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仍旧枕寒流”
。2004年我两番到澳洲，可两次的心情却截然不同。7月，在墨尔本瑟瑟的冷风中再次来到小凯郊外的那栋红砖楼房时，是与那么可亲、那么优秀、那 么年轻的哥哥告别。院蓠边，小凯亲手种下的那排松柏依旧挺拔、青翠，我却只能在树下独自徘徊！思念的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在心中千万次地呼唤：回来吧，小 凯！
□ 告别你恍若在昨天
我是在7月5日中午接到小娟的电话说小凯不行了，我马上定到了7月6日晚飞澳洲的机票。飞机在7月7日墨尔本时间6：55分落地，行李等了很长时 间，大概二十分钟吧，更不幸运的是我被抽查了，出到大厅已是7：36分。在我们驶完了近50分钟的车程，于8：26分走进家门时，小凯已耗尽最后一点气息 而离去，那是在澳洲时间7月7日7：49分，这时的北京时间还只是5：49分。
抚着小凯不闭的眼睛，握着小凯仍然温热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伤痛欲绝的我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含混不清地重复：小凯！小凯！小凯……
墨尔本冬日的阳光撒满整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悲伤的我和安静的小凯。我就那么坐在床前，坐在那张今年农历春节我来澳洲陪伴小凯，曾许多 次给他朗读圣经篇章，让他能静静地休息一会的椅子上，看着如今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和迅速苍老的小凯，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坚强，从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小 凯怎么就没抵档住癌细胞的攻击盍然而去！要知道，你曾是老父最后的希望，母亲心中的痛惜，兄妹眼中的骄傲，你也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更是你所开创事业的舵 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你付出的最多，可却没等到收获！你的壮志未酬，你的妻儿还那么弱小，你实在走得太早!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为准备小凯的悼念，我与唐人电视的蒋勤女士一道匆忙编辑了一组小凯的生平照片。看着影像中幼稚的小凯、成长的小凯、瘦削而沉 思的小凯、壮实而颇有学者风范的小凯，我的思绪才开始忘掉这两年见得太多的病痛中的小凯，而回到与小凯共同度过的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童年和敢想、敢说、 敢干的充满理想的青少年。
□ 跟随你走过和煦的春天
在兄妹中由于我与小凯的年龄最相近，我小他两岁，读书时他只比我高一届，所以我与他跟得最“紧”。从小小凯就是机关大院里家长们口中孩子们的榜样 和学校及机关少年之家中孩子群中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小凯的优异成绩和当着学生干部并不是我羡慕的，我佩服的是他总能干出些别人想不到、干不出的事情来， 就我这个“跟屁虫”来说，这是最大的骄傲、信赖与依靠。
记得我们同在省委机关新湘幼儿园时，那时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小孩子肯定是喜欢回家罗。有一次不是星期六的晚上，他居然带着我从幼儿园翻 窗而“逃”回家。我们，当然主要是小凯的行动让父母大吃一惊，在幼儿园也是件大事。小凯总是想做就做，而不象我羞羞涩涩从不敢随思而动。58年我们住在省 政协时，正是大跃进时代，小凯居然能带着我们在院子里试着自炼废铁。三年困难时为改善伙食家里喂养了一些鸡鸭家禽，小凯是最积极的饲养员，我们都笑称他 “鸭司令”。一次阁楼上的免子死了，他居然能象课堂上老师说的那样把它来个全身解剖，看得我又惊又喜。1962年我小学五年级、他小学六年级时，父亲作出 一个决定，让小凯带着我到北京亲戚家过寒假。父母给我们俩买了个软卧，我们两个没有大人带领的半大孩子很快就成为乘客们注目的对象。小凯沉着、镇定、睿智 的态度得到大人们的一致赞扬，同车箱的是一群回北京的海军，一路上照顾我们俩竟成了他们的义务，在他们的讲述和介绍下，我们甚至吵着下车后一定先跟他们去 看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雄伟的天安门。
成长中的小凯在我们同龄人的眼中是能干大事的人，起码也是准备干大事的人。他勤于思考，敢于实践。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开始记日记，他多次向 我及他的同龄伙伴们介绍写日记的好处，既练习写作，又记下所思所想，回过头来翻看日记是一种很好的回味与享受。可惜我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小凯从小学 到初中的日记已记了一大摞。文革抄家时我曾想方设法将小凯的一摞用活页本记下的日记辗转保存，只可惜在我回城后，在父亲家多次的动迁中失散了。身处长沙， 毛泽东的长沙第一师范旧址是肯定要去的。印象中小凯对毛泽东青少年时的雄才大志很是敬仰，特别对于那种毛泽东也推崇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儒学警句牢记在心。寒冬季节，他在家和在学校都多次象毛泽东那样洗冷 水浴，中学时每天上学都坚持跑步。我那时上学与他同路，他经常从那个湖南省委后门通向一中的长坡开始，绕着之字形向上跑，一直跑到学校。他告诉我，中学运 动会上他参加的是5000米的马拉松跑，我说，那太难跑了，他说，那最能锻炼耐力。而鼓动几个同学到桔子洲头去畅泳和横度湘江，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之一。
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很早就开始了。这与我们家的经历有关。父亲1959年被打成“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 舟）”右倾分子余孽和1962年的甑别平反给小凯的印象很深，他曾多次和我谈起62年他随平反回城的父亲住在省委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时的人和事。那一年他 在唯成绩论甚嚣的气氛下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长沙市一中，父亲很为他高兴，他也是省委干部子弟中少数几个凭成绩考上的人。逐渐长大的小凯很愿意接触社 会，1964年他曾随在省总工会工作的母亲到湘潭锰矿参加社教，体验那种与工人同吃同住的生活。那时中国的形势已很左，我们都受到很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 育，在小凯65年初中毕业时，曾闹着要到基层参加“四清”工作队，又提出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师范学校，把父母急得要命，拼命做他的工作才又考了一中高中。 进入高中时已是文化革命的前夕，我最记得小凯对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的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很感兴趣，认认真真地抄录下来，还让我帮着抄录，对其中那 些批判5分制和中国高干和高干子女的特权等说法很有同感。我一直觉得，小凯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思想都源于他的经历和教育，他是个很能独立思考的人，并且勇 于实践与表达，并不象后来很多人说的，是因为父母亲的被批斗而参加造反派。可惜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和小凯来说只是一段永久的伤痛。
□ 不堪回首的那个年代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凯参与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反工作组行动就完全是他的独立思考。这是长沙中学生最早的造反行动，我的父母当时还没有遭 到批判。虽然后来工作组的人把父亲的历史问题拿出来压制了他，随着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何等地高兴。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省委院子里拦住 一中工作组干部的自行车，那种执拗地要干部向他说清问题的神态令我印象深刻。这时的我一如既往地是小凯的追随者，哥哥的反工作组行动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 也成为班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鼓动同学们自由出去串联的学生。第一次串联我们就是三兄妹一起走的，我们从长沙经武汉到北京一起参加了66年11月 25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最后一次红卫兵接见，之后小凯就忙于到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而我则随表姐去了大庆油田。从北方回来后，我知道小凯正组织同学步行 串联到瑞金，并且还准备沿途进行农村调查，那时的那种劲头很有点象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67年上半年。小凯67年 2月的第一次被捕我的感觉并不深，因为那时被抓的造反派太多了，可是妈妈却吓坏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我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小凯被关押的湖南绸厂，可是看守却 拒绝我们看望小凯，往回走时夜黑风寒，妈妈坐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看着妈妈那种焦虑的神情，我这才感到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天真。
67年年中，长沙的文革形势比较混乱，武斗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这时虽然也参加了和哥哥一样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长沙红中会”，但态度比较消 沉，一般就跟同学们出去看一看，没有什么行动。记得6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妈妈找到我们学校寝室，把正在睡午觉的我叫起。那时我和哥哥都住校，很少回家， 父亲被隔离在单位，妈妈虽不允许回家但在单位还比较自由。我的学校离妈妈的单位很近，妈妈是听到外面武斗的消息寻来的，为我特别是哥哥的处境而担忧。她一 再叮嘱我叫我一定劝劝哥哥，不要那么“冲”，说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事情的轻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可母亲那种对于孩子们的担忧和痛惜令我年轻的心第一 次颤动。我知道那时哥哥基本是红卫兵造反派默认的思想家，我不断听到他的言论和文章的消息，我对他是又敬佩又担忧，敬佩他敢思敢想敢说，担忧他的那些激进 想法总是那么鹤立鸡群不合时宜。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专门跑到一中找到哥哥，和他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是雄辩家，他批评 我散布灰色论调。
67年下半年随着湖南省革筹的成立和长沙“工联”的“正统”化，与之相对立的“省无联”（红中会是省无联的学生团组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 舆论压力，到哥哥的“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继抛出来时，对当时长沙“省无联”类的 “极左”造反派的批判舆论已如黑云压城。我听说哥哥这时离开了长沙，想避避风头，而我则在“一•二四”批示的前夕——1968年1月23日早晨听到母亲自 杀的讯息。我第一个跑到母亲的单位，闹着要见母亲。记得23日下午母亲单位的人叫我去时，我首先见到是满院的“揪出省无联‘黑手’——陈素”的大标语和大 字报。我先被叫去谈话，单位造反派头头是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很熟的人，在一通革命道理之后，他突然感叹道：小凯我看着长大，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又好， 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突然激愤起来，争辩道：哥哥不是反革命，妈妈也不是黑手，你们都是乱说！之后我边哭边历数当时的大字报及报纸上对于哥哥和我们家的编 造和诬陷直至声嘶力竭。晚上他们叫来了父亲，我们一同去看了妈妈的尸体和收拾妈妈的房间，默视着母亲被收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曾就着月光和着泪写日记，可惜那几页日记后来怕被工作组当“罪行”而被撕掉了，但我肯定是指责了哥哥，我不知道那时他在 那，但我知道妈妈的死与他很有关。我能体会到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当时的气氛下，对心爱的儿子可能是黑暗的前途绝望的心情，对当时的形势也没了任何指望，用后 来爸爸的话说，妈妈是被逼死的。在单位他们给我看了据说是妈妈遗言的一个笔记本，那应该是在67年年底左右写的，很短的一段话，除了对我已成婚的大哥大嫂 有几句交待外，对我们小的三个就是让我们当个好农民和好工人，在那时她希望的是我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妈妈这个遗言我传递给了哥哥，在哥哥逃离长沙前他曾 给我带过一个条子，写了很多关于妈妈，伤心之情跃然字里行间，但他却没有妈妈悲观，他对他的观点与理论仍然是坚信。
1月24日晚，那个着名的“批示”就在长沙大街小巷广为广播。大约是批示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红中会一个与我哥哥走得很近的同学在我们学校门 前的路上堵住了我，递给我一个条子，是哥哥的笔迹，说他现在很好，想到外地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搞到一点钱。父母的工资当时都冻结了，机关给我们每月18元 的生活费，我手上并没有余钱，所幸我在家里的书柜内找到父母遗留在书籍里的几百元钱。我给红中会的同学带去了200元，还带去了我的同学陈玲琅和从武汉来 找杨曦光未果而留在我这的哥哥一中初中同学曹某的地址，我的意思是哥哥如果没地方去可去找他们，一个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曹某也曾对我这么许诺。没想 到哥哥后来真到了陈玲琅家，一直住到离开长沙，并托陈给我带来了那个字条。离开长沙后他也直接去了武汉，却被曹出卖在长江大桥上。曹曾在哥哥的同学们中倍 受指责，我也很懊恼怎么给了哥哥这么个地址。今年春节我在澳陪伴小凯时他却说到了曹，他告诉我2003年他回长时与同学们有一次聚会，在大家都指责曹时， 他却表示了对曹的理解，认为自己曾是中学校政治老师的“爪牙”，批判过曹的日记，使曹也受到伤害。
哥哥被抓回长沙的第一次批斗会在长沙一中，我去参加了。虽然在会场的角落，但对哥哥的无穷批判和凌辱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校园内游 斗时，鞋也掉了，衣衫凌乱地被人呼喝推搡，使我再也看不下去而悄然离去，以后他的批斗会我再也没去过，只是开始了奔波于河西父亲的“学习班”和关押哥哥的 城南左家塘看守所给他们递送东西。这时的我再没有文革初期的激情与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观点的是非争辩，我想起的是母亲的嘱托和母亲走后我应承担起的对亲 人的担忧和关爱。给左家塘送东西被审查得很严，一些书籍那怕是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和马列单行本也不让送，所以每次只是送一些衣衫和日常用品。很多年后当我看 到哥哥的那本《牛鬼蛇神录》时，我曾深深地自责，当时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正值20岁青春年华的哥哥曾经那么饥饿，我却没想到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想办法给 他悄悄地送进去一点营养品。68年12月我下乡后，送东西的任务留给了妹妹小成，但小成在69年也离开长沙去了山西，69年杨曦光正式判决后，一段时间内 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
70年冬天，我在插队的湘西南村落接到一封写到我的中学再转来的信，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哥哥的来信。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已到了劳改农场，很长时间 没有接到家人的音讯，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不希望家人与他断绝联系。我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读那封信的心情。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能把这封信转给我，我 马上决定这年春节一定回长，并去农场看望哥哥。那时的我从68年12月到达农村后还没返过一次城，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只埋头干农活的状态中。那年春节我回 到长沙，并根据信上的地址奔到岳阳再渡过洞庭湖来到建新农场。第一次农场之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那天我找到哥哥所在的三大队时天已很晚，随便在大队的 食堂吃了点剩饭菜，就等着与哥哥的“接见”。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哥哥被带来与我相见，见到我他十分高兴，一口气问了家里的很多事情。两年多没见我觉得哥哥 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劳改队的管理没左家塘那么严，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说一些话，只到管教干部说“号子”里已息灯催促哥哥回去。那一夜劳改队安排我住在他 们大队部晒谷坪中的一排茅草房内，一排草屋仅住我一个人，冷彻的湖风从满是缝隙的芦苇墙灌入，昏暗的灯泡随着风声在屋子的上空晃来晃去，床上的被子又黑又 硬，我和着衣根本不敢入睡，几次走到坪上遥看不远处哥哥他们居住的那个有着高墙铁丝网、还有炮楼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的犯人驻地，我无法想象哥哥他们在那 里面的生活，身处寒风瑟瑟的草屋，我自忖他们的情况应该更加糟糕，所以那一夜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与哥哥再见一面，可没被允许，他们说他要 出工。我跑出去，正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小门洞中鱼贯而出，走向远处的田野。
之后我每年都在春节回长时去到农场看望哥哥，逐渐适应了建新农场那种阴冷的空气，认识了哥哥的小师兄——卢国安。哥哥总是事先给我写信需要些什 么东西，要得最多的是书籍，我每次都用旅行包给他拎来资本论、英文辞典和数学书等，74年父亲回长恢复工作后更带去了他的关心与爱护。最记得有一年我离开 三大队准备搭车回岳阳时，田间小径上跑来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卢国安，一个并不认识，他们交回我给哥哥带东西的旅行包，并示意内面有东西，看着他们神色 慌慌地躲避着干部和武警，我心里很紧张和害怕，拎着包赶紧向汽车站跑去。回来后一清点是一大叠哥哥写的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72年邓小平初次复出后 出现的很重的复旧风潮的一些评论，我心中嘀咕，哥哥怎么“本性不改”，仍在这“大放厥词”，我不知将这些东西收藏在那好，记得是放在床板底下，很遗憾后来 这些东西就没了踪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走向结束，建新之旅越来越轻松，这主要在心情上，那怕我曾因为没赶上回岳阳的班车而徒步70华里走到洞庭湖边，我再也没住过茅 草房，最好时住的是场部干部招待所，特别是哥哥到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后，行动自由多了，我曾看过哥哥在学校上课，结识了与哥哥处得很好的农场干部子弟出身的 赵老师，89年我再回建新为哥哥英文版《牛鬼蛇神录》拍照时就和她同眠同聊于她在子弟学校的宿舍。77年哥哥刑期将满前在出监队时，为争取能按时释放，我 也在思绪不安的哥哥的示意下，积极地对出监队长周某贿赂。那是我第一次给这样的干部送礼，在我和哥哥到周某家聊天时，周透露他儿子将结婚，我就给他带去了 用当时超出一般干部一个月工资的60多元买的一床上等湘绣被面，后来周某执法犯法出了事，省公安厅曾找我去询问，把我也紧张了一把。
1978年4月，哥哥终于被释放可以回家了，我在单位请了假去农场接他。记得把他从出监队接出来时他满面喜悦，来到场部汽车站购回程票时却被告 知，今天湖上可能有大风，汽车不一定过得了湖。听到这个消息哥哥心情顿时焦急起来，不停地在附近来回走，他跟我说，他一天也不想再呆在这里，如果今天没有 汽车，我们就走到洞庭湖边去，总有渔船可以过湖。所幸汽车还是来了，坐上回岳阳的汽车，哥哥心情十分雀跃，从岳阳转火车到长沙，再乘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 哥哥对什么景象都感慨万千。火车上回忆起1972年“一打三反”时他也曾被押上火车回长沙，那次险些遭遇极刑之灾。公交车上，眼见到长沙熟悉的街道，则忆 起童年在这些古老街道上的有趣时光。由于我在岳阳给父亲打了电话，看得出父亲一直在焦急中等待，见到哥哥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其实我是在 很多年后才看到香港版的《牛鬼蛇神录》，我很感慨哥哥能将那一段经历记下来，他还是那么勤于思敏于行。文章中几处提到了我，看过书又认识我的人总是给我打 来电话，感叹我们的不易。我却十分惭愧，那几年我并没给哥哥更多的支持和安慰，我就象他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的人，在与他的相见 和与他的信中常常讲“大道理”，俨然第二管教。我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一点，可是出监后他对很多人说起过对我的感激，小娟也多次与我说起小凯很珍惜我们的这段 经历与情谊，就连最后的小凯还记着我，接到小娟的信我真是热泪涕泣。（小娟来信告诉我，在小凯的遗嘱中也有关于我的段落）
□ 期待你扬帆远航
出狱后的小凯还是那么满怀抱负与追求，父亲这时对他的支持最大。因为杨曦光的名声太大，哥哥在出狱后找工作和想参加高考的努力总是因政治问题而受 阻，父亲就带着他和后母等出去旅游，说是让哥哥放松心情，见识大好河山。小凯曾多次与我说起那一段庐山、苏、杭之行确实使他心境开阔，重拾勇往直前的信 心。这时的小凯很想继续在牢狱中并不系统的知识学习，高考不让考，他就到在湖大任教的父亲的老同学彭教授手下旁听了一年的大学课程，后在父亲的老朋友时任 湖南省出版局长胡真的帮助下，在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结识了后来的太太吴小娟。在新印二厂时，哥哥仍没放弃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在监狱中所钻 研的经济学理论的追求，曾准备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考试，结果不给准考证。这时还是在父亲老朋友李锐的帮助下，使于光远过问了小凯的这件事，80年于光 远筹建技术经济研究会时把小凯借调到了北京，并参加了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考试，结果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而被录取。后来小凯与我说起他出狱后到北京的 那几年时很是兴奋，认为那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复出而弹冠相庆，思想开放并开始向西方经济学习使他有机会参加了很多交 流会，更重要的小凯自己在这两年中也异常活跃，在清理小凯的遗稿时我发现，就是在数量所那时他一年中就发表了23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还参与了对国民经济 线性规划模型的设计。正是由于他的这些成绩，1982年武汉大学聘请他到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任教，而小凯决定去武汉更因为他能与太太小娟和刚出生的女儿小 溪共同生活，因为他的政治问题他根本进不了北京户口。他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也一直在为他的反革命罪进行申诉,甚至把状告到 中共中央，直到胡耀邦出面干预，几经周折到83年出国前夕才获完全改判。
历经劫难的小凯对父母倾注了深重的感情，而父亲对“尚能争气的小凯”更倍加关爱和引以自豪。82年光明日报在头版第一次公开报道杨小凯时，父亲 高兴得遍打电话广告亲友；83年小凯出国前，父亲作下了在家族内广为传颂的“甜甜苦苦一家尝”的七律；1990年父亲得知小凯在世界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被 收入《世界名人录》更写下《沁园春》一首，以“喜获佳儿，八载相约，此愿得酬。”（父亲与母亲曾相约，为投入抗日战争，暂不要孩子，直至到东北后才有了小 凯）而告慰先去的母亲。小凯对父母的牵念也一直萦绕在心。小娟曾对我说，小凯拿到博士学位后，有一美国大学相聘，但因身份问题而拿不到工作签证，有人提议 小凯以他在国内的经历，申请政治避难即可都解决，但小凯反对这么做，他说他还要回国看望父亲。1995年小凯接八旬老父到澳洲小住，让父亲尽享天伦之乐。 2002年9-10月，父亲病危，小凯不顾重病在身和旅途劳顿一月内两次赶赴长沙看望和送别父亲。他鼓励父亲与疾病作斗争，父亲则笑着说要等到看小凯拿诺 贝尔奖。父亲不知从那里听到了这种说法，这个希望最后真成为父亲临终前的期盼，在我陪伴父亲的最后一夜，父亲曾悄悄告诉我，他不会走，他要等到那一天！
早逝并以那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母亲一直是小凯心中的痛。出狱后、出国前和每次回国时，在望江陵园与母亲相见时，小凯总是沉默不语。他悄悄地在 家中找到父母在延安时期的一张珍贵合影带回了澳洲，下次回国时，一张修整一新、加工放大的父母历史照被他放到了父亲书柜中最显眼的位置。如果说小凯自信而 坚强的个性来自于父亲，那么善良仁爱之心和厚道谦和之性则出自母亲，母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十余年，一直是亲和力很强受人爱戴的干部。1998年小凯在其 中文着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国内出版时，在扉页上赫然署上：献给我已经逝去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对父母的的敬重和对母亲的追念饱含其中。
雨过天晴之后的我与小凯的关系反到没有过去那么紧密，可能是大家都忙于生活，亦或是我逐渐地现实与平庸。79年小凯赋闲在家时曾燃起过创作的热 情，当时我正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学教文科，他把他写的第一篇小说给我看，是一个以红卫兵造反及武斗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我以内容太政治化而泼了他的冷水，我想 他肯定大受打击。不过我听说他写《牛鬼蛇神录》时很支持，我以为他会写成自传体，却很惊讶他的这种“无主题”的新颖结构。我问他为什么写成这样，他说他最 希望记下的就是牢里认识的这些朋友，那是一个特殊的“浮世绘”，他说牢里的故事太多、太有意思，也耐人寻味，还有好多故事他没能写出来，如老地主、国民党 军官等。他到北京后还常常给我写信，谈他的理想抱负和针砭时弊，我却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只关心怎么干好工作随波逐流，我想他肯定对我有些失望。但我们的亲 情关爱仍在，83年我出差路过武汉去看望小凯，火车在凌晨二、三点到达武昌，小凯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们在寂静的东湖边边骑边聊。小凯告诉我，他一定要在 35岁前出国，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还好在他出国的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邹至庄教授、赵紫阳总理、刘道玉校长，都给了他帮助。 我这时才感觉到，除了我们的亲情、友情外，他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与境界。
小凯出国后，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包括他写给父亲的信也又少又短。我们只知道由于英语基础不好，上完课后他常常要借别人的笔记 抄，每天二、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他在信中给我们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现在正要拚命在战场上奋斗。在小娟和小溪去了美国 后，为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不能说中文，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中文，不写中文，不讲中文，难怪在他写回家的信中总有空着字的句子，那是他忘 记写的中文字。我们曾对小凯的这种全盘西化不甚理解，只到他生病后与我聊起那一段，才知道他那一贯所提倡的“先爬进去，再走出来”的自律，我这才理解了他 全盘西化的用心良苦。他告诉我，他一直坚持不吃“中国饭”，而是要用自己的学术努力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搭建中国人自己的平台和道路，他虽然评论政府，关心中 国政治经济改革，但他从不参与组织，他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十年后他终于有所成就，也最终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入中国。
□ 你的精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2001年9月小凯因久咳不愈作了检查，结果是四期肺癌。告诉结果的电话是小凯给我说的，电话那头的小凯声调十分缓慢与平静，他说肺癌在癌症中是 比较好治的，但医生不给他开刀，他要我给他找中国的医生给他开刀。看得出癌症的疹断虽然对他是个打击，但对命运的劫难他并不善罢甘休，他不甘心澳洲医生对 他悲观的估计，他象研究学问一样开始钻研对疾病的治疗，并以极大的毅力与耐心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步行锻炼。在小凯去世前我到过三次澳洲，除第一次在小凯的 陪伴下从南到北地在澳游玩了一回外，后两次的作业主要都是陪着小凯走路，哪怕在长沙给父亲开追悼会时陪他在长沙烈士公园走，到深圳后陪他在梅林水库走，他 说毕竟是湖南的山水养育了他，他喜欢北半球的植被，他的身体也适应中国南方温暖、潮湿和季季都绿意盎然的气候，他甚至希望能在老家修一座房子，能在退休后 回来住一住。只可惜他的病发现得太晚，虽然经过他与大家的努力，有一段时间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终因癌细胞扩散至骨髓而无药可治。
小凯得病后开始信奉基督教，并以学者的态度写下颇有篇幅的“见证”，我看到小凯去世后网上对小凯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最疑惑甚至批评的。我不信 教，最开始我对小凯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很不理解，小凯给我说，基督教存在有2千年，在西方社会有这么多人信仰是有它缘由的，你应该去了解它。我说，从我与你 们的教友们的交往中，我的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小凯说，他最初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与我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 有人说小凯的信教表现了他的软弱，以我的体会，基督教给了他战胜疾病的希望，并为他营造了一个支持、鼓励、慰藉他与疾病作斗争的氛围。在我有限的时间陪伴 小凯的日子里，我参加过他们的圣经学习班，听他们讨论过如何面对死亡，最使我有感触的是集体为小凯的祷告，那种通过手与手相握的传递，以及每个人的祝福， 使任何一个弱小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支持与安慰。“他赦免我一切的错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性命，并且以慈爱的怜悯环绕我。……”圣经 的这些篇章无疑给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中的小凯以信念的依靠。小凯告诉我，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是永恒的，如对人的爱、兄弟姐妹的平等等，我发现，病中的小 凯，在教义的感召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包括他对功名名誉追求的太过强烈，包括他太玩命于事业而疏忽了家人和孩子。他与我说，得病信教的几年，是他最 平静的几年，如果“自然疗法”（指练深呼吸的气功和行走锻练）真能医治好他的病，他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学，去做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干回他在监狱中所学的泥瓦 匠。
在最初与小凯讨论基督教时小凯就曾劝我也信教，小凯笑着说，信了教我们就可以在天国相见了。今年春节我和小成先后去澳洲陪伴小凯，小凯又提起这 个话题，希望我和小成都能信教，都能在天国相见。这似乎成了小凯最后对我们的希望。我跟小凯说，你相信天堂，我们就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都信它的存在，我 们就一定能在天国相见。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有没有天堂，虽然你的身形将不复存在，但你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照耀于我们，你的精灵不论是人间亦或天堂将永远 与我们同在！
写于2004年8月20日，2005年2月1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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