。

梁:但當初的問題你還未解決,就是為甚麼你最後會用何東生演講的方法去結局呢?
陳: 其實這才是我最初要寫的東西。我最初就想好了,我要寫多聲道的當代中國,可以開很多不同的channel,但很難去開一個channel給中國的高層官員 去逼他們說話啊。就算是在真實世界,他們也不會這樣說。他可以跟誰說?他帶到棺材去也沒機會說出來。那些政策連討論也不可以,又不能跟家人說。如果不用小 說,又怎可能做得到呢?只可以用一個小說的方法,去令不同的聲道同時並存在一個文體裏面,而且有些東西你是要強制他說,你不強制他就不會說了。所以我在小 說中捉了何東生,跟他做了一個交易,如果他不說真相就會死,而他還要吃了藥,說多了。否則這個聲音永遠是缺席的,我們永遠不知道官員們在想甚麼。

梁: 除了嚴打,另一表現出專制的地方就是在水裏下藥,讓全國人民都有點high。
陳: 這個當然是隱喻,就是中國人人都很high,人人都有很多大計,要做一些很偉大的事,搞各種很大型的活動。尤其是我碰到的精英階層,他們有很多資源在手,會想更多的東西。

梁: 大家一high,老唱反調的自由派就消聲匿跡了,《南方周未》倒閉、萬聖書園關門。你想像的未來很可怕。
陳: 最糟的是有些人不是給政府打倒,是他們失去了市場,年青人態度改變,對西方的興趣降低,都認為不用聽西方的話了。而自由派一定代表親西方嗎?其實也不一定。但他們有一些話語被認為是西方話語,這是個硬傷,使人覺得你們一定是幫西方的。

梁: 但身為一個香港人,寫大陸的東西經常會被人質疑你的資格。
陳: 對呀,香港人的確不夠理解大陸,所以我一直不敢寫,直到我覺得自己對這個題材和這批人有足夠的理解。但寫出來都要經過考驗,要給他們看看有沒有真實感,感 覺方面是否正確。幸好我女友于奇一看便會知道哪些對,哪些錯。我的寫作一向是由她去看,然後我再作出修正。她的feedback很重要。那是一個文學上的 真與假,而非歷史上有沒有發生,她能夠判斷得到。這次我夠膽去寫是因為于奇在,她能夠替我看稿子。但話說回來,大陸作家需要考慮的問題多很多,可能他們會 選擇的寫作策略是魔幻,或寫迂迴一些的東西,但不會這樣直接,例如他們不想在小說裏提到八九六四;但我們可以不用避忌。
  
梁: 你接下來會再寫甚麼?
陳: 我是想再寫小說的,或者多寫一本別的,但也是和大陸有關的東西。

梁: 繼續藉「盛世」去發揮?
陳: 會有關係,但不會是同樣的主題。現在正在構想中,但那不會是個續集,我不會再寫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圈子了。這一年我其中一個重點是去一些三線地級市看看,西北、西南、安徽、江蘇北部等等平時人們不會去的地方。

梁: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寫香港的。就等於過去我們說上海的衰落,現在可能你目睹了第二個上海的衰落,那就是香港了。你曾經歷過她所謂的heyday,你曾參與其中的榮景……
陳: 我覺得你可以有足夠想像去寫這個,你有這個情懷。我現在整個人都去了大陸,已無法扭回香港。寫一些以香港作背景的短篇小說可能還有機會,但若是用一個大故事去說香港,恐怕我寫不到了。


文: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