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國家與天下 梁文道 @ 2009-4-21

自从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分批废除简体字，重新推广繁体字，一个困扰中国人达百年以上的老争议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关心的时髦话题。比起简繁之争，更有趣的其实是它背后的思潮转变；夸张点说，这种思潮的变化甚至与近年“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隐隐呼应的关系，是中国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今天大家在辩论汉字繁简之争时，往往忽略了当年中国政府推动简体字，除去扫盲等种种便利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更终级的目标：那就是汉字的拉丁化。早在 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也就是当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为全国上下的普通话树立标准，还能让大家逐渐适应拼音文字，令它终有一日取传统汉字而代之。也就是说，简体字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汉字的拉丁化才是现代汉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传统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推手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却有志一同，所据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钱玄同，他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彻底，无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作‘新中国文 ’。或者简直叫作‘中国文’”。

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名人如此痛恨汉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尽管他们一辈子也在使用繁体字）？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当年的语言学家受到粗俗版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全人类的文字系统都可以列进一条单线进化的轨迹，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则进化至表音文字。汉字是种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实在落后太多。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由于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同音字的数量太多，所以汉字的发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着重字形构义，以免同音字造成误会与不便，这种特征和语音辨义的拼音文字大异其趣，开发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视像世界。 欧洲学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据此联想推论出种种中西文化差异的玄谈，很富“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有的嫌中国思维方式过度联接自然现实，所以缺乏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则反过来说汉字形体只需三两个具体模件，就能表达极抽象的意念，是种适合哲学的文字（例如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他曾赞誉汉字形体 “自有哲学工夫在其中”。无论扬抑，他们都晓得汉字是欧洲人的异己，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世界。

我的老师，哲学家关子尹先生就曾在《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中以“幾”为例，说明汉字抽象思维的特点：“‘幾’的金文从从戍，从二幺，即两条细丝并列之形，意会一些‘细微之极’的事情或事态，《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幾’中的‘幾’，即是此意；‘戍’则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来，便意会吾人对‘细微之极’的事象保持警惕。”一个“幾”字，在中国哲学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义”形容。“例如《周易·系辞下》中有‘知幾其神乎 ’、‘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语，很清楚的道出了‘幾’的认识与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后世号称‘十六字心传’的经典名句，因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幾’一字从从戍的要旨所在。”为什么一个字就能表达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这正是汉字以形构义的结果。

假如真把汉字拉丁化，变成一套拼音文字，不仅会造成一字多义等种种实际的麻烦，更有可能改变了汉语思维世界的特质。我无意在此比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同样会遇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正面介入当前的繁简之争。我感兴趣的，始终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改革汉字呼声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宁愿中断汉语思维本色的传统，也要奋力推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语言规划呢？

与今日大谈“中国特色”的情况相反，早辈中国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论为世界观基础，把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视为普世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它既高级又普世，我等不得不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尤其用心于旧中国的改造甚至扬弃，尤其钟情于普世大同的国际情怀。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一直到汉字拉丁化的倡议，尽见这种心意的急切。所以蒋介石虽也曾动过简化汉字的念头，但始终不及共产党人的坚持决绝，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计。

然而，这么说还是太过简单，很容易让人以为那些“进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从而忽略了汉字革命里头的复杂面向。

首先，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彻底地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 “ 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以语音为绝对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的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我们说的语言就不能不统一；否则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发音拼写出来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同时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以此为基础写出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而且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影响范围之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又必须有能够准确表达这套国语的文字系统。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了汉字，按自己的国语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连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虽然这样的叙述太过简略粗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它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