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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浩泉、張灼祥、西西、張海素、鍾玲玲、馬康麗1981年照片 - 鬍鬚張和大頭蔡 Victor Hui:應該在西貢,約一九八一。阿蔡怕冷,張校長穿背心,他要穿羽絨。他的皮包裡長期塞著這類外套和其他衣物、雜物,隨時可以「走路」的樣子。這是一次素葉和大拇指的聯合郊遊,為何有此一遊?Sorry,唔記得咗。 (圖片來自蔡浩泉臉書專頁2019年9月1日) (評論來自《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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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15, 2014

蘇賡哲:全球中文書店舊況


 
12月4日多倫多明報     
    友人張先生借給我一冊《世界華僑書店出版社調查錄》,是故友許晚成在1970年編印的,距今已四十四年了,當然可以說已失去時效,但正因為變化劇烈,從史料角度看就顯得彌足珍貴。 
許晚成的調查可能有其片面性,但也缺少其他同類代替品。在他的記錄中,全加拿大當年只有十五家中文書店(因為觀念轉變,已不適宜稱之為華僑書店了),大多集中在溫哥華,多倫多只有三家。溫巿又以片打街最多。相對同時期的高棉有六十九家中文書店,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樣比加拿大多,大概加拿大華人社區的發展比東南亞遲緩,現在新移民人數應該是加拿大居前。加國中文書店也有過比較蓬勃時期,不過近幾年又萎縮下去。多倫多自稱北美最大華人商場,十多年前曾同時存在五家中文書店,現在已一家也沒有。 
    許晚成是香港龍文書店東主,對香港書店的調查自比較仔細。例如四友書店,雖然只是一個「橫門檔」,但除介紹它在1959年開辦,主持人叫李少泉外,更說明李先生在「1929年獨資設肆於廣州巿文德北路,經營玩文齋書畫社及裕泰書店,買賣新舊書籍古董書畫文玩,來港後,友人資助復業。主要業務為中西書籍、課本、古玩字畫。」李先生已作古多年,他的後人聽說移民來了加拿大,不過沒有繼承父業了。事實上如果沒有許晚成這本書,很多熟悉的書店已從記憶中消失,例如彌敦道的自聯出版社,經營人是名政論家司馬璐,後移民美國,在83歲時和86歲的青梅竹馬戈陽結婚,是一時佳話。

Saturday, December 6, 2014

艺鵠生活 - 尋找中文書


今天來到台北找尋獨立書店合作,以期開拓艺鵠的另類中文書世界。
第一間 探訪的是「小小書房」.......
它賣的盡是藝術文化文學綠色生活的中文書,有台灣本土作品和外國作品翻譯,書種較艺鵠多了很多。它的客人看書間較艺鵠寬敞,它的貓也較艺鵠 BuBu 肥大和喜歡看書......

埋首書堆六十年

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裡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O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裡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O及七O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裡,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裡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裡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O至九O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O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O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O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O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O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O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O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裡,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O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裡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着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

Wednesday, December 3, 2014

信函章句略講


兩年前,知名博客林忌先生的面書錄有雅事:
誰說香港人中文差過大陸人?朋友個朋友 FB 見到:
「近年在國際組織工作,我往往是部門內甚或整個組織裡絕無僅有唯一一個香港人。四海之內一家親,也偶有參與一些大陸同胞的活動。近日組織收到總領事館的酒會邀請,本人因家事未能應邀,簡覆高層如下:

XXX及總領館邀請,
屆時時絀荊將臨盤在即,蔽家未能到賀同慶,謹此致歉。
敬覆

未竟,收到電郵两封:
1)
先生的回覆真是展示中國文化的功底啊,值得我們學習
2)
某先生:問個問題,香港同胞之間寫中文信件是否仍用你所用的這種文字形式?
祝好。」(錄自林忌面書,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讀者夜來談論,讀者林君說:

 「屆時絀荊將臨盤在即,蔽家未能到賀同慶,謹此致歉。」太文雅,該寫「內子臨盆在即,家事繁忙,未克出席。謹覆」吧。

我回應道,此函是回覆總領事,應以優雅中文。原信拘謹,文句短促,斷了儒雅文氣。內人臨盆乃預料之事,文章豈可方寸大亂?應寫為:
「敬謝領事隆情,惟內子臨盆在即,事周章,未克出席躬逢盛會,祈予見諒為荷。某某謹覆。
古文以四六句為主,有時輔以虛詞,有時再加一詞,敷陳文意,如在「臨盆在即」後面加上「諸事周章」,令四六句略有變化,使得文氣舒張,有士大夫之風。例如第句加上「惟」字。

此外,古語拙荊過雅,且不合男女平權,故此改為內子,甚善。諸事周章,改為「須侍候在側」,亦可,然而過於私密,大夫無私交,故不取。

為書籍分類的Book Tip!我的紙本書分類小貼,真誠呈現個人意見好故事小書靈 Booklife

為書籍分類的Book Tip!我的紙本書分類小貼,真誠呈現個人意見
身為紙本書的狂熱信徒,我們看著滿溢但永遠不夠滿意的書櫃,對每一本書的感受如數家珍:
還沒看.看一半.這是心頭肉.絕對禁止外借.萬一要選荒島書單.
這本根本沒翻得記得要讀.這本怎麼看了就忘?這本作者寫太好卻猝死了真是希望當初沒看…. 

於是,「我的紙本書分類小貼」為此誕生!擔任你的 Book Tip!


一張分類小貼含12種分類。


例如《S.》裡的《希修斯之船》,因人而異可能屬於「已讀」「未讀」「有空就讀」「禁止外借」......
但她說要貼「炫耀用」。@#$%^&


或許,在同一個系列中,你有最喜歡的那一本。 


可以貼在單一書籍上,也可以貼在書櫃分類。


另外備有六張空白的小貼,方便你提醒自己,這本適合通勤,那本適合泡澡,還有旅遊中、馬桶上。
減少你因應不同場合猶豫再三、最後竟帶了一個亞歷山大圖書館出門的慘劇。


小貼質地閃亮,請以油性筆書寫。如果用白板筆(見圖中,不良示範)...還真的可以擦得很乾淨然後重寫....


BookTip【我的紙本書分類小貼】只送不賣,現在於圓神書活網購書,不限金額,隨訂單就送一張!送完為止。搭配2014率先公布的Top100第二件7折,年終大慶特別過癮!
小貼的背面設計為明信片,想要直接寄給朋友也可以。(有捨得嗎?)
上面寫著我們的信念:
書是活的。
它不在乎你劈腿好幾本,也不在乎你背後道它長短。
它一直都在等你。
這就是愛吧。

(跑字幕時間)
特別銘謝:
《S.》與希修斯之船.《碟形世界特警隊》《決戰王妃》.《跟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沉默的妻子》.《人生啊,歡迎迷路》等族繁不及備載好書以上書籍均在書活網有舉辦66折起優惠活動,歡迎選購。

漏網鏡頭:
是誰在《耶路撒冷三千年》上面貼「假裝看過」?!
(696頁,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誠品人文類冠軍

Friday, November 21, 2014

三島由紀夫と銀花季刊展


傅月庵 added 4 new photos to the album 三島由紀夫と銀花季刊展.
7 hrs · 
下班後,搭捷運繞圈子往西去,「大橋頭」下車,走到書房時,夜幕慢慢放了下來。
一樣,主客含我三四人,主人熱情依舊,友人G談笑依舊。我是為了『三島由紀夫と銀花季刊展』而來的。
看到我迅速翻看『銀花』,主人笑著起身,到櫃台拿出一本:「你找這,對吧?特別幫你留的。」
我翻開首頁,欣然大笑,「沒錯,就是這個!」『銀花季刊』春季號常附有名家手工印刷的版畫,張張可人,特難得!
「有位識貨的客人,門一開就進來,統統掃走了。」主人口氣似頗替我可惜。
「妳這江湖真是臥虎藏龍啊!」我笑著回答。書遇知音,都是好事。自家屋小書多,少得一本就多一分餘地,也很好!
翻翻看看一個多小時,長了不少見聞,經眼不少罕本。謝謝G送我一本他的作品,謝謝我不貪心,只帶走一本書。入袋都安,笑一笑,與主人告別。出門時,天都黑了,黑得很美麗。
週末之夜,很輕鬆很愜意。尤其下午開了宛如穿過一個長長隧道的會之後,此時彷彿到了「雪國」清涼之地。
UnlikeUnlike ·  · 
  • You, 文自秀袁芳榮陳逸華 and 269 others like this.
  • 傅月庵 展覽相關資訊:
    展出名稱:三島由紀夫與銀花季刊
    地點:《文自秀趣味書房》

    日期:2014年11月21、22、23日+11月28、29、30日
    時間:13:00 - 19:00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46號一樓
    怎麼過來:捷運大橋頭站二號出口往太平國小方向
    注意事項:本次展覽品接受現場拍照。但由於三島由紀夫展品蒐羅不易,不開放翻閱,有意看書或收藏的朋友,需事先徵得書房主人同意,銀花季刊不在此限,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Friday, November 7, 2014

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

书名 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陈晓维编·中华2014年版·精装毛边本)(售价包快递·下单选包邮·预售·11月15日后发货·11月11日前汇款有效)
    著作人 陈晓维编
    类别 社会文化
    出版人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4-10
    印刷时间 2014-10
    版次印次 1版1印
    印数 450 册
    开本 32
    页码 353 页
    有插图否 有
    装帧 精装毛边
    品相 10成新
    原价 ¥ 55.00
    布衣价 ¥88.00元
    描述 本书尺寸:20.7×14.3厘米,厚2.7厘米。本书为布面精装本,共计印制毛边本450册,其中100(或150册)出版社自留作为样书和礼品,其余均由布衣书局独家销售。
    
    因此书封面是单独制作,比普通本大,所以成本增加,因此无法按照折扣价格提供给我们,我们在进价基础上加上了一点利润和快递费,因此售价含快递费用。下单请选择“包邮”选项,并请不要与其他订单合并。
    
    本书订单收款截止日期为11月11日0点钱,此后订单将取消,图书我们另行处理,并不再通知。
    著者介绍
    货号
    71037
    
    丛书名
    重量 800.0克
    推荐指数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4-11-07 09:41:45
    陈晓维 发表于2014-08-03 08:29
    
     茨威格小说《看不见的珍藏》讲的是一个年迈目盲收藏家的故事。在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楼上的窗口里露出一张白发老人的高高兴兴的笑脸,凌驾于大街上愁眉苦脸,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之上,由一片善意幻觉的白云托着,远远地脱离了我们这个严酷的现实世界。我不觉又想起了那句含有深意的老话——我记得好像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收藏家是幸福的人。当我们摊开前辈藏家郑振铎、阿英、黄裳们的淘书地图,加入他们的冒险之旅时,总是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他们幸福的风暴中心有着无法预知,因而充满魅力的文献珍宝、有浸透历代贤哲智慧结晶的陈旧纸张,还有一只看不见的带我们挣脱强大世俗引力的求真之手。
    
       然而物换星移,藏书的故事终究还是要写下新的章节。多年以来,淘书生活,淘书的人一直都在随着那令旗一挥,走马换将。今天再拿起这些步入藏书名人堂的风流人物的访书记来读,兴味自是依旧盎然,但已不免使我们生出隔世之感。
    
       如果回溯一下,我们会发现,近三十年来的淘书方式与他们那个时代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旧书市场基本还是由国营的中国书店垄断资源,一统天下。想看旧书所必须提供的盖着大红印章的机关介绍信、带有等级制度色彩的机关首长接待室,都使普通的爱好者只能徒呼奈何,望书兴叹。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书店开始市场化运作,各地也陆续出现了跳蚤市场、旧书摊、古玩市场,再加上拍卖行业的兴起,旧书的来源变得多元化,普通人也逐渐可以参与其中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非典”以后,孔夫子旧书网踏浪而来,它毫不留情地颠覆了旧有格局,把全国各地海量的旧书资源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大有横扫千军的独大气势。很多原来觉得难找的书在网站上一搜即得,方便极了。同时海外的ebay、abebooks等购书网站上也出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淘书人,借助这些网站他们把触角轻松地伸向世界各地。海外的中文旧书资源在短期内便掀起一股汹涌的回流潮。
    
       有些令人遗憾的是,无论网上购书,还是拍卖会的蓬勃发展,都使买书人和卖书人失去了直接见面的机会,旧书买卖进入了“零接触”时代。黄裳笔下的眼光好、有魄力的修文堂主人孙实君,爱赌咒发誓、言辞永远虚虚实实的传薪书店老板徐绍樵那样的好故事,以后不容易听到了。可以想象,未来的爱书人再讲起淘书故事,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悠然情调没有了,利用信息不对称捡漏的狂喜减少了,察言观色、欲擒故纵的戏剧性场面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安坐电脑前的站桩式搜书。神奇的“网搜学”将成为每个淘书人的必修课。未来的淘书是实实在在的“信息技术产业”,是毫不含糊的针尖对麦芒的财力比拼。
    
       并且,老一辈藏书家笔下动辄提及的宋刻元椠,精彩的明代版画,除了在拍卖会上偶尔灵光一现,也已是杳如黄鹤,渐行渐远了。如今常见的藏书主题是清三代精写刻、民国红蓝印、新文学,甚至红色文献、老画册、签名本。藏品价格的节节攀升和中产阶层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藏书的子门类被不断地拓宽。每个人都只能固守在一个极窄的领域里苦心经营。如果郑振铎老先生今天有机会到琉璃厂、潘家园走一趟,他一定会叹口气,摇摇头说:“再也不来了,白浪费时间。”
    
       收藏的内容改变了,但是藏书给人带来的乐趣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书除了文献价值、经济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主观价值。这主观价值的判断来自记忆,也来自对未知世界的莫名渴望。这才是人和书之间最紧密的联系纽带。正因为如此,淘书的故事才会这样代代延续,永不枯竭。
    
       谢其章、柯卫东、赵国忠、胡桂林等几位算是前辈了,他们从中国书店的“三门”时代起就开始淘书。十年前我第一次去逛潘家园,就见到谢、柯、赵三剑客结伴而行,一人背一个双肩背书包(以便腾出两手来翻检)。逛完摊就凑在一起互晒战利品,海阔天空地神侃一气,然后再连续作战,一道去中国书店碰碰好运气。那时有我熟悉的书友在一旁为我指点:“那个最能说的,老谢,谢其章。帅帅的那个,是老柯,他会修洋装书。”
    
       他们几位的收藏重心是民国书,跟我重合,所以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在孔夫子网上争过书。200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跟谢其章打交道。饭桌上他说:“跟你在孔夫子上争沈从文《记丁玲》的就是我,我让别人代我出的价。”他还告诉我,不久前网上那本好品相的张爱玲《流言》,也是被他买去了。多年后我又看见他在微博上显摆这本漂亮的《流言》初版本,说书后的版权章是张爱玲亲手一枚一枚盖上去的,所以这书六十八年前曾经过张爱玲之右手云云,我就又想起来当年我们在新开路胡同东口那家质次价不高的边城餐厅吃过的第一顿饭。
    
       有一次我在潘家园逛完摊,去布衣书局开在二楼的店面里闲坐。当时那里像个地下交通站,各色淘书人等进进出出,歇歇脚,或是会会友。我刚坐下,赵国忠进来了。头一天他答应把自藏带护封的查显琳诗集《上元月》带来给我看。我的那本没护封,好几百买的,他的品相好得多,却只用掉五十元。我赶紧用扫描仪扫了,留作资料。过一会,柯卫东也来了,他说这书他也有,十年前在天津古籍书店买的,二十五元。正说得高兴,台湾的吴兴文推门而入。他长驻北京,对此间的旧书市场了如指掌。他扫了一眼《上元月》便说:“这书还有平装本。九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古籍书店看见的,书架上一大排。平装精装都有,精装的都带护封。我和秦贤次一起去的。他平装精装各买了一本。十块钱。”后来吴兴文还慷慨地把他收藏的平装本《上元月》送给了我。这几位老书虫,追忆起似水年华来,就是这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韩智冬出道也早。他家大宅离潘家园只有一箭之地,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当年逛摊,他是不计得失,风雨无阻。他曾有九字真言“许它没有,不许你不去”。多少好书之徒持此大明咒念诵修行,终成正果。
    
       他们这拨人都赶上了好时候,是捡过大漏的。赵龙江的《拾到的知堂遗物》,说的就是他在中国书店书市,一块钱买到由鲁迅父亲伯宜公题写书名、周作人撰跋语的小书《异书四种》。这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馅饼只会往那些终日在旧书世界里恋恋风尘的脑袋上砸。赵龙江在标题里用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拾”字,缘来缘去缘如水,真是恰如其分。
    
       我曾听很多人描述过当年书市的盛况。开市之前如何像春运买火车票一样拥塞在中国书店门口,开闸以后又如何人喊马嘶,如潮水般争先冲向一捆捆线装书。亲历者都说,王洪刚跑得最快,买得最多。
    
       王洪刚和艾俊川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两位师长。他们都精通版本,聪明绝顶,口才也好。听他们谈书如闻老吏断狱,片言解纷。台湾作家高阳说自己是“野翰林”,如果旧书圈里也有野翰林,也有道在化外的少林扫地僧,那一定非他们两位莫属。
    
       他们买书,常能从中发现旁人估量不到的价值,因此可以人弃我取,披沙拣金。像王洪刚文中所说的配齐方以智《药地炮庄》和明版《四书金丹》,艾俊川能够从海外买到插增甲本《水浒传》残叶,除了机缘,更要有着扎实的版本学、古代文献知识做后盾。艾俊川才高,他的人却是如论语所言“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那些《水浒传》残叶,他曾当面给我看过。当时我说,这书即便送到手中,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货卖识家吧。好书遇到伯乐,看似是人的幸运,实则也是书的幸运。
    
       近年来线装书价格高涨以后,一般的工薪阶层已经很难涉足其中了。于是一些新的藏书专题被发掘出来。像龚晏邦的藏书票、菜单、杂项收藏,马征的十七年文学收藏,叶寻的地下出版物收藏,都是很有特色的。从龚晏邦活泼欢快的文字里,你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小投入,一样可以带来乐趣上的大产出。而叶寻的收藏活动,既是兴趣使然,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现实关怀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投射点。
    
       旧书跟大多数行业一样,重心在北、上、广三个地区。上海的励俊、散木,广东的胡文辉,北京的高山杉都是令我敬佩的藏家。他们是典型的学者型藏家,重视书的实用价值、学术价值,若仅仅为了深锁嫏嬛则不为也。他们在故纸堆里爬梳剔抉、抽丝剥茧,发人所未发,都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学术文章。
    
       这样说来,住在湖州的顾诤就显得很特别。湖州的旧书资源极少,顾诤本人又晕车,难以外出旅行,买书基本上只能通过网购。我去他家参观过他的古籍收藏,一件一件搬出来,他都如数家珍,把版刻特点、版本流变讲得头头是道,钟爱之情溢于言表。顾诤还很年轻,但他的访书记无论是格调还是关注的对象,倒是与黄裳那一代藏书家最为接近。
    
       哈尔滨的臧伟强则是一个书痴。他买书有豪气,为了心仪的珍本书不惜壮士断腕,千金买马骨。“先举下来再说,钱可以慢慢想办法。”有时候他在拍卖会上的“非理性行为”,常常使我们担心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疯了。未见有人“好德如好色”,但他是“好书甚于好色”。为了研究一部书的版本,他可以大年夜把自己关在堆满藏品的办公室里,饿了泡碗方便面,困了就往沙发里一倒。我在他文章里读到“展对知堂遗墨,笔者不时称绝,情难自抑,几近大喊出口,数度为身旁的韩斗兄以手势制止”时,他那令人啼笑皆非的痴态就瞬时间跃然如在目前。
    
       说到痴态,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个东北人——史航。周作人说废名样貌奇古,史航看上去亦好像一个白袜云履、形迹可疑的炼丹术士,口中念念有词,从嘉靖万历年间的雾霭中穿越而来。难怪他在电影《神探亨特张》里能把个江湖骗子演绎得如此传神。他和止庵一样,其实不能算是藏家,他们是只读不藏的。记得有一次去史航家里,他置身猫群和书堆之中,放言自己喜欢的书,总爱买了复本送人。因为他欣赏痴人贾宝玉,别人都是爱标榜人无我有,而贾宝玉是会为自己有玉,他人没有而生气的。他又说自己喜欢的作家的著作,便会留一两种放着,舍不得读。因为怕全都读完了,剩下的几十年人生不知该如何去度过。
    
       有买书的,就得有卖书的。买书辛苦,卖书更是不易。我走上藏书道路要算起来是从买胡同的书开始,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书友。我们还曾经朝夕相处,共同经营了两年多的布衣书局。十几年来他一直把做好布衣书局作为人生理想。即使旧书店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店面不得不从二环内搬到三环边上,再转移到四环外,他还是一直在勉力坚持。他曾幻想把书店开成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三马路上的来青阁,如同一座文艺沙龙,买书人没事就来坐坐,喝上一杯闲茶,海阔天空地聊聊书林掌故。但现实生活哪有这样轻松惬意,他的《60吨》写的就是一次艰苦的收购活动。正是很多次这样耗尽心力的奔忙,造就了今天在书圈里有口皆碑的布衣书局。
    
       买书的,卖书的。卖书的,买书的。从清人徐子晋的《前尘梦影录》到今天,藏书的故事讲过了一代又一代。谈的是书,书后面到底还是人。旧书如镜,映照你我。而世事如棋,又总使得身在其中的凡人感到此身如寄。那么,编这样的一本搜书文集,既是向未来抛出的一只盛满现世光华的漂流瓶,同时,也是如谢其章先生所说“向旧时光投去最后的一瞥以示诀别”。■
    
       (《买书记历——三十九个爱书人的集体回忆》,陈晓维编,中华书局出版)
    
     

Wednesday, October 29, 2014

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


by 
“Non-reading is not just the absence of reading. It is a genuine activity, one that consists of adopting a stance in relation to the immense tide of books that protects you from drowning. On that basis, it deserves to be defended and even taught.”
At first blush, a book titled 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 (public library) sounds at once sacrilegious in its proposition and wildly meta-ironic. Then again, it gets to the heart of a painfully familiar literary bind — that book about a fascinating sliver of science, written by a breathlessly boring academic; the fetishized Ulysseses of the world, reluctantly half-read and promptly forgotten; the Gladwellian tome that could’ve been, should’ve been, and likely at some point was a magazine article. Must we read those from cover to cover in order to be complete, cultured individuals?
Beneath the no doubt intentionally scandalizing title, psychoanalyst and University of Paris literature professorPierre Bayard offers a compelling meditation on this taboo subject that makes a case for reading not as a categorical dichotomy but as a spectrum of engaging with literature in various ways, along different dimensions — books we’ve read, books we’ve skimmed, books we’ve heard about, books we’ve forgotten, books we’ve never opened. Literature becomes not a container of absolute knowledge but a compass for orienteering ourselves to and in the world and its different contexts, books become not isolated objects but a system of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As cultivated people know (and, to their misfortune, uncultivated people do not), culture is above all a matter oforientation. Being cultivated is a matter not of having read any book in particular, but of being able to find your bearings within books as a system, which requires you to know that they form a system and to be able to locate each element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s. The interior of the book is less important than its exterior, or, if you prefer, the interior of the book is its exterior, since what counts in a book is the books alongside it.
But our culture, argues Bayard, is wrought with “obligations and prohibitions” that have created a repressive system full of hypocrisy about what books we have actually read — and our lies tend to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perceived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in question. “I know few areas of private life, with the exception of finance and sex,” he quips, “in which it’s as difficult to obt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So how, then, do we navigate that system and its burden of expectations?
A book is an element in the vast ensemble I have called thecollective library, which we do not need to know comprehensively in order to appreciate any one of its elements… The trick is to define the book’s place in that library, which gives it meaning in the same way a word takes on meaning in relation to other words.
To engage with literature — and, by extension, with the world — in meaningful ways, argues Bayard,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s and their position relative to each other within the collective library:
Rather than any particular book, it is indeed these connections and correlations that should be the focus of the cultivated individual, much as a railroad switchman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ins — that is, their crossings and transfers — rather than the contents of any specific convoy.
Of particular note is Bayard’s conception of non-reading as a kind of curatorial choice every bit as indicative of our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s the choice of reading:
Non-reading is not just the absence of reading. It is a genuine activity, one that consists of adopting a stance in relation to the immense tide of books that protects you from drowning. On that basis, it deserves to be defended and even taught.
As a proponent of codifying our transparency about information, I was particularly delighted by Bayard’s proposed notation system for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non-reading and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UB book unknown to me
SB book I have skimmed
HB book I have heard about
FB book I have forgotten
++ extremely positive opinion
+ positive opinion
- negative opinion
 extremely negative opinion
Citing Umberto Eco, Bayard observes:
The book is an undefined object that we can discuss only in imprecise terms, an object forever buffeted by our fantasies and illusions. The second volume of Aristotle’s Poetics, impossible to find even in a library of infinite capacity, is no different from most other books we discuss in our lives. They are all reconstructions of originals that lie so deeply buried beneath our words and the words of others that, even were we prepared to risk our lives, we stand little chance of ever finding them within reach.
Bayard points out that one dimension of reading we often forget is that of time — a dimension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biases, imperfections, and limited capacity of our memory, to which even the most dedicated of readers aren’t immune — furthering the portrait of reading by way of the intellectual negative space around it:
Reading is not just acquainting ourselves with a text or acquiring knowledge; it is also, from its first moments, an inevitable process of forgetting.
[…]
To conceive of reading as loss — whether it occurs after we skim a book, in absorbing a book by hearsay, or through the gradual process of forgetting—rather than as gain is a psychological resource essential to anyone seek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surviving awkward literary confrontations.
Echoing William Gibson’s notion of personal microculture and Austin Kleon’s insight that “you are a mashup of what you let into your life,” Bayard puts it beautifully:
In truth we never talk about a book unto itself; a whole set of books always enters the discussion through the portal of a single title, which serves as a temporary symbol for a complete conception of culture. In every such discussion, our inner libraries — built within us over the years and housing all our secret books —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inner libraries of others, potentially provoking all manner of friction and conflict.
For we are more than simple shelters for our inner libraries; we are the sum of these accumulated books. Little by little, these books have made us who we are, and the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us without causing us suffering.
Having onc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one who heartily recommended to me a terrible piece of fiction, only to find out after a series of more tangible disappointments that we were wildly incompatible, I can’t help but nod wistfully at Bayard’s observation:
The books we love offer a sketch of a whole universe that we secretly inhabit, and in which we desire the other person to assume a role.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happy romantic compatibility is, if not to have read the same books, to have read at least some books in common with the other person—which means, moreover, to have non-read the same book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then, it is crucial to show that we can match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beloved by making him or her sense the proximity of our inner libraries.
Bayard advocates for redefining our culture’s expectations of reading, away from the linear, the absolutist, and the unbudgingly comprehensive, and towards the nonlinear, the relativist, the selective:
To speak without shame about books we haven’t read, we would thus do well to free ourselves of the oppressive image of cultural literacy without gaps, as transmitted and imposed by family and school, for we can strive toward this image for a lifetime without ever managing to coincide with it. Truth destined for others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ruthfulness to ourselves, something attainable only by those wh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obligation to seem cultivated, which tyrannizes us from within and prevents us from being ourselves.
[…]
Only in accepting our non-reading without shame can we begin to take an interest in what is actually at stake, which is not a book but a complex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of which the book is less the object than the consequence.
Some of Bayard’s opinions, particularly in defending the idea that we’re somehow supposed to develop our own point of view not via critical thinking but by taking cue from the impressions of others,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withmy own. He argues:
If a book is less a book than it is the whole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it,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at discussion in order to talk about the book without reading it. For it is not the book itself that is at stake, but what it has become within the critical space in which it intervenes and is continually transformed. It is this moving object, a supple fabric of relations between texts and beings, about which one must be in a position to formulate accurate statements at the right moment.
Beneath the discussion of books, however, bubbles a larger discussion of information’s systems and paradigms of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ontrasting the networked knowledge and wealth of context necessary for criticism with the subjective expression at the heart of art, Bayard concludes:
Criticism demands infinitely more culture than artistic creation.
But Baynard’s keenest insight is perhaps this one, which has less to do with the social connotations of reading than with our individual experience of it:
The paradox of reading is that the path toward ourselves passes through books, but that this must remain a passage. It is a traversal of books that a good reader engages in — a reader who knows that every book is the bearer of part of himself and can give him access to it, if only he has the wisdom not to end his journey there.
So what is really at stake here, and why should any of it matter? Bayard offers in the epilogue:
Such an evolution implies extricating ourselves from a whole series of mostly unconscious taboos that burden our notion of books. Encouraged from our school years onward to think of books as untouchable objects, we feel guilty at the very thought of subjecting them to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lift these taboos to begin to truly listen to the infinitely mobile object that is a literary text. The text’s mobility is enhanced whenever it participates in a conversation or a written exchange, where it is animated by the subjectivity of each reader and his dialogue with others, and to genuinely listen to it implies developing a particular sensitivity to all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book takes on in such circumstances.
He ties it back to our broken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Our educational system is clearly failing to fulfill its duties of deconsecration, and as a result, our students remain unable to claim the right to invent books. Paralyzed by the respect due to texts and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modifying them, forced to learn them by heart or to memorize what they ‘contain,’ too many students lose their capacity for escape and forbid themselves to call on their imagination in circumstances where that faculty would be extraordinarily useful.
To show them, instead, that a book is reinvented with every reading would give them the means to emerge unscathed, and even with some benefit, from a multitude of difficult situations.
[…]
All education should strive to help those receiving it to gain enough freedom in relation to works of art to themselves become writers and artists.
Ultimately, 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 isn’t permission to dismiss books but an ode to the very love of books, the totality of which we use as a powerful sensemaking mechanism for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