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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9, 2011

2011年2月10日
i-See主義
葉輝
解放廣場上的深紫色玫瑰

開羅解放廣場上有一團不捨晝夜地燃燒的烈燄,每天都看它好幾回,漸漸就覺得那真的是一束深紫色的玫瑰—原來齊澤克(Slavoj Zizek)也注意到了,廣場上有諸色人等的訴求,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愛國者……都來了,唯一缺席的(或出席了而沒有現身的)可能就是原教旨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清晰地看見不在場的西方霸權的身影,他們不在場卻明目張膽地遙控着那團烈燄的溫度,以及那束深紫色玫瑰的光譜。

開羅解放廣場上持續的怒吼,證明了西方自由主義者的犬儒智慧是徹底錯誤的,他們一直堅持一個錯覺,在阿拉伯世界,只有原教旨主義或國族主義才足夠力量動員群眾—但他們錯了,那一束深紫色的玫瑰倒是在原教旨主義者缺席下持續怒放,那倒是革命時期最陰柔的美。

阿歷山大的灰姑娘

在電視新聞畫面來不及覆蓋的解放廣場上,原來還有詩和音樂,有一個名叫Eskenderella的樂隊以詩的名義吶喊着自由和解放的聲音,Eskenderella是一個混合詞,意思就是「阿歷山大(Eskendereyya,埃及口語)的灰姑娘(Cinderella)」,這樂隊以動人的女聲詠唱黎巴嫩詩人哈達德(Fouad Hadad)的《你這青鳥》(You Green Bird)、埃及作曲家達維什(Sayed Darwish)的《甦醒吧,埃及人》(Wake up Egyptians)、埃及詩人奈格姆(Ahmed Fouad Negm)的《全體戀人集合》(All lovers gathered)……也許詩與音樂就像女歌手阿米拉(Emmanuelle Amira)所言:「所有不同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實際上表達了相同的和平、謙卑和愛念,在一個被疏離的社會表述的是名副其實的團結。」那詩和音樂,是革命時期最陰柔的美。

也許,已故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小說家馬福茲(Naquib Mahfouz)也錯了,他來不及目睹解放廣場上那一束怒放的深紫色玫瑰,才會有此宿命論:「生命總是太聰明,聰明得騙過了我們;如果它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它的店裏賣些什麼,我們會拒絕出生。」

另一位埃及小說家蘇維芙(Ahdaf Soueif)卻以平常心面對這場偉大的革命,她說她心目中的埃及地圖從沒改變,它永遠是一幅《愛的地圖》(The Map of Love),那是她在2000年出版的小說,講述兩個女子的故事:離了婚的美國女記者到埃及採訪,遇上一個美埃混血的作家;英國寡婦到埃及旅行時,愛上一名埃及民族主義者—小說裏的愛情和政治當然滿有現實的寓意,可她寫道:「那是過去的美,都擱在桌上:雜誌、圖片、一個蠟燭杯、幾本歷史書。你離開它再來看它而它仍在等你—從來沒變。你翻揭了幾頁,從頭再看,你可以揭開前言而知曉結局。而你述說那故事,人活在其中,他們卻只能訴說各自的部分。」

必須承認,我們對埃及其實所知無多,但我們願意耐心傾聽。比如蘇維芙告訴我們,她在前往解放廣場參加集會之前,竟有閒情爬上梯子,掛好一張剛剛洗熨好的門簾,那其實並不荒謬可笑,她寫道:「我只知道我需要為我的睡房掛上洗熨好的門簾,否則它會出現皺紋而要重熨。所以我在出門前花十分鐘將它掛好,再花半分鐘欣賞那柔順而滾滾如浪的雪白……」那門簾的白浪亦如愛的地圖那樣舒伸顧盼,是革命時期的日常生活最陰柔的美。

他們為什麼嘲笑民主

可這陰柔的美不一定包括被尊稱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或者就像馬福茲所言,埃及人並不是不愛民主,他們會為獨立而不惜犧牲,但他們還沒學懂珍惜民主,他寫道:「我為我們的1919年革命自豪,也為自己身為華夫脫黨員(Wafdist)而自豪,但革命的優先選擇並不是民主,而是擺脫外國的統治……民主還沒有在我們的文化中生根……我們的下一代甚至責備民主,一如責備貪腐和特權……大部分埃及人認定二戰後的民主毫無貢獻—沒有社會公義,沒有自由,甚至沒有完全獨立。他們嘲笑民主。」

必須承認,我們對埃及其實所知無多,我們只知道一點埃及的地理:地處非洲東北角而西奈半島伸入亞洲,位於地中海邊緣而憑尼羅河與中非聯繫,東隔紅海而對岸就是阿拉伯半島;也只知道一點埃及的歷史:歷來屢被外族入侵,西亞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地中海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尼羅河流域的努比亞人和北非的柏柏爾人都曾是它的統治者,它也曾像香港那麼淪為英國殖民地,獨立後親過蘇俄又靠攏美國……此所以在纍纍的歷史傷痕中,埃及人對外來文化倒是特別寬容。

但在此時此刻,我們還是重讀馬福茲寫於1956年至1957年的《開羅三部曲》(The Cairo Trilogy),從中或可見出解放廣場上那束怒放的深紫色玫瑰的「前傳」:從二十世紀初葉起,一家人三代從商,前兩代人的目光都集中於反英國殖民的學生運動和民族獨立鬥爭,全力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華夫脫黨,第三代人卻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或變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或變成激進的為馬列信徒……固有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被摧毀了,馬福茲說:「謊言、誘騙、欺詐、殘忍,像精明的商標和偉大的證書一樣通行無阻……」

是的,馬福茲一生憂患,儘管得享高壽,在這世上活了九十四年,還是來不及目睹解放廣場上的烈燄。我們也未必能看見但我們可以想像,那一束怒放的、散發着最陰柔的美的深紫色玫瑰,必如日常生活裏一幅門簾的白浪,將謊言、誘騙、欺詐和殘忍都淘洗乾淨,就像齊澤克所言:有若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說的標題—《一個都不留》(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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