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在哪裡

by Jacky Tai on Saturday, 20 August 2011 at 02:39
（這是約半年前應邀所寫之短文，一直按下不表，似乎今天是時候了。）

大學在哪裡？假如大學是教學和研究的空間，它座落在大樓，在落地玻璃裡面，還是外面？假如大學是培育學生，開發知識和傳遞歷史文化的機構，它應當服務社會經濟，還是領導社會經濟？

1940年在香港逝世的蔡元培，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1917至1928年任北京大學第二任校長，其後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成立，而獨立於大學體制的最高研究機構，至此中國現代的高等教育體制才基本上確立起來，可以說蔡元培對大學之理念影響深遠。對他來說，大學是什麼？一言蔽之，教育是自由的場所：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厥為大學。大學教員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制。苟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註1)

如果我們就上文而總結，蔡元培以兼容並包的思想領導大學，實為後人之楷模，(註2) 這就有可能遺漏上文所透露大學之所以為大的涵意。仔細閱讀上文，蔡元培強調只有容許大學內各種觀點互相對峙，才能真正體現思想自由，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兩個問題：是誰容許大學內的不同立場並在？為什麼要讓不同立場並存才可以體現自由？

讀者也許以為，自然是大學校長，或者內地特有的大學共產黨委員，又或者香港的教資會，不應干預大學學術自由。然而，這個想法背後，豈不是恰恰假設了他們曾經干預學術自由，或者有權干預學術自由？假如大學學術自由從來沒有或不可能被干預，又何必如此鄭重強調？這就顯示出許多人一直不願坦承的事實：大學由政府資助，受政治氣氛和社會經濟條件所制約。上世紀60年代才有第一所中文授課的大學成立，比起1911年成立的第一所英文授課大學遲了五十多年，90年代初香港由原來兩間大學擴張至七間大學，內地大學由1999年開始大規模擴大招生，每年大學生人口上升五十萬左右。這些轉變都不是源自大學內部的需求，而是由大學以外的力量所左右。因此，與其說今天的大學遺忘了它本身應有的理念，不如說大學從來都在社會裡掙扎求存。學術自由不是金科玉律，不是陳述某一既定事實的命題(constatif)，而是一種態度，引發人們思考，要求他人回應，是表達，是行使，是運用(performatif)。正如德里達所指：「無條件的大學並不存在，事實上，我們非常明白。但是，按其原則和依於它所宣稱的使命，通過它公開明示的本質，它應當處於批判性的抵抗之中－－較之於批判－－更多地反抗一切獨斷和不公正的佔有的權力。」(註3)

這絕不等如說，學術自由不存在，大學就是任由國家和社會經濟權力所支配的地方。蔡元培強調，「言之成理」者，都應當受到尊重，不受阻礙地表達，這之所以體現大學為思想自由之空間，並不僅僅因為百花齊放這種形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可以「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通過學術交流形成一個個講理的社群，打破互不相干的態度，在異議中體現自由。在這樣的氣氛裡，大學非由大學教授一代人所獨斷，而實際上展現為知識傳承的場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果可以累積，經過歷史之浸潤而超越歷史地域的界限。這不是一個封閉的社群，這永遠是尚未完成，等待來臨，向下一代開放的社群。這樣一個講理的社群，它本身和權力運作的邏輯相排斥，權力無法製造道理，道理也不能帶來權力，正因如此，大學和外界恆常處於鬥爭之中。學術思想自由，就是要恆常地抵抗權力的入侵。

說學術自由本身就是抵抗，並不是要將大學變成由另一個權力支配的政壇，恰恰相反，事實上，大學一直無可避免要面對權力角逐和傾軋。2000年時鍾庭耀博士指，時任港大校長兼政協委員鄭耀宗教授向他的民意調查工作施加政治壓力，後來經調查後鄭教授引咎辭職，2010年時任中大校長兼政協委員劉遵義教授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由，拒絕學生會在校園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結果大批師生和校友集會，擁護雕像安放於校園。這些事件均說明，要充份描述大學的處境，並不能靠重建大學理念，因為這種觀點帶有不當的假設，大學的理念彷彿過去曾經牢牢植根在人們的心靈裡，它更投射出不切實際的幻想，就是大學跟權力沾不上邊，彷如遺世獨立的天空之城，而如今他們號召一代又一代人竭力去守衛它。

德里達說無條件的大學不曾存在，因為現在的大學都受一定條件所制約的。那麼，大學在哪裡？站在講台上的教授在做什麼？顯然他們在講授知識，而「公開宣稱」(professer, to profess)這個事件本身不是書本上的知識，它遠遠超出那些科學技術的命題，它是公開地宣講道理，而且要求他人也按講理的態度來切磋，所講的道理不能化約為任何權威以獲得其合理性，也就是說，在講課裡，講者和聽者不接受任何權力的統治。反之，講者要為他所講的負責。4在這個意義下，講課不是一個理論或任何一項行為，它不是要你聽命於傳統知識份子訂下的大學理念，它不是要你為達成既定目標而盡責，而是它本身就是負責的表現，它是承諾，是自由，甚至是對求真的信仰。

這種求真的信仰並不在政治、社會經濟或意識形態的條件裡，它只在每一個公開宣稱的動作裡，它只在學問切磋和異議裡，它不落入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的考量，不倚賴期終評核，也不涉及按學生能力的篩選。公開宣稱本身，起出了一條條命題的知識，它彷彿無所容身，也因而它不受權力和意識形態所干擾。假若權力要假扮成知識，試圖在公開宣稱中現身，以操縱人們的思想，人們將毫不費力地看清它的醜態。正如卡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註5)一文說，為了「和社會和諧一致」(in harmony with society)而做的事，人們其實毫不在意。

在互聯網鋪天蓋地的時代，大學在哪裡，這個問題已經越來越難回答。訪問學者、合約講師、交換生、工作實習、網上教學和討論等，令師生的流動性越來越高，比起六十年代師生留在校園裡學習和研究的情況已經很難相提並論。我們更有必要強調面對面講課的恆久意義，那是求真的信仰，人們公開接受質疑而甘願負責。這看似虛無飄渺，但是我們相信，只有在這一趟真誠的相遇裡，投身於求真和負責任的使命裡，哪怕只有短暫的時光，無條件的大學才成為「不可能的可能」。它不是理論上不可能，但它也不是任何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條件所能夠製造的可能，它不是任何大學排名和研究撥款所能營造出來。學術自由作為反抗，也是不可能的可能，大學不可能脫離一切條件而同時能支持學術研究，但在講台上，公開探討真理的自由也並非不可能實現。應該說，學術自由並不是社會經濟條件所賜予，它由我們所創造。康德在〈何謂啟蒙〉一文談到，人類的啟蒙最終靠自己在精神上做功夫(Bearbeitung)，才能離開不成熟的狀態。(註6)離開(Ausgang)，意味著為自己尋求出路(ausgehen)，而教育的根本目標正在於令人們走得更遠，在於培養下一代擺脫我們擺脫不了的枷鎖，這種自由的教育就是對權力最古老也是最堅定的反抗。


註釋
1 此為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書》所撰「大學教育」一條，見《蔡元培全集》第五卷，頁507-508，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轉引自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頁40-4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2 陳平原和葉國華都持這個想法。見陳平原，前揭書，頁41-42。葉國華，〈蔡元培：大學之道〉，載香港明報「名家名著」，2010年6月23。

3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pp.14-15.

4 Derrida, p.35.

5 Václav HAVEL, «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o the memory of Jan Patocka », 1978. http://www.vaclavhavel.cz/index.php?sec=6&id=2&kat=&from=2&setln=2#

6 Immannuel KANT, «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 1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