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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September 26, 2011

2011年9月25日星期日

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香港蘋果日報 品味蘋果 2011年9月25日

Vic:史學名家之見,深入淺出,精彩之極。

編者按: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生於中國天津。燕京大學歷史系肄業。一九五○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錢穆,成為第一屆畢業生。一九五五年,獲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先生曾經喻稱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評論政治,而不會參政。自一九八○年代起,余先生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擲地有聲。二○○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余先生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而為表揚余先生為史學作出之貢獻,新亞書院聯同崇基書院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

「滿洲黨」不改革,就逼出一個辛亥革命來

馬國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進行改革,試圖挽救危局。學界把清末改革稱為「清末新政」。近年來,大陸學界對於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評價較高。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你怎麼評價清末新政呢?

余英時:所謂「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這種改革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但是沒有觸及體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第一次提出來改造「君主專制」體制,實現「君主立憲」,這才是改到了體制的關鍵。戊戌變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人非常興奮。資料表明,當時知識界對世界、對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覺得,這是唯一一條可以避免危機的道路。兩種勢力促成了戊戌變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份地方巡撫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歷史學家陳寅恪講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個改革並不是講公羊春秋之類的意識形態,而是實務要改革,不改革中國就存在不下去。遺憾的是,機會丟掉了,原因就是權力鬥爭。慈禧太后在咸豐死後掌握朝廷實權,同治死後以年幼的光緒來繼承王位,繼續控制權力。隨着光緒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的權力衝突發生了。當然,光緒沒有奪權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國,認為列強瓜分的危險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漸露機芽」,所以逼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緒的想法改革,勢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馬國川:因為實權都在慈禧太后手上,所以一旦慈禧公開反對改革,改革力量立刻土崩瓦解。戊戌變法僅僅進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敗告終。

余英時:戊戌變法失敗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庚子之變」。變法失敗後,康梁都被外國人保護起來了,繼續在海外活動。慈禧太后惱恨「外國勢力干涉」,全面反動,利用沒有受過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國人的心理「扶清滅洋」,於是義和團興起。她不知道,煽動群眾運動勢同玩火,結果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太后倉皇西逃。

馬國川:「庚子之變」後,清王朝似乎痛下改革決心,實行了廢科舉、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陸學界一般把這一時期的改革稱為「清末新政」。

余英時:「庚子之變」以後是不是有改革?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不能認為,廢除科舉就是改革。廢除科舉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人才不夠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沒辦法對付現在的世界。至於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務運動中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行政改革啊。我們要分別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變後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調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個體制的。大陸在八十年代進行的改革,也是行政改革。雖然清末提出了「立憲」,但也是「預備立憲」,而且還要等待九年以後才開始(陳寅恪輓王國維詩中所謂「君憲徒聞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棄權力,不肯改變「君主專制」體制的。因此,我認為沒有甚麼「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調整來緩和危機而已。實際上,危機緩和不過去,於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馬國川:你的觀點確實與大陸學界不同。大陸有很多學者認為,清末新政搞的轟轟烈烈,而且還有很多成績。

余英時:我不敢說我的看法一定正確。但就我所讀過的史料,包括各種公私記載,以及現代學人的相關著作,我沒有看到清末有甚麼「轟轟烈烈」的「新政」。戊戌變法以後,慈禧和滿洲保守派貴族最怕滿洲政權被漢人奪走,哪敢真正讓漢人士大夫進行認真的改革?只要一讀以前李劍農先生的名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幾十年的中國近代史作品,包括劍橋中國史在內,即可知其大概了。總之,清末滿人最關心的問題是亡中國,還是亡大清?在滿洲權貴看來,大清比中國還重要,權力還是要掌握在自己手裏,漢人不可信,像袁世凱那樣的能臣也要罷官回家。所以我認為,統治中國的滿洲就是一個黨,滿洲黨。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所有重要的官職都是滿洲人,漢人僅僅是輔佐。就像黨國體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職位都是黨員擔任一樣。清朝有一個內務府,專門負責管理滿人,相當於他們的「組織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裏決定。滿洲黨不能丟權,丟了權等於宇宙毀滅一樣,所以它的命運已經注定,只有被推翻。

〔Vic:借用余先生的說法:現在統治中國的就是一個黨,共產黨。在中共權貴看來,政權比中國還重要,權力還是要掌握在自己手裏,人民不可信。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黨國體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職位都是黨員擔任,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黨內決定。共產黨不能丟權,丟了權等於宇宙毀滅一樣,所以它的命運已經注定,只有被推翻。〕

馬國川:大陸有些人士認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黨人鼓動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實行廢科舉、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而你認為清末沒有真正的改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謂「改革和革命賽跑」。對嗎?

余英時:「改革和革命賽跑」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滿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經濟方面、技術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權力,結果只能使「滿洲黨」更加專制,這算甚麼改革呢?沒有體制上的改變,就無所謂改革。「滿洲黨」的一句話,就能夠把所有的努力都消滅光。這就是清末非逼出辛亥革命不可的原因。

〔Vic:再借用余先生的說法:中共改革只能限制在經濟方面、技術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權力,結果只能使共產黨更加專制,這算甚麼改革呢?沒有體制上的改變,就無所謂改革。共產黨一句話,就能夠把所有的努力都消滅光。〕

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

馬國川:那麼能不能說,滿清是由革命黨推翻的呢?

余英時:也不能說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變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義,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滿清說垮也就垮了,於是民國成立。事實上,民國轉換並沒有經過一個很嚴重的革命,絕不能跟法國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沒有甚麼暴力,是社會成本很低的一場革命,結果也並不壞。早期的議會是相當認真的,很有效力。否則,宋教仁就不會被袁世凱暗殺了。所以幾十年後的國民黨時代,還有很多人懷念當年的議會。還有一點,辛亥革命前後,地方社會有很大進步。清末江蘇、浙江一帶新學校紛紛出現,都是地方鄉紳們搞起來的,不是朝廷的貢獻。人民的自發性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自發性,社會根本不可能前進。只要地方的領袖有開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會有許多進步。這些進步不是依靠政府發命令搞出來的。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要從這樣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過份集中在集權體制上。

馬國川:有人說,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國的憲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這種說法有無道理呢?中國有無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卻經由立憲運動逐步演化為憲政體制?

余英時:這種觀點我不大能接受,持這種觀點的許多人都是體制內出來的,對於早年相信的東西很難徹底否定,總認為原始的設想是好的。他們有意無意地對舊體制有些迷戀,把慈禧太后投射到當代威權人物身上。

馬國川:其實,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張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權力聚攏到滿洲貴族手裏了。

余英時: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舊體制某種程度解體以後,新的東西才能出現,但是並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當初,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國大陸恭維,可是 1989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年紀念前夕,西方史學家,從歐洲大陸到英、美,都對它的暴力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摘。暴力導致法國直到今天政治還沒有完全安定,而英國自從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以後,再也沒有別的暴力革命。美國除了內戰之外,後來也沒有再發生流血革命。

馬國川: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是因為它們建立了民主體制。

余英時:民主體制的好處,就是一個黨不用擔心滅亡,被選下去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只要自己求進步還可以重新上台。這與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迴圈完全不一樣了。歷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開始時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權力,最後非要給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臨死前只有哀歎,希望子子孫孫不要生在帝王家!各個王朝壽命長短不一,總是要經過流血改朝換代,再流血再改朝換代,永遠在封閉的系統裏迴圈,以萬千生民的鮮血作為潤滑劑,沒有政治文明可言。在國民黨時代,左派人士罵國民黨不搞民主,有個對聯寫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好對聯啊,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Vic:的確是好對聯,到現在還很合用,只需要改送給共產黨。〕

馬國川:對於執政者來說,權力就像賈寶玉的「通靈寶玉」一樣,那就是它的命根子,絕對不能碰。

余英時:就是命根子,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計。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執政能力,但是不能讓我放鬆掌握權力的手。不平則鳴,怎麼可能在不公平之下,還能永遠維持秩序,維持人家對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Vic:共產黨也不求人家尊敬,他們只求改造民眾思想,令人心甘情願當奴隸,令人身為奴隸,卻抱持帝王思想,老在想:中國這麼大,政府不易為,千萬不能亂!〕

「中國人思想上的一個大敵」

馬國川: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長期的軍閥混戰,有些人據此對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評,如果當初不把秩序破壞掉的話,就不會有後來的混亂局面。雖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個代價不高、成本不高的社會革命,但是打開了一個閘門,從此以後洪水滔天了。你怎麼評價這些觀點?

余英時:用暴力推翻另一個秩序,這是我最反對的。因為暴力革命以後,一定用暴力維持,否則自己就要垮台。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義不久,各地宣佈獨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權威沒有了,一個三歲小皇帝有甚麼本領呢?所以,滿清是自然解體的。我們把這個解體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從日本人那裏借來的名詞,它與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變革,就是改朝換代。滿洲垮掉以後,袁世凱當國,這個人自私,但也相當負責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沒有了權威人物,於是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

馬國川:北洋軍閥走馬燈似的輪流上台,整個政治局面相當混亂。

余英時:混亂時期也有好處,在這個混亂時期才會有五四運動出現。如果有強人控制場面,五四運動就不可能發生了,許多新思想也就進不來了。這是歷史的弔詭,軍閥本身自然是負面的東西,但軍閥時代卻為思想學術的自由創造了條件。因為軍閥各自為政,不管老百姓,言論反而自由。而且軍閥腦筋簡單,沒有深文周納的心思,不像後來黨國體制對意識形態那麼密切關注。那個時期,從政治上看一塌糊塗,但是從社會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負面的,許多新東西就是在那個階段出現的。北京大學不就是在那時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學嗎?另外,因為當權的軍閥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紳士、地方領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簡單地把歷史簡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塗,整個中國都在往後退,事實並不如此簡單。

馬國川:其實中國地方社會還是在不斷地進步的。

余英時:在國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會發展了十幾年。我們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為生活奮鬥的過程中,自然就改進了社會。政府不可靠,人們就要自立。總之,我不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如何混亂,也不必怕混亂。有些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提倡「告別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亂。「革命」確有種種不同的意義。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贊成「告別革命」。但若指從下面民間發出群體抗爭,要求合理變革,而不使用暴力,則我們反而應該贊同這種革命,否則大家都乖乖不動,不敢冒犯權威,造成混亂,那便是讓不講理的統治者永遠主宰老百姓的命運了。而混亂和秩序都是相對的,即無絕對的秩序,也無絕對的混亂。數學上有一個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論」。混亂沒有甚麼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亂殺人。我當然不是提倡混亂,而是認為混亂必須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維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會招致最大的混亂。

馬國川:從北洋軍閥到後來又變成了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這裏面是不是也有一個內在邏輯?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余英時:這牽涉到國際形勢,中國走到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關鍵。日本在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軍國主義者中下級軍官手上,驕橫已極,自信可以用武力稱霸亞洲,中國成為他們的吞併目的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強有力的政黨凝聚力量,一致對外,所以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大家都要擁護黨,於是培養出一個黨國體制。這是中國的悲劇,所以我始終不原諒日本軍國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一九二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是從蘇聯來的。孫中山急於成功,無法很快拿到政權,就學蘇聯的方式,然後把集權的黨組織建立起來,黨高於一切。

馬國川:然後,中國就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了。

余英時:我親眼看見歷史嘛!我的政治記憶從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和次年抗日戰爭開始,我上過一二年的臨時中學,對國民黨堅持的「黨化教育」印象很深。歷史上有甚麼王朝可以是永遠維持的?中國最長命的朝代是周朝,八百年,中間好幾百年還是戰爭狀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重慶豪言壯語地聲稱,周朝八百年,我們國民黨六百年總該有吧?!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份人是相信的。可是,沒到兩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前車之鑑,清末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訓。中國的問題就在於,沒有從歷史中真正吸取教訓。

大陸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馬國川: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國有哪些進步?在你看來,中國應該從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中吸取哪些教訓?

余英時:實質問題是,中國在現代化路上前進了多遠?比如,日本變革那麼大,雖然仍保持着天皇制度,但真正實現了君主立憲。中國雖然搞了民國,但是至今還沒有實現憲政。二戰後,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實行了民主選舉,重寫了新憲法,軍國主義大體上不是亞洲和平的威脅了。多數日本知識界的人(就我認識的來說)是愛好和平的。幾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他便是反對原子彈的先鋒,給我印象很深。民主選舉是無法躲避的。剛打天下的時候可以說老百姓支持,「民心向背」,否則成功不了。但是不可能幾十年都講這種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老調子已經唱完了。沒有合法性,難道又要靠暴力革命取得合法性嗎?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選舉嘛。民主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東西,但在長距程中則是最能保證穩定的制度。除了北韓、北越等少數國家,二戰後亞洲大多數國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變越好。台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社會,民主不是照樣實行,普世價值不是照樣接受?大陸如果有智慧,應該認真吸取台灣經驗。〔Vic:可是許多大陸人只看到台灣議會裡的打架場面,然後就視台灣的民主實踐為一場笑話,不知道真正可笑的是自己。〕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模式,一切都由一個組織、一個黨、一個中央來發號施令,大家跟着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長此以往,維持不住,社會非崩潰不可。且不要說做得好與壞,做得好也不行。前三十年專搞「階級鬥爭」,只信仰「有權便有一切,無權便失去一切」。後三十年因為受到民窮財盡的逼迫,於是開始了經濟開放,接受了市場的觀念。經濟成長之快,有目皆睹。但這是在絕對政治控制下的市場,不是「自由市場」。我讀《紐約時報》多次專欄報道,知道今天大陸市場全控制在一百二三十個國有企業之手,它們壟斷一切資源,利用廉價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發財之後大量建設硬體,鐵路、公路、建築物在各地都興起了,外表十分壯觀,但內情則不可說,不可說。私人企業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錢而無權作為後盾,是保不住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嗎?所謂模式別人也可以仿效,「中國模式」誰能仿效呢?某種程度上集權體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做出錯誤決定,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我認為,中國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馬國川:現在許多人相信,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有權力也可以吸引一切。

余英時:一般講,中國老百姓都是比較聽話、比較順從、比較服從權威的,不大容易造反。中國多少年來比較安定,也有賴於此。人民沒有自覺性,只要給點小恩小惠就得過且過了。知識界也是如此,知識分子被權和錢雙重腐蝕得相當多了。不過,我所接觸的學者中,還有不少有正義感、不為自己謀利,肯為中國着想的人。從前只有講權力,完全變成了一個權力操控的社會。現在呢,把權力放出一部份賺錢,再以金錢來養權力,因此造成普遍的腐化。反腐敗不會有效果的,反而可以用利益收買一大批人擁護、歌頌現行體制,甚至稱其為「新模式」。實際上是,這種模式是維持不住的。另外,現在法律得不到執行,「我爸是李剛」就可以少判幾年。長此以往,怎麼能維持長治久安呢?對中國的思考,必須要跳出圈圈,六十多年搞下來,許多人思維無形中就被困住了。

馬國川:官方對於「中國模式」也抱着謹慎態度,因為現在各種社會矛盾很多,貧富矛盾加深,遠沒有到歌舞昇平的時候。其實,比貧富矛盾更深層的矛盾是官民對立。

余英時:中國是一個官本位國家,一點都不假。從前大學校長如蔡元培,受到知識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聲望甚至超過元首。現在只是一個個司局長或副部長,沒有人知道中國有甚麼好的大學校長,成為精神領袖的更沒有,所以文化墮落。不要說別的,至今沒有出過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華裔拿到諾貝爾獎的都是在美國訓練出來的,都是美國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諾貝爾獎?

馬國川:但是一些人仍然信心滿滿,只要有了錢,就可以打造一個大國,現在「大國崛起」的聲浪很高呢。

余英時:我承認,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在增強。但是,是不是一個文明大國,要比文化,要比藝術,要比科學,比人文研究。並不是有錢了,就能夠成為現代國家。腰纏萬貫的暴發戶並不等於有教養、使人起敬的社會精英。

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古已有之

馬國川:與宣揚「中國模式」相呼應,一些人極力反對「普世價值」,指摘普世價值是西方的價值。

余英時:所謂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之類中國古已有之,只是沒有西方所流行的這些名詞罷了。比如,孟子講「明君制民之產」,就是講政府對人民應盡的義務,反過來說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其中不只包括田產權、工作權,也包括教育權(為「庠序之教」)等。「民主」雖然不是中國名詞,但是要給老百姓權利,以老百姓為主體,這種觀念早就有,否則《尚書.泰誓》怎麼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實人人心裏都有、都嚮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一種民主態度。人權的核心觀念是每一個人的尊嚴,能自己做主,這在儒、道兩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來,許多學者,包括孫中山在內,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國傳統中找普世價值。胡適去美國演講(四十年代),也強調中國的「民主」雖未發展成功,卻具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基礎」。不能說,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中國也有普世價值,應該把自己文化傳統裏的普世價值好好進行整理。不但中國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馬國川:普世價值的觀念在中國遭過了很大的曲解。

余英時:曲解後就被維護體制的人利用,西方的東西我們要不要?偶爾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廢話嘛。如果不承認「民主是好東西」的話,共和國也不是好東西了。那還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嗎?中國人一直講,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馬國川:能不能說,在現代社會所謂「民心」,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普世價值?

余英時:是普世價值。每個人生下來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就是所謂自由。佛經上到處都是自由、平等。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不能說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中國語言是從義務方面着眼,不強調應該得到甚麼。強調我應該做的,對別人來說就是權利。兩種不同的語言。講的是同一個事實。動輒反西方,完全對歷史不了解,而且封閉歷史、曲解歷史,這樣下去,中國哪能變成大國呢?

馬國川:看來,你對未來是悲觀的。

余英時:短期,我有點悲觀;長期,我是樂觀的。利用廉價勞工和資源,經濟高速增長能夠維持嗎?如果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不公平,將來如何維持秩序?如果不能維持秩序,黑社會也會越來越厲害。隨着早期革命時期出現的「強人」的凋零,集權體制越來越難以維持了。大的變局很快會出現的。

馬國川:清末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出現,辛亥革命以後民族主義越益發展。近年以來,民族主義思潮又興起。在權威消失、社會解體的過程中,會不會出現一些人利用民族主義,走上二戰前日本或德國的道路呢?

余英時: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民族主義的激情很容易煽動起來,義和團便是前車之鑑。現在搞民族主義,就是要轉移視線,把國內矛盾轉移到外面去。那就可能造成世界大戰,不是暴力革命的問題了。民族主義是一個雙刃劍,最後也可以傷到始作俑者。我對現實不抱太多的幻想。但是我相信,中國有這樣悠久的文明傳統,中國社會裏總有一些精神力量是會發揮作用的。必須有社會空間、文化空間,政治無法完全干預。文革時代大概是徹頭徹尾的控制和操縱,現在有人想重新搞「文革」那一套,我相信是絕對做不到的,對一般老百姓不會有影響的。

對中國未來不必那麼悲觀,十幾億人,每個人總有一些小空間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託在政治權力上,政治權力是暫時性的,一時威風凜凜,過時就不行了。千萬不要心灰意冷,還要繼續向前,各盡本份。現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可以改進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許多空間還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變化以後,這些東西都有用了。

重建價值觀念

馬國川:辛亥革命以來,甚至是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進。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這是你多年研究的一個問題,也是許多人關注的一個問題。

余英時:中國文化傳統裏許多價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為將來中國的指導原則,也不可能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在公領域,只有實行民主選舉、司法公正等現代制度。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人和人之間關係,儒家思想可以發揮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變成憲法,只能是社會上的一種文化力量,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釋道三教都丟掉了,中國的精神領域便未免太貧乏了。

馬國川:現在中國社會一方面沒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儒家的東西被破壞殆盡。沒有價值觀念,沒有信仰,沒有底線。

余英時:尤其是 1949年以來,一方面把中國文化傳統當作封建毒素來批判和咒罵,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評為資產階級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結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後所推崇的就是階級鬥爭之類的暴力。在現代社會重新建立價值觀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培養出來,決不能靠政治力量從上而下強迫灌輸。中國人要培養一些價值,這些價值在中國既有底子,又跟其他文明價值可以配合。這就是我們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所當共同建設、共同努力的方向。

馬國川:中國文化傳統裏面是有資源可以利用的。

余英時:從儒、釋、道到民間文化中都有許多精神資源可以提煉出來和現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價值雖受反傳統潮流的衝擊,仍潛在於人心中,時機一變,可以召喚回來。關於怎麼樣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如何處理好天理人情,這是中國很特殊的地方,文化傳統也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學術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層面,儒家有些價值可以復活。不過,「三綱五常」已決不可能恢復了。現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為一個替代性的意識形態,高揚民族主義,若如此,則是把中國傳統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後再造新「孔家店」,這是一個很不智的事情。要把私領域跟公領域區分開。公領域不可能由儒家來掛帥。因為除了伊斯蘭教,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任何一家教義或學術在憲法內佔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

馬國川:你說過,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請問,中國應該選擇甚麼價值,如何理解世界?

余英時:我沒有資格建議應選甚麼價值。我只能提一個原則,即所選價值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開放心靈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決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為中心。

馬國川:你還說,「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你所謂的主流之「道」是甚麼?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核心價值相容?

余英時:我所謂「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普世性文明。我從不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對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謂「道」便是重視「人」的道,群體和個人都同時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採訪時間: 2011年 6月 22日夜,電話採訪,
北京—普林斯頓,略有刪節。


於 6:1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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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人權, 余英時, 共產黨, 政治哲學, 歷史, 民主, 現代社會, 社運, 經邦濟世, 自由
2 意見:

匿名 提到...
余英時果然是大學問家.

12:26 下午
Vic 提到...
是啊,應該找余先生的書來看看。

12:4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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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25, 2011

昨天談到釋智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實用性,特別是學生成就長遠不比本科讀工商專業的差,而且在後PC 時代更有後來居上之勢。可是,並非大多數人都能有此遠見!就是在歐美,近幾十年來,釋智教育也時受市場實用主義衝擊而遭壓。約十年前,一直標榜釋智教育的芝加哥大學,校長為增強收生吸引力,嘗試縮減頭兩年學生必修的核心文化課而增加實用性。之前,核心課共二十一門,佔畢業總學分的三分之一,校長主張壓縮到十五門;不意此舉遭勢力強大的舊生群體反對,結果他要辭職。

大家也許已經猜到了,這位校長Hugo Sonnenschein,經濟學家一名也;他似乎過分偏重短期實用性,因此筆者也不同意他的主張。

遠離人煙一學院

芝大如此,其他不少院校也有同樣問題,有些更受不住短期經濟壓力,向實用主義低頭,十分可惜。無可否認,釋智教育成本不菲,因為首要強調的是教學品質,必須小班教學,師生比例高,一般在一比九到十三之間,而且學校很多都比較小,缺乏規模效益。美國一所典型的這類學院,學生人數從幾百到兩千,Oberlin Co llege 的三千,已是接近上限。學校小,師生關係才可密切,老師方可做到言傳身教,學生則更容易在小圈子裏找到歸屬,投入校園生活;這樣,濃厚的學術氣氛就能夠產生。

不少大型綜合大學也在本科文理學系提倡釋智教育,如普林斯頓就辦得非常好。不過,這些大學的老師研究擔子重,常常不能兼顧教學, 「教研相長」名不副實;兼且一些教授名氣大,身價高,分身市場官場,學生終年難得一見,本科教學任務都交給研究生,結果教學質量並不特別好。這就是面對哈佛耶魯麻省理工等一流研究型大學,小而精、重釋智的學院能與之分庭抗禮,搶得最好學生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整個北美,學生入學成績最好、收生最嚴格的大學,竟是一所有百年歷史、只有二十六名學生的初等學院,萬畝校園是一個師生自給自足的農場,處於加州與內華達州交界不遠處的深山野嶺無人煙處,老師專心教學遠離名利不跑龍套,學生浸淫學習,兩年當中幾乎與世隔絕;其釋智教育之獨特、浪漫和吸引,不知者難以想像(此校名Deep Springs College,筆者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介紹過)。幾乎可以說,當今最能代表釋智教育傳統的學校,並非哈佛耶魯,而是那些獨立的、小而精的學院如Amherst、Williams、Harvey Mudd。

優質釋智教育成本高,故學雜費一般也訂得很高。由於這個原因,加上不少念非專業本科的學生來自「不等開飯」的家庭,畢業後的成就又往往很大,能成為各行業中的表表者,廁身高收入階層,遂令釋智教育給人以一種舊精英主義味道,以為非富貴血統出身者莫問,但這只是一種不必有的誤會。

只問成績與修養

在歐美,由於釋智教育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出路好、成就高,一般日後對母校的回饋也厚。另一方面,大企業因為要人才,也樂意投資釋智教育,捐很多錢;而且,不少企業高管都是釋智教育出身,能主導企業捐款方向,很容易讓母校受益!因此,辦得好的釋智教育院校,坐擁龐大基金,能給很多獎學金,收生部門只問申請人的成績和修養,不過問經濟背景,獲得錄取的學生,經家庭資產和入息審查後,實際需要多少補助給多少補助;這就是所謂的「惟才是拔」收生制度(need-blind admission)。筆者當年同窗多赤貧,不少都靠此管道踏進最貴最好的學院就讀本科。事實上,只要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到了中上水準,便有能力支持釋智教育,而從長遠效益看,社會到了那個階段,也應該發展這種優質高等教育,從各階層包括最貧窮階層選拔、培養其新精英。

最後,筆者談談香港能否辦、怎樣辦小學院推行釋智教育。

首先,這種學院的老師必須以教導學生為第一興趣和責任,教研相長要有主次,絕不能把研究放在優先位;老師當然要在學科的前緣探索並有所成,但不必求多,目的僅僅是要把新知和求得新知的那種興奮帶給學生、感染學生。招募、挑選和評核老師,皆應從這一態度出發。

第二,這類學校的社會責任,是不問家庭背景從社會各階層選拔成績和修養最好的學生,培養成為各行各業的新精英。由於師生人數比例高,單位教育成本也高,故普及大學教育不是這類學校的第一責任,政府沒有很大義務資助這種教育,辦學經費應由學校自籌,故若不能從優選拔學生、往後從這些未來校友當中獲得大量捐獻資助,學校財政就不能永續,很快就辦不下去。

第三,學生和老師應盡量住校或近校而居,方便老師言傳身教、學生集中注意力,那樣的環境最有效建立學術氣氛。這是我國的古老傳統,從孔夫子的杏林到宋、明的四大書院,莫不如此;當時經濟不發達,學校尚可如此,今天胡為乎不可能?

學術自由有隱憂

最後談談釋智教育的核心課程。約佔兩年時間的核心課程是每一所大學的招牌貨,最識貨的家長為子女挑選名牌大學,看大學介紹冊首先看它的核心課程。筆者認為,在香港辦釋智教育,應在核心課程強調本國五千年文化,分量起碼佔一半。

這方面,大家可借鑒芝加哥大學:它的核心課程以讓學生掌握西方文明精粹為首要任務,要求學生深入閱讀、理解西方文明中的最重要經典原本,從荷馬一直讀到佛洛伊德。

同樣,本地的精英學生亦應在大學一、二年級的必修核心課從尚書一直讀到魯迅胡適,特別要求學生瞭解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學術爭鳴和近現代民主意識。芝大授核心文化課,用的是蘇格拉底辯證法,強調批判思維,重視問難和對立觀點的辯駁交鋒。這種方法值得借鏡。大家很清楚,採用這種教學法需要無約束的學術自由。在這點上,香港有隱憂,但還是有可為。於是,我們回到本輯文章討論的原點。

世間事物的理,看似複雜,一環扣一環。人生而求知,格物致知而富創;民富而後知榮辱懂禮義,集義理而成道,道就是現代人說的抽象規律、普世價值。人弘道,生浪漫,因此衞道是浪漫的,如孟子,如唐吉訶德。道守其本,本,就是開頭那個「知」字。知即智;尚智,即尊重學術。學不厭、教不倦,是學者的尚智,亦即是做啟蒙釋智的工作,很清苦,要安分;君王尚智,根本在於不干預學者求知,很困難,要守己。安分、守己,人人尚智,社會才得進步。這個道理,其實又是很簡單的。

Friday, September 23, 2011

2011年9月24日

梁科慶 讀書增值
「食物有情」:非常食家也斯

時人批評在電視主持飲食節目的俊男美女欠缺形容食物的詞彙,來來去去,不外「好味、彈牙、有口感、雞有雞味」之類。要改善這個「語言匱乏」毛病,大可參考孔夫子「不學詩,無以言」的意見,且到圖書館借本詩集「偷師惡補」。至於借閱誰人的詩集?也斯的《蔬菜的政治》該是首選吧。

《蔬菜的政治》裏收錄了不少以食物入詩的作品,例如〈香港盆菜〉:

應該有燒米鴨和煎海蝦放在上位

階級的次序層層分得清楚

撩撥的筷子卻逐漸顛倒了

圍頭五味雞與粗俗的豬皮

狼狽的宋朝將軍兵敗後逃到此地

一個大木盆裏吃漁民貯藏的餘糧

圍坐灘頭進食無復昔日的鐘鳴鼎食

遠離京畿的輝煌且試鄉民的野味

無法虛排在高處只能隨時日的消耗下陷

不管願不願意亦難不醮底層的顏色

吃久了你無法隔絕北菇與排魷的交流

關係顛倒互相沾染影響了在上的潔癖

誰也無法阻止肉汁自然流下的去向

最底下的蘿蔔以清甜吸引了一切濃香

凡是介紹本地美食,不管是哪位食家,總會讓觀眾看看他們在熒幕上津津有味地大嚼盆菜,除了「好吃」之外,卻從沒聽聞盆菜背後的歷史感悟,更遑論從盆菜排序體會到的社會階級、地域文化隔閡等的聯想,以及「食物們」最後共融共存、和諧共譜的終曲。這是地道食品的特色,也是香港文化的優勢。也斯的另一首詩〈鴛鴦〉,同樣寫出港式食品的特色,亦藉此暗喻香港政治、社會文化「混雜性」(hybridity):

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

香濃的奶茶,用布袋

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

沖水倒進另一茶壺,經歷時間的長短

影響了茶味的濃淡,這分寸

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

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

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還是保留另一種味道,街頭的大牌檔

從日常的爐灶上累積情理與世故

混和了日常的八卦與通達,勤奮又帶點

散漫的……那些說不清楚的味道

混雜與食物

詩寫於1997年,適值香港回歸,也斯當時的構想是:「鴛鴦如政治又如婚姻,互相干預卻又能和諧共存。」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滙聚中國文化與英國殖民歷史,求同存異,分寸如何把握得好?卻是一種藝術。一杯尋常的咖啡混奶茶,已蘊含說不清的學問。「河蝦」、「河蟹」爭拗不輟,想只是未拿捏好詩人心中的分寸吧。

創作由概念出發,「混雜」這個概念可以發展出短詩〈鴛鴦〉,也可發展出撰寫十一年的長篇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也斯說:

「香港回歸十二年,到了所謂的『後殖民時期』,經殖民統治後,港人的文化變成獨特的『中西滙聚多元文化』。我們漸漸認同自身的『混雜』……不同的種族、國籍、文化背景的人每天活在一起,使我們能在這彈丸之地嘗到不同種類的食物。我們喜歡吃意大利麵、日本壽司……在意大利餐廳中能找到三文魚刺身,還吃得津津有味。這種『後殖民食物』與我們的『混雜』如出一轍。」

小說由九七主權回歸當晚一場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展開。新知舊雨聚首一堂,席上除祖籍五湖四海的「香港人」,還有來自澳門、美國、法國、日本的朋友。宴後,眾人各散東西,在香港、京都、澳門、溫哥華、斯洛文尼亞、越南、法國等地演繹自己的小故事。最後,小說結束於角色「我」回歸中環的「七一吧」,與朋友對飲一口酒,靜靜地坐着看店裏的小女孩餵兔子。沒有宏大、曲折的敍事,也不是盪氣迴腸的愛情,就像在京都吃碗蕎麵、在澳門咬塊杏仁餅、在香港喝杯奶茶那麼簡單。

十二個獨立的短篇,構成一個整體,感覺宛如一道盆菜。舉箸之前,十多種食物層次分明。動筷撩撥之後,最上層的燒米鴨被擠到盆底,盆底的蘿蔔混到最上層,你要吃五花腩嗎?也許會因夾着附於肥肉上的蝦鬚,最終連蝦一併夾上來。小說亦如是,翻開目錄,只是條目分明的十二篇小故事,讀下去,卻原來每個小故事之間,都存着一絲微妙的牽連。總之,就是糾結不清的混雜。

後殖民寫照

「後殖民」是學院用語,普羅大眾只管叫作「回歸」。小說人物或許全屬虛構,唯一切切實實的是陳方安生,在第一章偶爾出場,卻恰巧坐在「我」的鄰桌。「我」在心裏問:「那些跟我們以前叫布政司現在叫政務司司長同座的外國客人,眺望窗外港灣的燈火一邊進食,一邊想像的又是一個怎樣的香港?」 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陳方安生是達致「平穩過渡」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她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裏,粉墨登場,身穿中國式旗袍與外國客人在中區酒店的法國餐廳出現,是「後殖民」最好的寫照。

每個小故事都從食物的角度切入,中西美食,琳瑯紙上,一篇一篇細讀,一款一款細味,發覺食物有情,情繫香江,小說中的人物縱然天南地北的四處流動,歸根結底,還是濃濃的「香港味道」。

文學作品必須有情,有情方能動人。也斯筆下的食物,不止於愛情,還有親情,且看他的散文〈蔬菜的秘密〉其中一段:

兒子回來度假,有興致弄意大利麵條。

我想起他從前最怕做飯洗碗……難得有機會看他準備做意大利麵,燒水至沸騰、加鹽,放入意大利麵條,攪拌,撈起。時間分寸拿捏來自練習的經驗,很好。Al dente,有嚼頭。

放進蒜頭起鑊,炒起舞茸菇、本菇(靈芝姑)、磨菇、台灣的有機杏香菇,還有荷蘭芹。橄欖油多一點少一點,注意火侯。成就了雜菇麵。

父子下廚共樂,不必山珍海錯,尋常一碟雜菇麵,亦令人回味無窮。而且,煮的有板有眼,評的重點分明,與你我認識的任何一位大師傅相比,絕不遜色。電視台的飲食節目若要找新鮮臉孔作主持或食評,不妨考慮也斯。

撰文:梁科慶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11

2011年9月22日

練乙錚
釋智教育:浪漫矣,能搵銀?

什麼樣的大學教育最能讓學術自由得以永續呢?周前筆者論此議題(〈能否斬件?如何保命?─論學術自由的安危〉,刊9月16日),認為「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無疑是答案的起點。這種教育,於古代中國儒家傳統裏有淵源;在西方,雛型見於希羅文化裏的「自由人教育」(拉丁文:liberalia studia)。無論中外,這種教育都是理想主義的,以追求真理、發展高階心智活動為主旨,不負責傳授生產知識和技能。

古代西方的自由人教育發展到今天,成為歐美所謂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釋智教育(有譯「博雅教育」,據筆者做的一點文史「訓詁」顯示,此譯法大不妥,不能用,詳見前文)。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談這種教育的內涵、現況及創富效益。鑑於香港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和家長提倡,筆者還試論此地若要辦真正的釋智教育而能成功,須有什麼文化特色和實用性。文章較長,分今明兩日刊登。

話說筆者當年到美國念大學,二年級寒假完了,回到校園不久,便聽到高年班同學熱傳一個消息,說哲學系某教授和歷史系另一教授為了一個學術問題爭辯經年而不果,要來一個公開辯論一見高下,全校師生都在邀請之列。嘩,老師之間如此「對簿公堂」,筆者這個香港仔從未見過,不可思議!

辦學算盤 也須打響

其實,兩位教授筆者都認識,前者治近代西方哲學,筆者選的馬列主義自修課,就是在他悉心指導之下完成的;另外那位,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史權威,之前有一次筆者選了他的課,但他認為筆者的英語閱讀水準遠遠未夠班,提議退修,筆者只得死死氣照辦。學校是小學院,全校學生不過一千三百人,但辯論那天,可容五、六百人的大堂一早坐滿,幾個門口通道也擠爆。論題確切是什麼,筆者已不記得,但辯論之熱烈,台下師生發言之踴躍,至今歷歷在目。到底是什麼驅使兩位老師,為了爭辯一個牛角尖,把自己的聲譽和面子都押上了?

談內涵,首重精神。學術自由不是一門具體科目,而是一種價值理想,建基於學者對真、善、美追求的熱切。如孔子:每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歌德的浮士德:皓首窮經為求至知,最後竟不惜把性命和靈魂都押給魔鬼。學者只有對啟蒙釋智的事業如此執着,遇到黑惡勢力阻礙他的追求,他才會奮力保衞學術自由,社會大眾才會意識到值得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把求知當一回事,那麼,有沒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值得操心。學者有這種熱切,自會時時處處於學術生活中體現出來,遇到疑惑勤於思辨,發現邪惡勇於批判,面對大多數人的定見中的謬誤敢於指出,故無論是同仁之間的辯駁、師生之間的答問、同學之間的琢磨,都會形成一種正氣,氣氛瀰漫於大學的每一角落,精神貫串到所有學科當中。這種對真理的浪漫,是釋智教育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學術自由永續的最大保證。

學科分割 不過人為

當然,浪漫不能當飯吃,有學術自由的地方,辦學的算盤也要打得響,能提供社會要求的經濟效益,最有效幫助學生建基立業乃至搵真銀;如此,家長歡迎,學生趨之若鶩,商界願意支持,學校的財政方可永續。前文談過德國歌丁根大學因學術自由而興旺,先在文學、法律等方面建立聲譽,繼而在數理化多方面造出劃時代的永恆貢獻,影響所及,連今天中國的國防科技最大成就,也可以直接追溯到這所大學(見本月2日文章)。有誰會問這間大學它的學術自由幾錢斤?所以,每一所大學的實用性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再詳細一點看釋智教育的實用面:學生學什麼,怎樣學,將來賺多少?

先看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釋智教育課程本應無所不包,不是只包括文學藝術(「arts」),甚至也不應限於一些文理學院裏頭的文科與理科。所有人類知識本來就像光譜那樣一體連通,正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所說,科技與人文在尖端蘋果產品裏已經分不開;學科分割只不過是一種人為限制、束縛,而釋智教育的任務正正是啟蒙釋智,因此理論上是不受學科分割所束縛的。大學完全可以用貫徹真、善、美的觀點和心法去傳授工程、商學等專業知識;大家想想,除了真,工程還美、商學還善,那不是更理想嗎?

如果因為財力物力等原因,對所授學科門類不能不有所取捨,可以理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應影響釋智教育原則的貫徹。舉例說,美國有一間Babson College很有名,就是以釋智教育精神辦商學的,尤以興業學(entrepreneurship studies)首屈一指。

還有一間 Harvey Mudd College 更可圈點,是一位開礦商人致富之後捐一大筆錢辦的,他並規定學校要嚴格按釋智教育原則辦學施教,學生的知識要廣博,認為在本科階段過分專精,也是對年輕人心智發展的一大束縛,長遠無好處;此校學生,理工課多修,人文課也不能少,起碼得佔總額的四分之一,絕不是修一兩個學期幾個學時的「通識課」就算,而是硬橋硬馬啃大部頭的真傢伙。由此二例可見,釋智教育的要義,並不在於所授學科是什麼,而在於提供一種獨特的教育哲學、理想、環境、氣氛和修業心法。

釋智教育 毫不遜色

有意思的是,培育理想並不影響增加市值,上述兩所學院的學生出路非常好,廣受工商界歡迎,口碑極佳。論剛畢業薪酬,Babson拍得住以沃頓商學院見稱的賓夕凡尼亞大學,Harvey Mudd則僅次於加州理工,而再比較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的收入,後者於全美兩千所大學之中排第三,還跑贏麻省理工一個馬鼻(詳見2010-2011 PayScale College Salary Report 於www.payscale.com)!若以其他實踐釋智教育、只授文理科的優質學院與一些港人熟知、以工商學系稱著的一流大學作同類比較,則前者亦毫不遜色!

筆者做了一點資料分析說明此點。利用上周剛出爐的今年USN&WR美國大學排行榜,列出最佳十間只授文理的釋智學院和十間工科最好的大學,按payscale.com提供的學生畢業二十年後收入作比較,兩組學校的這個收入中位數相差小於百分之五,理工組比釋智組稍勝而已。釋智組的十間學院排名依次是Williams、Amherst、Swarthmore、Pomona、Middlebury、Carleton(敝母校)、Bowdoin、Wellesley、Claremont McKenna、Haverford,都不設工學院;工科組十間名牌大學依次是: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大巴克萊、加州理工、喬治亞理工、伊利諾、密西根、卡內基梅隆、康內爾、普渡。如果再拿十間本科商學院辦得最好如U. Penn等的名牌大學來作同樣薪酬比較,則釋智組還小勝百分之二!

這些資料乍看有點反常。的確,本科畢業生拿着一個文理學位去找工,一般而言,機會總比不上念工商或其他專業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轉壞,不少文科畢業生找不到工,筆者剛大學畢業,在波士頓過暑假,還遇到過一位Wellesley College英文系女畢業生在街上賣熱狗過活,印象深刻(該校收生極嚴,民國時期女作家冰心便是此校畢業,校園落座波士頓近郊,景色怡人,內有Lake Waban,香港學生名之為「慰冰湖」。六、七十年代,美國上層社會還比較保守,流行大學男女分校,最好的七間女校,人稱Seven Sisters ,都很貴族,Wellesley是大家姐,質素排第一)。

端正態度 打好基礎

不過,今天的就業市場和四十年前很不同,要求高了。現在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常覺一個學位不夠用,很大部分都再念一個甚或多個學位,美國如是,在香港尤其如此。 從實用觀點出發,學生念第二個學位,通常選比較專業的。如此,頭一個學位念什麼,對最終就業而言,就不是很關鍵;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在前一階段掌握思想方法、表達能力、打好扎實廣博的知識基礎。然而,偏偏就是在培養這些重要能力上面,釋智教育最為有效。

有論者謂,最能訓練思考和表達能力的本科主修科,就是歷史、物理、本國文學和經濟,而不是一些實用學科如會計、精算。事實上,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學院(商、法、醫……),都更喜歡錄取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而那些受過一流釋智教育培養的,尤其搶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個道理,現在很多有眼光的僱主都已經明白。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學位既然至少念兩個,頭一個最好是在釋智教育底下念得扎扎實實的非專業學位。如此,論薪酬收益,上述釋智組的畢業生和理工組、商學組比較,不遑多讓而甚或有後來居上之勢,就不足為奇。

近二十年來,一些名牌學校不惜工本提供諸如「4+2」、「3+3」等精心設計的一條龍課程,頭幾年釋智開竅,端正態度打好真正廣厚基礎,中段包含一些具專業方向性的選修課,最後才進入實用科系求專精。筆者預言,在蘋果喬布斯所謂的後PC時代,這種高等教育裏的一條龍課程,勢將取代本科畢業即找工做的日漸過時觀念,成為主流。

釋智教育.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Thursday, September 15, 2011

The end of movable type in China

June 30 2010

Assorted Chinese lead type (Photo: Cheryl Yau)

Assorted Chinese lead type (Photo: Cheryl Yau)
While Western letterpress printing has made a recent revival, what was once considered one of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 is no longer a sustainable practice in its country of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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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Che Printing Company, preserved by its 81-year-old owner Lee Chak Yu, has operated on Wing Lee Street with its bilingual lead type collection and original Heidelberg Cylinder machine for over 50 years. Curious to learn more, I visited Wai Che—one of the last remaining letterpress shops in Hong Kong—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movable type differed and why this trade has become obsolete.

Movable type, made influential by Johannes Gutenberg around 1440,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defining typography as we know it today. Invented in China by Bi Sheng 400 years earlie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movable type was created as a system to print lengthy Buddhist scripture. As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mostly square, characters of uniform size and shape were easily interchangeable for printing. Kerning was not an issue; the letterforms had a balanced visual appearance by nature.

Exterior of Wai Che Printing Company (left); Owner and printer Mr. Lee with his wife (right) (Photos: Cheryl Yau)

Exterior of Wai Che Printing Company (left); Owner and printer Mr. Lee with his wife (right) (Photos: Cheryl Yau)

Lead type cabinets at Wai Che (left); the Original Heidelberg Cylinder Machine (right) (Photos: Cheryl Yau)

Lead type cabinets at Wai Che (left); the Original Heidelberg Cylinder Machine (right) (Photos: Cheryl Yau)

When entering the Chinese letterpress shop, an instant observation was the vast amount of characters in each set of type. Characters of the Latin alphabet were often organized either by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so named because of the separate case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majuscule and minuscule letterforms) or more recently in a California Job Case. Instead of using a type drawer,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typically stored in cube shelving with the type stacked into a square or column, facing outward for easy identification. Using a pair of tweezers, printers carefully picked characters out of a wall of tiled type and placed them onto a composing stick before setting up the chase.

Complete set of lead type at Ri Xing Typography, one of the last factories in Taiwan to p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type (Photo: catherine_sr, Flickr)

Complete set of lead type at Ri Xing Typography, one of the last factories in Taiwan to p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type (Photo: catherine_sr, Flickr)
Using Chinese Type

With an overwhelming Chinese character set, there was no standardized way to categorize type. Newspaper publishers had a dozen of each character and therefore organized the type by complexity of the strokes. Small commercial printers were usually more limited in their collections and had the type purchased as they needed them. In the 1950s, it was common for a Chinese printer to constantly have characters casted by a typographer based what they needed for a job. Larger sized characters would be custom cut out of wood instead. It usually took a day to cast a new character, and this method saved money, valuable storage space and avoided redundancy.

Typecasting moulds at Ri Xing Typography (Photo: catherine_sr, Flickr)

Typecasting moulds at Ri Xing Typography (Photo: catherine_sr, Flickr)

Letterforms were cast in the popular type styles, Song or Ming, named after the dynasty in which the regular script was developed. Chinese type specimen books, organized by radical or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s, acted more as a display of legibility and letter availability rather than style since typefaces did not come in many cuts, italic or weight variations.

Type specimen book from Tak Hing Matrix Type Founders Company (Photo: Cheryl Yau)

Type specimen book from Tak Hing Matrix Type Founders Company (Photo: Cheryl Yau)

Due to the amount of characters, Chinese lead type came in fewer sizes and measured on a scale of their own. Unlike the popularized point system, when measur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 larger the size number, the smaller the type. On a 7-size scale that ranged from ‘initial’ to 6—6 was the smallest type size available and legible in Chinese letterpress printing. When printing bilingually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printers matched the type in both languages optically with skill. Generally, a size 2 Chinese character was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24-point Roman type.
An Obsolete Practice

The invention of movable type in China developed with Gutenberg's mechanical press and hot type-metal, proved to have widespread and lasting success in Europe. But in practice, it was not suitable for Chinese—a language with over 45,000 unique characters. Typesetting in Chinese took “minding p’s and q’s” to a whole new level, and accuracy was challenging when characters were essentially compounds of many radicals and ideograms. Running a Chinese letterpress shop required an enormous storage space and basic literacy of at least 4,000 commonly used characters. In the 80's, Chinese matrix type foundries quickly went out of business as it became expensive to install government-regulated chimneys to release the toxic metal fumes. Unable to source new characters when needed, this affected the businesses of over 200 print shops alone in Hong Kong.

Words printed with lead type are much lovelier because they are able to preserve the beau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the grace of its individual brush strokes. Right now that is something you can't find in computer fonts.

—Chang Chiehkuan, Taipei Times, 2009

The use of movable type in China is now a rare business and found only in the rural village of Dongyuan for printing pedigrees. Although this traditional method has been replaced by offset and digital printing, there are single print shop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at still keep extensive collections of their lead type and press machines. Lately, there has been discussion about collecting these existing artifacts and setting up printing museums or digitalizing the complete fonts. Hopefully these projects will come to life soon, sharing and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Cheryl Yau is a graphic designer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and Toronto. In Fall 2010, Cheryl will begin her MFA in Design Criticism at the School of Visual Arts in New York. Visit cherylyau.com and her blog for more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