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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15, 2017

蔣勳孤獨的美學家

2017-02-01

他既是畫家、作家又是教育家，身份繁多，不過談起蔣勳，大家還是馬上想到美學。蔣勳曾說過自己是用佈道的心情來傳播對美的感動。談美學聽來有點遙遠。但他總是能將美拉到現實。蔣勳的演講永遠擠滿了人頭。他言辭溫婉，感情豐富，演講時總見到女粉絲聽着不住點頭。到台灣採訪他，由美學講到池上，由教育講到生死，形象溫婉的蔣勳，骨子裡從小就反叛。他說自己認為美那麼重要，多少沿自少年時感受過威權的可怕，他說：「所有的威權傷害美。」

文：何兆彬　圖：大浩
（部份相片由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十月尾，當人群到了池上看秋收藝術節，蔣勳回到淡水，訪問在雲門劇場前進行。

新方法，講傳統

2014年，蔣勳應台灣好基金會邀請，到台東池上藝術村任總顧問，兼成為駐村第一位藝術家。池上人務農為生，蔣勳每天天一亮就起來寫畫創作，吃好山喝好水，跟大自然節奏，日入而息。除了創作寫畫，他把生活經驗寫成了書，更到處辦講座分享。10用底，記者先到池上採訪，再到台北找蔣勳；11月下旬，蔣勳來港主講了兩個講座，第一晚講蘇軾、紅樓夢，第二晚講《池上教會我的事情》，講座爆滿，連通道都站滿了人。

來港第一個講座就談蘇軾。問蔣勳，大學都在刪減文史哲的科目，怎麼他會認為這些題目年輕人會感興趣？社會不都認為它們都有用嗎？「不會，像蘇東坡這個人，他在這一千年以內，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跟我們共通的。什麼叫共通？人對人有基本的關心，但願人長久。他中秋節因為沒辦法跟弟弟共渡中秋，想起了弟弟，就寫了『但願人長久』，我們雖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我們還是在看同一個月亮。我想今天的小孩子，他寄個東西給美國朋友，可能都寫『但願人長久』。我們講蘇東坡，不要把他變成一千年前的宋朝，他其實是很現代的人。第一個太太王弗，27歲就死掉了，他一直忙，十年以後有一天突然夢到太太，他寫成《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我發現小孩子聽到都會感動，都有同樣的感覺。如果人類有一些基本對情感的美，它是不會變的。」

他不擔心社會覺得這些東西沒價值，他擔心的是辦教育的人對它們沒信心，「怕他們覺得它太難，太老了。重要的不是那個經典，重要的是二十一世紀，怎麼去給它新的解釋，你要讓它變成年輕的東西。像二千年前的荷馬史詩，荷里活讓它變成電影（《木馬屠城》Troy, 2004），找Brad Pitt來演呀，你會覺得它是個年輕的東西。有一次我看到《羅密歐與茱麗葉》（電影），他們找Leonardo來演。他像個富二代，穿個花襯衫，可是他在陽台念的詩是莎士比亞的。每個年代都需要戀愛呀，幾百年前Shakespeare跟女朋友念的詩，今天男孩子還是想跟女朋友念，我覺得這是共通的。」

蔣勳畫作《田野》

年輕人的虛無

蔣勳慕古，愛談紅樓夢唐詩宋詞。但他同樣喜歡接觸新事物，他甫坐下就跟記者談到動畫電影《你的名字。》、日本的《怒》（電影、小說），近年活躍於臉書專頁。我們好奇，蔣勳常跟年輕人聊，可知道他們的夢想？「有。我常常會提，你要知道你到某一個年紀，你是被人家認為⋯⋯是LKK（老扣扣），台語老扣扣就是笑你老到已經硬化了！」他笑：「所以你跟他講夢想，你也要很小心，因為他可能拿他剛拿到安非他命，然後問說老師，你要不要試試看這個藥品，他們在挑戰你。」他們有問你？你有試過嗎？「有，而且是晚上來按門鈴，他說老師你不是跟我們說，人生什麼都要試驗嗎？這是我剛拿到的。我說好，我問一下，我就打電話給我醫生的朋友王浩威，王說你最好小心，毒品本身那個成分，其實對身體傷害沒有那麼大，可是台灣很多是自己拼出來的假毒品，那個對腦傷害很大。我就問我學生：你確定這是真的嗎？他說不確定，我說那我不能吃，我希望我的腦部會少受損害。」

「可是這裡面說明一個事，他覺得你能不能參與我的部分，我的虛無、我的迷失，我對人生覺得沒有意義，他們是可以這樣直接告訴你，我覺得生命根本是沒有意義的東西。」蔣勳離開大學已有數年，他說在自己教學的後期，已發現新一代的夢想有所改變，「你已經發現說，你原來在台灣，因為台灣的解嚴以後，這種權威的東西不見了，所以他也故意挑戰你站在教室的講台上，你是一個老師，他們現在很大的快樂是挑戰那個東西。全世界的年輕人大概也有這個東西，就覺得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價值觀。對他們來講，共同夢想是擠在一起，一起嗑藥。我其實不敢完全否定他，我相信人的孤獨，有時候某一種對生命沒有價值的虛無感，他會這樣擠在一起，他也會彼此分享那個時刻的一種茫然的東西。」

文學拯救了我

蔣勳懂年輕人，因為他永遠反叛。他的孤獨不是結果，而是個選擇：「從中學開始有一點叛逆，因為那時候台灣是一個威權時代。每天到學校就是被教官（軍隊派來）把頭髮搞來搞去，他可以當場就剪你的頭髮，把你剪很難看！女孩子頭髮不能超過耳朵，女孩子青春期都愛美，我就看過留稍微長一點就被剪一大塊，女孩就一直哭。所以我一直記得美這麼重要，美其實是心裡面一個很本性的東西，青春期就是愛美的！可是所有的威權都傷害美，侮辱美！那個時候流行喇叭褲，然後他路上的警察也可以把你叫住，拿剪刀啪一下剪破！所以我對那個時代其實有一種反叛。」

小時候蔣勳很用功，是好學生，「我家教很嚴，每天背唐詩宋詞，所以也覺得你是一個好孩子。可是我讀了師大附中的時候，我每一天必須要坐車子在衡陽路跟重慶南路的地方轉車到我學校，在重慶南路（書局街）有一個東方出版社，最老從大陸搬來的東方出版社，裡面有非常多翻譯小說。我開始看《簡愛》、《咆哮山莊》、《傲慢與偏見》，看到托爾斯泰的《復活》、《戰爭與和平》。」

受壓抑，想反叛，他終於在文學上找到出口，「因為台灣那個時候都沒有錢，買不起書，書看完折一個角放回去，然後第二天再繼續看。我把四大本《戰爭與和平》看完！那種書都賣不掉，所以我就每天站在那邊看。我覺得那些文學幫助我去對抗了整個學校的威權體制，學校裡面的教育全是蔣介石的文告那種東西，很八股。我開始完全不讀學校的書，完全每天泡在東方出版社。所以我一直覺得文學對人類影響太大，只要有一本小說，它就保留了你去對抗不正義體制的一個方式。」

於是他做了個大膽決定，不考取高中，「我讀那麼好的一個初中，升學率這麼高，大概只有五個人沒有考取，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跑到一個別人認為很差的太保學校（飛仔學校）叫強恕中學。可是強恕中學很有趣，他是國民黨元老叫鈕永建創辦的，他跟孫中山革命之後，對政治沒有興趣，他就去上海辦了一個強恕學堂，他覺得教育比較重要，去教學生。當時校長是他兒子叫鈕長耀，他聘請了很多喜歡文學、藝術的人來辦這個學校，當時從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第一名畢業的一個學生叫陳映真，他就做了我的英文老師。他帶着我寫小說，我就完全叛逆了！」

台東池上不只風景漂亮，這裡的人民、情懷、文化也相當獨特，駐村兩年，使蔣勳思考城鄉距離、人與自然、農業、貧富、自然秩序與土地倫理等各樣問題。

「他也跟我一樣，覺得台灣這個教育體制裡根本其實是一個很八股的東西。所以我拒絕去讀學校教科書英文，到我高三畢業時，陳映真帶着我們讀英文本《異鄉人》，我覺得老師真的好重要！他說你為什麼覺得你英文不好，你英文不好，是因為你不喜歡過去英文那個教育體制。」

於是，他總跟年輕人談文學談古籍，要推介，他總說《紅樓夢》，「因為《紅樓夢》是非常年輕的一本書，它講的是13-15歲的小孩子的故事。他裡面批判保守，賈寶玉的爸爸賈政，就是假正經，它裡面一直在批評父權壓抑這個孩子。年輕人，你為什麼不看《紅樓夢》？《紅樓夢》就在講你的叛逆呀！我講《紅樓夢》的題目叫：青春、叛逆、流浪。林黛玉多麼叛逆呀？賈寶玉多麼叛逆呀！如果他在今天就是拒絕聯考的。他爸爸討厭他就是因為他一直不肯去考試，走做官的路呀，這是了不起的。」

華人壓迫孤獨

由《紅樓夢》他談到《莊子》，蔣勳一生受他影響，他曾著有《孤獨六講》：「莊子一直講的是人的自由，莊子有一句了不起的話的是：獨與天地精神來往。你不是父母的兒子，不是妻子的丈夫，不是孩子的爸媽時，你就是一個Individual，獨立的個人。今天所有年輕人都應該會喜歡，你回來做自己，不要怕做自己，孤獨在天地裡就完成你自己。它裡面有很活潑的東西，他跟儒家，要你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願望，也非常不一樣。你活着最重要是完成你自己，做自己，那沒有過時呀，反而年輕人最重要的東西。」

孤獨精神可是天生的？「我覺得是天生的。可是這個孤獨感我在書中有提到，在華人的世界慢慢不見了，是因為儒家非常不喜歡孤跟獨這兩個字。孤跟獨在《莊子》還有讚美，可是儒家是把人放回到社會裡面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我們在長大的過程很少有機會做自己。那今天台灣威權拿掉了嗎？不一定，我覺得這個東西還在。真正的威權是你不敢做孤獨的自己，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我舉一些例子，今年新政府裡面出來一個政務委員：唐鳳。」唐鳳是電腦高手，去年十月被台灣新政府委任為「數位政委」，他同時又是跨性別人士，「唐鳳完全是對抗儒家教育的，他的父母非常了不起，看到這個孩子從小學、中學就跟整個台灣的教育發生衝突。所以好，就不上學了。可是台灣有幾個父母敢讓孩子不上學？這個媽媽李雅卿在家親自教唐鳳，然後你看他可以在30歲的時候這麼優秀出來，對事情的看法、判斷，甚至在性別的選擇上這麼有他自己的主見。那是一個台灣很了不起的典範。可是我還是要講，是因為父母；第二個例子：現在在紐約最有名的服裝設計師吳季剛（Jason Wu），他小的時候是喜歡玩洋娃娃的。可是在台灣，男孩子玩洋娃娃會被班上的人笑，被老師指責的，所以媽媽覺得這個孩子太痛苦了，就移民到美國，結果在美國變成最有名的服裝設計師。

「舉這兩個例子，是我覺得華人的世界其實有一種對孤獨的壓迫。《孤獨六講》裡面有一個最重的話，常常被人家批評，是我講了：『母愛有時候是一種暴力』。母親因為愛你，你必須遵從她希望你的那個方式，如果是恨，我比較容易叛逆，愛是很難的。我很早背叛我爸爸，因為他都是威權式的，可是我對我媽媽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她沒事就端個雞湯來，然後又拿個藥來，隔上每十分鐘敲我一次門。」蔣勳苦笑：「我在裡面讀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她就每十分鐘來敲一次門，所以我才寫了那句。很多小孩子其實有同感，可是不敢講，因為母愛太偉大了。」

池上的農民收入
台灣跟香港年輕人一樣，對前景不樂觀，甚至是感到絕望的人大有人在，蔣勳關注年輕人，但會由經濟談起，「台灣年輕人感覺沒希望，明顯也有一部分跟經濟急速下坡有關。台灣的教育部也很麻煩，這幾年亂設大學，沒有控制，設計科系以前的人很少，可是這幾年每一個大學一直設，最後設計公司給他1.8萬（台幣月薪）他也接！」蔣勳：「這個時候，如果你再指責說你們怎麼那麼虛無？我講不出口，因為他生活沒有希望。」

生活在池上兩年，就有比較。人人都知池上風景美麗，175畝田上沒電線杆，人民生活簡樸，「池上的農民生活非常好，跟經濟真的有關係。我後來才了解，為什麼其他的農村，譬如西海岸的農村有一個崑濱伯，拍了一部電影叫《無米樂》，講種不出稻米、農田污染、稻米利潤那麼少的問題，其實原因就是台灣參加WTO，稻米跟全世界要一起競爭！池上農民梁正賢是我最尊敬的農民，當年他參加WTO後，非常敏感，就感覺到台灣的農業會出現問題，大聲疾呼一定要用自然農法/有機農坊，不要用化肥！可是很難，他說服了一家，隔壁還在撒農藥，那個土地跟水也會污染，他幾乎還跟人家打架。結果成功了，就是在這175公頃的池上大部分是有機農田，牌子上都是歐盟認證、日本認證。所以他的米價，是西海岸的五倍！」

結果一包池上1.5公斤冠軍米，能賣NT$560，西岸米只能賣約NT$100，「在池上，一個農民跟太太兩個人耕種，他們的收入大概相當於台灣一個大學教授的收入，生活沒有問題。這是大家對池上那麼美，池上為什麼可以辦秋收藝術節背後沒有去挖的問題，因為他經濟沒有問題。」美學與經濟互動，「經濟能夠穩住可是不是靠官方，是民間自己有一個力量說我們要走有機農法！」

有美景，有經濟，池上近年開始談藝術了。這裡每年十月辦秋收藝術節，全池上人上上下下都做義工。他們的願景，是將池上化身成充滿具藝術特質的農村，讓遊人喜歡，讓台東孩子不用往外跑。台灣好基金會先後舉辦了八屆「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這兩年又辦藝術村，現在正在蓋池上藝術館。農作物營收跟教育的關係密切，而藝術也不是裝飾品。

「最近我幫他們賣了110箱的米，錢是進到池上文化藝術協會。梁正賢（農民）告訴我說：我們池上的孩子讀國中、讀高中，出外讀大學全部都是由那個錢出，孩子就不怕交不起學費，我覺得真了不起！我常常想問，官方到底在幹嗎？這樣一個農村，6,000人有自己有一種社群的關系，自己來建立了社群的強度，所以我一直願意幫他，因為我知道他們在幫他們自己的農村。我現在也參加他們在池上藝術文化協會，今年畫展的錢裡面200萬已經匯進去了，因為我覺得這個農村可能是一個將來的典範，台灣也好、中國大陸也好，農村可不可能用這個模式去做，對抗都市裡的大盤剝削的問題。」

不會動手的大學生
一粒米裏面都有政治。由米價，與農作物的定價權，跟蔣勳一直談到大學學位的供應，他投訴「教育部亂設科」、「台灣很多大學要關門，因為根本招不到學生」，太多大學太多學位，惡果浮現：「從我們那個時候大概才20幾所大學，到現在180多所，所有的技職學校全部變成大學，是很好聽，可是學生反而根本不會動手了。所以大家說現在好怕大學生，因為請來講一大堆理論，不會動手的人。德國的職業學校非常強，職工學校出來就可以用，做家具也好做精工也好，有一個技能的部分。台灣這些年技能的學校完全廢掉了。」蔣勳當年在東海開設美術系，一直思考美與術兩個部分，「每一年招30個新生進來，我希望他們理解美術的範圍非常廣，美跟術，兩個字含義並不相同。術是講技術，我可以做版畫、拍照、水墨、壁畫，都是技術，可是達到美？美不是每個人可以達到，不見得是每一個人都有。甚至像梵谷這樣的人，不靠美術學院他也一樣變成大畫家。我跟同學們說，美術系老師能夠教你就是術的部分，美的部分是你自己可能要讀小說、聽音樂，經歷你的人生去完成的。」

早前《優雅生活》訪問過台灣首屈一指油畫修復師蔡舜任，就是蔣勳學生，也是經他鼓勵去意大利學藝的，「我跟他說，『不是每個人要做畫家的，你能夠把一個古畫修好非常重要。如果你去佛羅倫斯跟這個師傅，我一定去看你。』他在那邊待了十年，現在是台灣最好的修復師。美術系很看不起這個行業，就覺得那只是工匠。這裡面有一點中國傳統士大夫的觀念，就是我要做畫家，畫文人畫，然後他不願意做技術性的工作，其實這是大問題。我們過去太看不起工匠了，可是工匠非常重要。」

「我最近常常介紹在大英博物館裡展覽，從敦煌帶走那部《金剛經》，它是木刻版的，那是全世界最早的手工木刻的《金剛經》。你看到真的感動，那麼大一塊木板上面，一整片就是印刷術。世界最早的印刷術，可是這個人根本你連名字都不知道！可他就是工匠，我們的很多文明裡面真的是工匠在締造，可是我們又不給他一個位置。所以現在台灣就出現這個問題，教育裡一堆講很多理論，最後沒有辦法做事！」

後記：死過一次
2010年有一次，蔣勳昏迷了，差點死掉。「我現在心臟裝了支架，萬一有事情，要有人把硝化甘油塞到我的舌下，它可以擴大心臟血管。那天我剛好在台大醫院急診處的附近，所以我真的很幸運。」今年70歲的他，什麼都講，沒有禁忌，「生死真的就是一念，我在那邊醒過來的時候，醫生說你的支架裝好了。我就覺得，那個生命其實已經結束過一次，因為完全沒有知覺了，剎那之間所有的血上不去。生死其實每一分每一秒都跟我們在一起。沙特說，大家都覺得死亡離我們很遠，其實嬰兒誕生以後每一分每一秒就在靠近死亡，他是從存在主義哲學去講這件事情。可是有沒有發現，儒家不願意死亡，一個學生好不容易問孔子死亡是什麼，又被他罵一頓：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們都不敢對死亡發問。

上次「走」，他有遺撼，那就是記掛着昏迷前計程車錢還有沒有付！「那次走有遺憾，我覺得好像都完全不知道死亡怎麼回事，沒有準備，我覺得下次應該會好很多。」死過一次，他覺得人因為死亡，生命才有意義，「我覺得死亡的議題是重要的，因為你對死亡的充分了解，說明你可能對生命充分了解，如果死亡你故意避而不談，其實活着，是什麼也不清楚。」